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金枝
[摘 要]大兴寨苗族双语化的特点有:双语的全民性、双语的不平衡性。双语和谐表现为苗语和汉语的功能互补和语言结构互补。双语的竞争性表现为:汉语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兼用者呈低龄化趋势,少量儿童已不会说母语。其成因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婚姻组合、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关键词]大兴寨;苗族;双语化;双语和谐
大兴寨是一个苗族聚居的行政村,隶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该村分4个村民小组,村民皆为苗族,但来源不同,有世居与移民之分。3个世居的苗族寨居山坡或溪谷,1个移民苗寨居平地码头。该村全民双语,但双语人的来源不同,母语和兼用语的使用水平也有差异。大兴寨苗族的双语化、双语和谐及其成因的研究,对湘西苗族的双语关系以及语言和谐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大兴寨地理和民族概况
大兴寨双语化、双语和谐与其地理条件和民族情况密切相关。
大兴寨这一行政村共有252户,总人口1080人,均为苗族。该村位于矮寨镇的西部,西南毗邻凤凰县,西北连接花垣县。矮寨到花垣吉龙的乡村公路和峒河从寨的南北穿过。离镇政府所在地7.5公里,吉首城区37.5公里,是吉首、花垣、凤凰三县边境的物资集散地。全村总面积3100亩。山地地形,多山多溪。因山河阻隔,该村分为“黄岩冲”“喜苗寨”“敞坪”“寨上”4个自然寨,这4个自然寨的寨名都是汉语译名,不是苗语本名。
该村以农耕、林业、养殖、经商、劳务输出等多种经济手段为生。大兴寨的经济中心在“敞坪”。明末清初时期,水运繁荣,“敞坪”是峒河的重要码头,是湘西地区小有名气的集市。现在仍每五天赶一次集,周边的苗族人和城区的汉族人来此经商、游玩,人流量多时可达3000人左右。
大兴寨的文化中心在“寨上”。从1958年起,大兴寨中学就设在“寨上”,招收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是矮寨镇最大的学校。自1979年,中学迁移至矮寨后,大兴寨学校的规模逐渐缩小。现在是不完全小学,只有学前班到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规模200多人,教师多为当地苗族人,生源为本寨及周边村寨苗族子弟。
大兴寨的苗族来源不同,因而双语情况也有一些差异。“寨上”“喜苗寨”和“黄岩冲”3个自然寨176户多为世居苗族,多以苗语为第一语言;“敞坪”76户为移民苗族,多以汉语为第一语言。全寨通用语为苗语和汉语,周边村寨都是苗族聚居区,通行苗语或汉语。
二、大兴寨苗族双语化的基本特点
(一)双语的全民性
全寨6岁以上具有语言使用能力的村民共有983人,其双语情况如下:
上表显示,大兴寨苗族双语型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97.6%;没有人属于苗语单语型这一类别;不会说苗语只会说汉语的有23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4%。这些数据说明大兴寨苗族属于全民双语化的群体。苗语和汉语是该寨苗族很重要的语言工具。
(二)双语的不平衡性
大兴寨苗族双语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双语类型的不同
如上所说的居民来源不同,世居苗人母语水平比移民苗人高,汉语水平则低于移民苗人。世居苗人以苗语作为第一语言,移民苗人以汉语为第一语言。依语言习得的先后,可以把世居苗人的双语类型称为“苗-汉”型;把移民苗人的双语类型称为“汉-苗”型。
我们从10~60岁的双语人中,“苗-汉”型和“汉-苗”型各选取20人进行双语能力测试。测试内容是让测试者用苗语和汉语说3分钟话,介绍自家情况,测试标准分“流利”(能够自己独立完成说话,不需要他人提示)和“半流利”(能够独立完成说话,但需要他人提示)两个等级。测试结果如下:
上表显示:20位“苗-汉”型双语人,苗语均流利,汉语有5人半流利。“汉-苗”型双语人,苗语只有15人流利,有5人半流利;汉语均流利。这说明“苗-汉”型双语人苗语水平高于“汉-苗”型,汉语水平低于“汉-苗”型。可见语言习得顺序对语言能力是有影响的。
2.不同年龄段的人母语和兼用语使用水平不同
就母语来说,年龄越大使用水平越高,年龄与母语水平成正比。兼用语的使用水平则正好相反,呈低龄化趋势。寨中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会编唱多种苗歌,会说很多苗族民间故事。在调查时,一位62岁叫石花玉的老人,给我们唱了她自编的《修桥歌》,一位67岁叫石德义的老人会说很多苗族民间故事,而村子里的年轻人一般都不会了。对苗歌和苗族民间故事的掌握情况最能检验一个人苗语水平的高低,我们把能唱苗歌或说苗族民间故事者的苗语水平定为“很好”级,把听不懂苗歌、听得懂民间故事者的苗语水平定为“较好”级,把听不懂苗歌和民间故事但能完成日常口语交际者定为“一般”级。以上述标准,我们对大兴寨“敞坪”和“喜苗寨”两个自然寨6岁以上的487个双语人进行穷尽式调查,列表统计如下。
上表显示:在“很好”级里,50岁以上双语人中,有61.18%的人会唱苗歌或说民间故事,30~49岁有39.88%,6~29岁只有9.30%。可见,苗族民歌和民间故事的传承出现了明显的代际断裂。
而汉语的使用水平正好与苗语相反。全村983个双语人,人人都会说汉语。40岁以上的,有部分人能听懂普通话;40岁以下的都能听懂普通话,有的还能说普通话。青少年的汉语相当流利。全村已有23个3~10岁的儿童只会汉语还不会苗语。
3.双语人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双语水平也有所不同
大兴寨4个自然寨中,“敞坪”位居全寨中心,有公路经过,交通方便,人流量最大。“寨上”在公路旁边的小山坡上,要走山路下坡才可乘车,交通也算方便,但有山坡阻隔,人流量不大。“喜苗寨”在峒河对面,入寨口有一狭长阴森小道,天黑后,很少有人敢进出村寨。“黄岩冲”最偏僻,被山水阻隔,独居一处。乘车进城、进村赶集要走3公里山路。从交通角度看,该4寨地理位置按便利与否的排序依次是“敞坪”“寨上”“喜苗寨”“黄岩冲”,使用汉语能力由高到低的排序也与此相同,而苗语的使用水平正好与此相反。可见汉语水平的高低与交通是否便利有直接的联系。
4.对母语的语言感情不同
大兴寨苗族存在“苗语-汉语”和“汉语-苗语”两种不同的双语类型。“苗语-汉语”型双语人是大兴寨的世居民族,即很早起就在这里定居的。“寨上”“喜苗寨”“黄岩冲”三个村民小组就属于这一类型。这三个村民小组有176户,850人,他们一家几代人的第一语言都是母语,对苗语有深厚的语言情感,苗语是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感情的最佳工具。苗语在他们生活中起到传递信息和维系民族情感的双重作用。汉语学习时间晚于母语,学习途径主要是学校教育,或在“敞坪”赶集与操汉语者做买卖学会的。一般在成年后,汉语能说得很流利,但仍带有苗语腔调。汉语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传达信息的辅助工具。
“汉语-苗语”型双语人是“敞坪”小组的苗族。这个小组有76户,230人,男方是从外地迁居而来的汉族。他们的先辈由于经商或逃壮丁来到此地,后因与世居苗族通婚而定居下来,虽然民族成分为苗族,但早期并不会说苗语。移民苗族的第一语言是汉语,对苗语的感情不及世居苗族深厚。他们在家里一般都说汉语,因娶世居苗族为妻,又常与操苗语者有生意往来,时间长了,也就听懂苗语了,还能说一些苗语日常用语。但他们说的苗语不太地道,发不出小舌音,带有汉语语调。世居苗族把移民苗族不够纯正的苗语称为a33(汉语).uŋ53(苗语),义为“汉苗语”,把移民苗族居住的“敞坪”称为“q33(寨)ε53(新)”,义为“新寨”,以示与世居苗族寨的区别。作者的父亲是“汉语-苗语”双语人,住在“敞坪”,母亲是“汉语-苗语”双语人,娘家住在“喜苗寨”。父亲很喜欢说汉语,母亲很喜欢说苗语,父亲对苗语、苗族文化的情感远不及母亲。
三、双语的和谐互补与相互竞争
苗、汉语长期共存于大兴寨双语人的语言生活中,久而久之,便形成良好的和谐互补关系:在功能上既各司其职,又互相补充;在本体结构上既独立发展变化,又相互借用语言成分以扩大各自的表达功能。
1.语言功能的和谐互补
语言功能的和谐互补主要体现为:在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语言,或在相同的场合,交替使用两种语言。
村民的交际用语以苗语为主,但也说汉语。世居苗族之间习惯于用苗语交流,他们觉得这样亲切自然。世居苗族与移民苗族之间可用苗、汉两种语言交流。出于礼貌原则,世居苗族会主动说起汉语,移民苗族会主动说起苗语,世居苗族觉得用汉语表达不充分时会换用自己熟悉的苗语,而移民苗族觉得自己用苗语表达不自然时,也会改说汉语。双方之间时而说苗语时而说汉语,语码转换非常自然顺畅。
学校用语以汉语为主。大兴寨的课堂教学一直是以汉语或汉语为主的教育,只在学前教育和低年级教育以苗语为辅助手段。课余时间,教师之间一般说汉语,有时也说苗语。学生之间,低年级同学一般说苗语,高年级一般说汉语;世居儿童一般说苗语,移民儿童说汉语。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上学就是学习汉语文。对普通话和对西南官话有普遍的认同态度,对普通话的认同程度更高,认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一种本领,受到当地人的羡慕。
公共场所(如集市、店铺、医院等)苗、汉语都用。公共场所人口流动性大,常常聚集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人。生意人一般是本寨人,少量是外地人;顾客多数为外地人,少量是本寨人。外地苗人本来就会说母语,外地汉族人因常来赶集也学会说简单的苗语。集市上到处可见人们用苗语或汉语讨价还价。
2.语言结构的和谐互补
双语人长期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必然会借用对方语言里的成分来丰富自己。最容易借用的成分是词汇,其次是语音成分或语法结构。大兴寨苗语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借用词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副词等多个词类。借用汉语名词的如“伞、盆、学校、汽车、电视”等;借用的动词“想、抠、捶、敲、压、怄、输、赢”等;借用的形容词如“贵、便宜、蠢、宽、蓝”等;借用的量词如“本、部、架、角、分”等;借用的副词如“很、最、马上、常常、刚刚”等。在语音上,借用了汉语的声母[f]和儿化韵母[]。在语法结构上借用了一些新的语序。如苗语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固有语序是修饰语后置的“名+形”语序,汉语的“红花”,苗语是“花红”。但受汉语的影响,借入少量“形+名”语序,如“小路”“甜酒”“白糖”,苗语也用了相同的语序。
汉语也借用苗语的语序,其中最常见的是“形(述语)+名(宾语)”语序。大兴寨苗族所说的苗语形容词可以带宾语,“冷手”“大肚子”“熟饭”“苦盐”“白头发”“饿肚子”“干水”等“形+名”类述宾结构使用频率很高。当地汉语也说为“冷手”“大肚子”“熟饭”“苦盐”“白头发”“饿肚子”“干水”类述宾结构。而湘西其他地区的汉语则说成“手冷”“肚子大”“饭熟”“盐咸”“头发白”“肚子饿”“水干”的“名+形”类主谓结构。其他地方的汉族都说大兴寨苗族说的汉话是倒的。在语义搭配上,该村苗族所说的汉语也借用了苗语的语义搭配关系。如大兴寨苗语把普通话里是“难吃、不好看、不好走”“烤火”“住在”等说成“丑吃、丑看、丑走”“向火”“坐在”,当地汉语的说法与苗语相同。
3.双语的竞争性
双语除了和谐的一面外,还有竞争的一面。这是因为,两种语言功能不同,有强势和弱势之分。汉语是强势语言,苗语是弱势语言,他们在日常使用中必然会出现相互竞争。
大兴寨双语关系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使用范围大小不同。苗语的使用范围主要在家庭、集市、商店、医院等生活场所。汉语的使用范围不限于生活场所,在学校、村外主要用汉语。②学习两种语言意愿的强弱不同。大兴寨苗族对汉语有文明崇拜的心理,认为汉语是先进民族的语言,明确意识到只有汉语才是帮助子孙后代走出山寨的桥梁,都希望自己的后代学好汉语,对后代学好汉语的意愿非常强烈,而会不会苗语,苗语水平如何,他们则不在意。③语言使用水平的变化趋势不同。苗语的使用水平呈弱化趋势:年龄越小,水平越低;汉语的使用水平呈强化趋势:青少年水平最高,兼用汉语呈低龄化趋势,并且有少量儿童只会汉语。
四、大兴寨双语关系及双语和谐的成因
1.经济发展是推动双语化及双语和谐的重要动力
大兴寨苗族的双语和谐主要取决于该地苗族经济生活的需要,经济生活的类型及特点,支配着该村苗族双语的类型及特点。大兴寨苗族之所以长久地使用苗、汉两种语言,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兴寨苗族多种形式的、开放的经济生活。明末清初时期,湘西苗族地区主要是农耕经济,很少与外族交往。很多苗区流传着“铜不黏铁,苗不黏客”(苗族人称汉族人为“客”),即苗族与汉族互不往来。苗族地区一般不兼用汉语。后来,由于大兴寨苗族与迁居来此的外地汉人有了经济往来,其经济生活已由单一的农耕经济转型为以农耕为主、兼以经商的开放型模式。本地苗人与外地汉人同在大兴寨的码头集市,互通有无、平等交易。由于贸易行为是一种互利行为,由此而形成的语言关系自然是和谐的,这是大兴寨苗人兼用汉语以及苗、汉双语关系长期和谐的最根本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兴寨苗族经商人数不断增加,商业交往而带来的语言交流比以前更为频繁,双语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双语和谐度也不断提高。
2.教育普及和文化传播为双语化和双语和谐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教育普及和文化传播也是推动大兴寨双语普及的重要因素。1958年,大兴寨中学建成,招收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这是当时矮寨公社唯一的中学。该寨也成为矮寨镇的教育文化中心。老师用汉语上课,有时也用苗语讲解。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既帮助该寨苗人更宽泛深入地了解汉语和汉文化,也改变部分苗人的生存境遇。1983年大兴寨考出第一个中专生,1985年考出第一个大学生,给当地人极大的鼓舞,增强了“读书跳农门”的信心。如今,大兴寨1080人中,外出工作(不包括外出打工)的有222人,占总人口的21%。这个比例在湘西苗寨是很高的。因学校教育而改变命运的人群,又激励更多的人努力学习汉语。为了更好地接受汉语教育,许多家长都有送子女到城里读书的意愿。2007年开始,已有2户人家把小孩送到吉首城里读书。更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必然会推动汉语水平的提高。
文化传播也是大兴寨苗族习得汉语的重要途径。1967年,成立广播室,每天早晚用苗语和汉语对全体广播。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视开始进村,现在家家有电视,人人用手机,村里还有一所网吧,很多人会用网络。大兴寨苗族与外界接触越来越宽,汉语水平自然越来越高。
3.移民苗族与世居苗族通婚是大兴寨苗族实现家庭双语和谐的重要原因
让苗、汉双语走入家庭的桥梁是移民苗族与世居苗族通婚。在移民苗族与世居苗族组成的家庭里,母方亲属都说苗语,父方亲属说汉语。父亲和母亲经常是你说你的汉语,我说我的苗语,互不干扰。有时,父母双方也会交替使用汉、苗语,但说不了几句,又各自说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了。他们的孩子5岁左右就会说汉、苗两种语言了。作者本人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完成双语化的。作者的父辈来此定居已有五代了,这种婚姻组合在大兴寨始于何年已无法考证,已有100多年的时间。移民苗族其实是汉族,由于历史问题,苗、汉之间出现过民族矛盾。100多年的通婚时间,使汉、苗双语得以在移民苗族与世居苗族家庭里和谐并存。
4.地理环境为双语化和双语和谐提供了有益的客观条件
与周边的苗族地区相比,大兴寨是双语化较早的村寨。在矮寨镇所辖的16个行政村里,大兴寨在明末清初时就已开始双语化的历程,而其他村多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得益于大兴寨的地理优势。大兴寨处于峒河上游的河滩冲击处,地势平坦,便于船只停靠,货物囤积,适合于做码头。而码头人员汇集、商业往来给苗、汉语交流提供融洽的语言接触平台,因此,得天独厚地理环境是大兴寨双语和谐的有益条件。
以大兴寨所辖的4个自然寨相比,地理位置最好的“敞坪”也是双语化程度最高的村。“敞坪”东边有公路,进出方便;西边有清澈的峒河,宽阔的河滩,便于村民用水和举行集庆活动;沿河有集市,赶集时可经商,节日时可搭台唱戏;河上有石桥,连接另外两个自然寨以及凤凰县的苗族村寨。其他的3个自然寨,“寨上”位于坡顶,赶集或进城要下到坡下的“敞坪”来。“喜苗寨”位于峒河对面,入寨口有一狭长溪谷,阴森恐怖,进入寨不太方便。“黄岩冲”位置最为偏僻,被山河阻隔,举目四望皆“黄岩”,进村赶集要走2.5公里山路。这4个自然寨,“敞坪”兼用汉语最早,汉语水平也最高。寨里有几个6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用汉语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书中的人物故事,儿童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其他3个村的60岁以上的老人只能用汉语完成日常交际,小孩的汉语要等到7岁入学时才得到快速提高,双语化的年龄较“敞坪”晚。
四、大兴寨苗族双语化及双语和谐的启示
大兴寨苗族的双语化及双语和谐是顺应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语言现象,是当地苗族为了适应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对语言的使用功能进行调节的结果。大兴寨苗族的双语和谐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村民的文化素质,加快了当地的社会进步。双语和谐是大兴寨苗族语言生活的主流模式,也是应该长期保持的语言生活模式。
但大兴寨苗族的双语关系也有不和谐的一面。如青少年母语能力的下降、苗族传统文化的流失、汉语文能力较低等。这些因素影响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多元格局的维护以及当地苗族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1.青少年母语能力下降
语言能力的高低通常反映为词汇量的大小。苗语词汇中四音格词是常用的语言单位,四音格词掌握的多少常常能反映一个人苗语水平的高低。我们曾对不同年龄段的人掌握苗语四音格词的数量做过调查,57岁的石六勇掌握1718个,35岁的石金华掌握1255个。16岁的石建明掌握786个,年龄越小,掌握的四音格词越少。青少年的母语能力多限于常用的生活词语。
2.本民族文化的流失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一种语言承载着与这种语言相关联的文化现象。语言使用能力的下降,伴随着文化的流失,从而转向与主体民族的文化习俗趋同。20世纪70年代,大兴寨苗族的母语能力还很强时,苗族的文化习俗也保存得很好。作者至今还记得傍晚时随小姨去打鼓、婚丧嫁娶时随妈妈去唱苗歌的情景。还记得隆重的正月十五舞狮会、八月十五赶秋节。当时,苗族妇女都珍视精美的苗族服装、做工精美的银饰等物品。人们的生活渗透着浓郁的苗族文化习俗。如今大兴寨苗人的母语水平降低了,口头文学传承链断裂了,与此相关的苗族文化习俗也从生活中消失了,这对多元文化的建设无疑是一个损失。
3.苗族儿童汉语文能力偏低
汉语文化能力主要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与吉首市城区相比,大兴寨苗族儿童这四项能力都偏低,特别是“写”的能力。2005年,我们抽查大兴寨小学二年级到五年级小学生的作文,发现作文词汇量很少,雷同现象很普遍,大家都从书上抄写句子。与汉语区的作文水平有较大差距。
语言的使用是人们的自愿选择。我们只能既顺应双语化的潮源,又注意引导人们重视自己的语言文化,协调苗、汉双语关系,使大兴寨苗族的苗语、汉语和谐关系得以长期维持,苗语、汉语在大兴寨苗族的二元语言文化格局中得以共生共荣。
参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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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构建和谐的多语社会》,戴庆厦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收入本论文集时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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