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是针对精英文化而提出的。早在十八、十九世纪席勒(Schiller)、黑格尔(Hegel)等人的学说中已经初现端倪,但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研究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开始的”[27]。从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诺(T.Adorno),到马尔库塞(H.Marcuse)、本雅明(W.Benjamin)和哈贝马斯(J.Habermas),他们无不将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作为崭新的知识对象纳入自己的理论批评视野。在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大众文化研究的主旋律之外,巴尔特也展开了独特的大众文化研究。他说:“大众文化很难说是起源于大众,而是企业家推行炮制下来,其动机是赚取最大量的利润而非满足大众的美学需要。”[28]大众文化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人为性和欺骗性,这种情况尤其清晰地表现在资产阶级所制造的各种“神话”中,因此巴尔特便以法国社会中的各种“神话”现象为突破口来展开大众文化研究。巴尔特的《神话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符号学视角下所进行的大众文化批评研究,“罗兰·巴特(1915—1980)1957年出版的文集《神话学》,由是观之,是文化研究结构主义传统的一个先驱”[29]。
通过分析流行于二十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巴尔特发现尽管它们形态各异、表现多样,但它们都是承载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然之物。巴尔特试图寻找这些表象背后深层次的、规律性的东西。在庞杂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发现共性的东西并非易事,巴尔特通过长期的观察,借助于审美的、心理的、社会的等多种分析方法,发现法国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在本质上都以不同的形式涉及两种意义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一种改变、抽空和扭曲意义的过程。就在巴尔特对这种特殊的意义作用机制展开深入研究时,他接触到了叶尔姆斯列夫的思想,特别是他的“直接意指-含蓄意指”这一概念组,他感受到了语言符号理论对于研究意义问题的优势。因此,巴尔特将“直接意指-含蓄意指”和索绪尔的“能指-所指”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二级三度”符号学系统的观点,并通过丰富的实例进行了论证说明。巴尔特主要依据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和层次理论,从意义活动的角度对大众文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这种“内爆”式的研究范式,使得他的大众文化研究更具理论性、科学性和系统性。
巴尔特提倡从符号、意义的角度来研究大众文化的做法,在法国符号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的研究中得以传承。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符号权利的祛魅研究中,他将“资本”概念从原有的物质的经济的领域,延伸到文化符号的领域。巴尔特的大众文化符号学研究还深刻影响到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文化研究。从他的两部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30]和《解读大众文化》[31]中可以看出,菲斯克也是从意义的角度来切入文化研究。他在广泛意义上使用“文本”的概念,并提倡建立开放的、多义的、“生产者”式的文本,强调消费者主动参与到这种“文本”意义的活动,从而“说明从属群体在面对大众文化时能够获得意义、产生快感、塑造认同和规范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32]。可见,巴尔特的大众文化研究和他后期的“文本”思想,无疑是菲斯克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布尔迪厄是法国大众文化的权威,而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也早已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他们的研究的推进和学说的推广,巴尔特的符号学视角下的大众文化研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大众文化研究。
巴尔特提出的大众文化研究的符号学模式的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然而,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促使巴尔特提出这种模式的根本动因,是巴尔特要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渗透,是为了批判它的虚假性、人为性和欺骗性。“在他(巴尔特)看来,把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彻底打扮成无往不在的客观现实,是资产阶级急于把人类的全部经验等都纳入自身体系的一个庞大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资产阶级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将自然而然地披上普遍性、必然性和正义性的外衣。”[33]巴尔特以符号学为分析工具,以大众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展开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研究,所以巴尔特的“大众文化”研究又表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研究。巴尔特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增添了符号学的工具,使得整个研究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时也赋予文化结构主义研究以意识形态批评的功能。可见,巴尔特将现代语言学思想中的“意指理论”运用于文化现象的意义考察,对法国的日常生活和时尚流行所负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揭秘和批判,开创了意识形态批评的符号学研究范式。
综上所述,罗兰·巴尔特开创的文化符号学分析模式,对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巴尔特研究的影响下,学界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的性质、特点、运作目的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正是巴尔特让大众文化跻身于学术殿堂从而蓬勃发展起来”[34]。巴尔特采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来诠释大众文化,将符号学的理论触角伸向了神秘的意识形态领域,揭露并批判了渗透于大众文化“神话”现象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为大众文化理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毋庸置疑,巴尔特的思想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开辟了大众文化的符号学研究通道,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众文化研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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