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影响

在巴尔特的学术生涯中,他不仅注重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思和重建,而且还积极将这些文艺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实践和文学创作中。他的“文本”观直接影响到《S/Z》一书的写作。同时在这种实践中,巴尔特又进一步反思了他的“文本”理论并使其更加完善。在他的后期作品《恋人絮语》和《罗兰·巴尔特自述》中,这种“文本”观又表现为“片段式”的写作方式和“按照首字母排序”的做法等各种解构主义的文学形式,以此来映照这些作品中的解构主义的“文本”思想。这些作品与那些将解构主义的哲学纳入一种系统化、结构化和逻辑化的论证的作品相比,成功地避免了形式的逻辑性和内容的解构性之间的悖论。巴尔特用解构主义的形式来表达解构主义的思想内容,这种做法还深刻影响到后世的文学创作活动。

通过理论上的构建和批评实践中的运用,巴尔特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文学符号学思想,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比如,“片段式”写作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解构主义的写作方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德里达的演讲、克里斯蒂娃的学说和“五月风暴”接踵而来,在法国一度意气风发的结构主义遭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不同形式的攻击,一度陷入低谷。同时,作为新生物的解构主义很快占据了法国学界的制高点。凭借自身思想体系与外围环境间的密切亲和力,巴尔特很快成为解构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并使得“片段化”写作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解构主义的文学形式。他以“碎片式”的写作方式来攻击传统文学创作中的整体叙事,不断提醒读者对叙事的虚构性保持清醒的认识,消解了整体叙事所造成的真实感和完整感。虽然“片段”式写作在意识流小说中表现突出,但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形式上的不连贯来反映意识的流动性和非连续性。巴尔特则借助于“片段式”的写作方式,更加明确地强调整体性叙事的不可靠性。巴尔特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不仅提出了碎片化叙事的独特价值,而且阐明了它对整体性叙事进行颠覆后的历史意义,便是对世界本质和人的存在本质的进一步还原。在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甚至逻辑混乱的先锋文学作品中,作家们解放了灵感和才气,创做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片段式”写作显然是在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巴尔特对于传统文学叙事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同时也是文学创作活动的一项革新。

巴尔特“文如织物”的思想,对当下的网络(电子)超文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巴尔特强调文本是一种链接众多、彼此交互的网络,是一个能指的星系,是一个没有所指的结构,没有开头,可以颠倒,它取消了作者决定的文本的终极意义。读者可从几个不同入口访问它,入口不再具有主次之分,作者和读者一样平等地参与到文本意义的构建中。巴尔特的“文本”理论一经提出便备受关注,而且这种“文本”观竟在半个世纪后和当下流行的网络超文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网络(电子)超文本这一术语由美国学者纳尔逊于1965年首次提出,用来指“非相续著述(no-sequential writing),即分叉的、允许读者做出选择、最好在交互屏幕上阅读的文本”^[22]。《牛津英语词典》定义如下:“它是一种并不形成单一系列、可按不同顺序来阅读的文本,特别是那些以让这些材料(显示在计算机终端等)的读者可以在特定点中断对一个文件的阅读,一边参考相关内容的方式相互连接的文本与图像。”^[23]从这些观点和定义中可见,网络超文本和巴尔特的“文本”观都强调文本之间在意义上的流通性和相互影响,二者在根本性质上表现出了共同点。因此,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必然有助于我们认识网络超文本这一新生事物。

目前,学界对于网络超文本的研究刚刚起步,尤其是国内对它的关注主要见于为数不多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中。在这些研究中,我国学者梁勇较为全面地总结出了网络超文本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五点:

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由节点和链接),同时又和其他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24]

从上述特点可见,前三点与巴尔特的“文本”观不谋而合,后两点则更加侧重于电子技术性的发展水平和特质。巴尔特的“文本”观与这种“网络(电子)超文本”除了在存在形态和物质技术上不同外,在思想实质上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早在网络出现并得以普及以前,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已经描绘出了网络(电子)超文本的模样。它不仅使文本自身成为一个网络,而且文本和文本之间形成更大的关系网。人们根本无暇顾及文本的书写者,而只是关注文本自身;文本的结构呈开放性,文本的意义打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结构,交互往复,无开端也无结束,无中心亦无边缘。读者的阅读被赋予极大的自由,摆脱了寻找终极意义的阅读任务,读者享受到最大的愉悦,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文本的书写中。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对于网络超文本研究颇具指导意义,它从文学理论上印证了网络文学的合法性。巴尔特以独到的眼光预见了网络文学的到来,这更可以见出巴尔特思想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综上所述,从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多、涉猎问题之广、成果影响之大等各方面来考虑,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思想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说对于各种意义及其活动的关注,是巴尔特毕生的研究旨趣,符号学是最为有效的工具,那么文学则是丰富的研究实践对象。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直接影响到法国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研究,比如格雷马斯、托多洛夫和克里斯蒂娃等人的研究和思想。巴尔特以文学符号学教授的身份进入法兰西学院,也充分说明了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思想在法国学界的深远影响。此外,随着巴尔特作品的外译和二十世纪法国学术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巴尔特文学符号学思想在整个学界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然而,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丰富的文化意指系统,巴尔特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符号系统的关注并不亚于文学系统。他领先于学界开始了在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化研究,也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