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文化平等权

一、 教育公平视角下的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时下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存有三种观点: 教育具有促进个体垂直向上流动的功能、 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 教育公平与否决定着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以教育公平视角梳理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的文献, 本文得出不同的结论, 即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 但是这种流动具有有限性与相对性。

出现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问题, 诸如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等、 教育不公平、 教育收费, 一直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所关注, 通过借鉴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布劳-邓肯的职业结构模型, 以社会转型作为现实背景, 这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探究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效度。 通过将教育、 社会流动两个概念具体化与操作化为可测量的变量, 并以其作为关键词搜索CNKI所收录的相关文章, 最后笔者精选30篇核心期刊文章作为分析文本, 梳理与分析其研究思路与结论, 发现现有的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存有以下三种结论, 即教育具有促进个体垂直向上流动的功能; 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 教育能否促进社会流动取决于教育公平与否。 以这三类结论作为分析框架, 以每一结论下的文章作为分析文本, 本文预从教育公平视角入手解析当下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现状, 如此, 既可以为进一步的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提供概括性的背景资料, 又可以为教育制度与政策等的制定提供经验基础。

(一) 教育与社会流动: 有限性与相对性

教育, 作为一种后致性因素, 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 这是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的一种结论。 这一结论下的研究可以细致划分为两类研究方向:

以量化研究证实教育具有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 这类研究多以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 在对诸如家庭背景、 职业收入、 教育程度等变量操作化后建立各种统计分析模型, 探析教育与代际流动之间的关系。 如, 郭丛斌与闵维方二人以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 (2004)” 数据作为分析资料, 探查家庭背景以及子女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独立影响。 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二人发现, 虽然以父亲收入、 职业、 政治面貌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对子女的社会地位获得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子女的后天努力对其职业状况的作用更为显著, 且子女所受教育年限有助于其摆脱父亲所赋予的先赋性因素的作用。 郭丛斌认为, 教育 “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 承载着促进社会流动、 保证社会公平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 在与闵维方合著的另一篇文章中, 郭丛斌基于同样的研究数据, 通过建立通径分析与logistic回归模型, 在对城镇居民的教育程度与代际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指出, 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对子女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要大于父亲收入这一先赋性因素的作用。 二人的研究亦指出, 受访者代际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传递性, 即大多数子女的收入组群与父亲的收入组群相一致,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高收入与低收入两个组群中。 可以促进代际流动这一结论在郭丛斌与丁小浩二人对教育与职业代际效应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亦可发现, 他二人通过对国家统计局2000年城镇居民住户的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 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 具有促进子女进行职业代际流动的功能, 且这种功能较为显著。 二人认为, 教育有助于劳动者跨越代际效应。

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流动这一结论下的第二类研究, 侧重以社会转型为现实背景, 将社会阶层属性引入研究视域, 这类研究的结论也较为相似, 即, 高等教育虽然具有促进个体垂直向上流动的功能, 但是对于不同阶层属性的个体来说, 这一功能的作用程度并不相同。 如, 吴坚以高等教育扩招现象作为分析文本, 指出, 虽然高等教育以学生的能力、 素质、 专业、 技能作为筛选标准, 但是受社会、 经济、 政治等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结果与高层的职业地位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必然性。 他发现, 在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相异的发展趋势, 即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 在垂直向上流动的过程中, 也往往处于优势位置; 家庭条件较差的大学生, 在垂直向上的流动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位置。 吴克明与卢同庆等人的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 高等教育在促进个体垂直向上流动方面的功能具有弱化趋势, 他们具体探析了这一现象的诱致原因, 发现, 教育不公平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吴坚的研究证明, 教育具有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 却无法证明教育可以促进代内流动, 而吴克明与卢同庆的研究则显示, 高等教育虽然可以促进个体垂直向上流动, 但是在流动过程中却也受制于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 可见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具有有限性与相对性。 董泽芳与陈新忠的研究亦显示, 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过程会受到诸多限制性因素的影响。 他二人通过对某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 从不同方面对受访者教育程度与其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 高等教育虽然具有促进受访者社会流动的功能,但是数据分析结果亦折射出存在于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教育问题, 如低收入家庭缺少优质高等教育机会、 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 学生在不同层次、 类型、 形式与地区间难于进行教育流转等。

以上文献分析发现, 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正日益成为 “社会筛选的主要手段和上升流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相关研究亦显示, 教育与社会流动并不只是单线的对应关系, 在个体接受教育与社会流动的过程中, 家庭背景以及政治、 经济、 文化等环境因素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郭丛斌、 丁小浩、 闵维方、 董泽芳与陈忠新等人的研究侧重通过数据分析对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 这可以给读者以清晰与直观的印象, 但却忽视了作用于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其他影响因素, 如经济收入并不完全等于职业收入, 父亲的职业地位获得并不必然为一次性获得, 仅仅依靠量化数据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会忽略诸多重要的影响因子。 吴坚、 吴克明等人的研究将教育具体化为高等教育, 并将其与现实背景结合, 探讨教育对不同阶层群体的社会流动的功能, 丰富了教育与社会流动的研究思路, 但是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字表述, 缺少现实经验例证, 易造成纸上谈兵的错觉。

以上研究虽以不同的思路、 方法证实, 教育可以促进个体垂直向上流动, 但从中亦可发现, 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有限性与相对性。 如, 郭丛斌等人的研究虽证实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力大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力, 但他们同样强调家庭背景的作用效果, 这体现出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有限性, 且他们的研究多为证实教育具有促进职业、 收入代际流动的功能, 并未证明教育可以促进代内流动, 这体现出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相对性。 而吴坚等人对高等教育功能弱化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此结论。 从教育公平视角看,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教育的有限性与相对性, 直接蕴含着当下的教育公平问题, 父母自子女出生便开始谋划子女的未来发展, 如家庭资本优渥的个体从小可以接受琴棋书画等各个方面的教育, 而家庭资本有限的个体, 在教育起点上便处于落后位置, 而其后教育过程中的择校、 专业选择、 就业等也因为教育起点的不同、 教育过程中的资本干预使不同阶层家庭的子女在教育过程中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 整个教育过程渗透着教育公平问题。 正如钱民辉所指出的, “教育确实能促进人们向上社会流动, 但它的作用是有条件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

(二) 教育与社会流动: 社会阶层的再生产

个体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弥补先赋性的自然与社会差异, 教育的这一功能一直为人们所默认, 直至布迪厄以文化再生产理论打破这一统治阶级建构的虚假幻象, 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教育亦具有促进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作用。 教育与个体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的第二类结论, 即证明教育有助于阶层再生产。 该结论下相关研究侧重从学校文化、 家庭资本等角度切入, 探析教育促进阶层再生产的社会机制, 既关注不同类型学校的教育差异, 如重点与非重点中学、 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 也关注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 如初中教育与高中教育, 对不同教育主体的作用效果, 如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亦有所关注。

以学校文化作为切入点, 王鸥、 熊易寒、 周潇等人在对学校课程设置、 教学内容、 学校德育等的分析中揭示出学校促进阶层再生产的教育机制。 如, 王鸥以中学教育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为切入点,将学校视为各种资本交互作用的权力场域, 在这一场域中, 学校所建构的是一种符合社会中上阶层家庭文化惯习、 生活方式的主流文化, 具体表现在课程知识内容与道德行为规范上, 来自社会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较易于接受此种文化, 并形成与该文化相适应的语言、 思维、 惯习等, 在其未来的发展中也易走向中上阶层; 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 因为自小的生活与文化惯习的不同, 他们面对适合社会中上层生活的校园文化时, 在接受方面与受规训方面出现反叛行为, 形成异于校园主流文化的边缘文化, 在未来的发展中也易走向与父辈相似的发展路径, 由此, 社会阶层实现了代际传递, 而中学的教育过程中的文化社会化过程即构成社会阶层的再生产机制。 教育促进阶层再生产的过程并不仅仅表现在校园文化冲突之中, 熊易寒对公办学校的实证研究证明, 学校教育过程中的分班政策实际上也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一种机制, 他指出, 学校的分班结果实质上是在划分空间边界, 而不同身份、 学习成绩的同学被划分到不同的班级, 其被赋予的班号无形之中作为身份标签, 与空间边界一起成为限制与阻碍学生社会流动的机制。 熊易寒也发现, 外来农民工子女不允许在本地参加高考的教育政策促使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产生对未来发展的低度预期, 致使其极易走向父辈的发展路径。 教育制度与政策导向作为阶层再生产的机制的结论在周潇的研究中也可发现。 周潇指出, 不同于威利斯所描述的 “小子” 文化, 由农民工子女所建构的校园 “子弟” 文化显现出独特性, 即他们虽然借助上网、 打架、 课上看小说等行为反抗学校的主流文化,但是他们却认同学校主流文化所教授的知识的价值。 在周潇看来,农民工子女的这种矛盾心理是他们主动选择与被动放弃的结果, 他们认同知识的价值, 但是所置身的环境, 特别是教育制度的限制迫使他们产生升学的低度预期, 由此在未来的发展上他们极易沿袭父辈的发展路径。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通过对惯习与资本的说明揭示出隐匿于学校教育中的家庭资本的作用。 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基础, 顾辉与余秀兰等人以家庭资本为切入点探寻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再生产阶层文化的社会机制。 顾辉指出, 家庭资本的不同, 促使子女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便可以形成不同的文化资本积累, 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接受教育, 而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在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方面的不同, 进一步扩大了不同类型学校环境中社会化的个体的差异, 在家庭资本与学校资本的合谋下, 教育实现着社会阶层的再生产。 以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承作为切入点, 余秀兰的研究有着类似的研究思路。 在余秀兰看来, 农村社区文化环境的弱势、 农村家庭子女早期教育的不足、 农村师资力量的薄弱、教学设备的落后等, 共同促使农村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处于弱势位置, 借助教育, 他们实现的是代际流动, 践行的是阶层再生产。

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在以上的文献中得到证实, 以上关于阶层再生产的教育机制的研究侧重对学校教育过程进行微观透视, 既关注到教育外部影响因素 (制度) 的制约作用, 又关注到学校教育文化内部 (学校文化) 的形塑机制, 扩展了教育与社会流动的研究视野。 但是教育促进阶层再生产这一结论下的研究多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 在研究思路上多具雷同性。

以上研究亦显示出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有限性与相对性, 一方面, 这类研究并未完全否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只是证明受诸多因素限制, 教育具有促进阶层再生产的功能; 另一方面, 相较于父辈来说, 子女在文化层次上实现了向上流动。 从教育公平视角看, 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也蕴含着教育公平问题, 如因家庭资本量不同而致的教育起点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教育过程中政策与制度导向、 各类形式的资本的作用等造成的教育过程的差异, 进而不同阶层定位的个体主动与被动的选择使得他们的教育结果也呈现出不同, 整个教育过程均渗透着教育不公平。

(三) 教育与社会流动: 教育公平

教育与个体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的第三种结论认为, 教育公平与否决定着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即体现于教育起点 (受教育机会)、 教育过程、 教育结果等方面的教育不公会直接阻碍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的渠道, 尤其表现在底层的向上流动方面。 对影响与干预个体教育社会化过程的诸因素的解析便构成这一结论下的研究的主要内容。

1. 教育资源配置与政策/制度导向影响与干预教育公平

李习凡与陈良认为, 教育资源配置通过干预个体教育社会化过程中的教育公平间接影响到个体的社会流动。 在对南京某重点中学的实证研究中, 李习凡探析了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对重点中学新生选拔、 教学过程以及毕业生未来走向等方面的作用, 指出, 受各种社会力量影响的重点中学的整个教育过程都体现着制度化的不平等性, 其中, 精英阶层借助重点中学的优势资源不仅实现了阶层的再生产, 而且固化了阶层边界。 李习凡的研究凸显出重点中学阶层再生产的教育机制, 他亦指出改善此种状况的关键在于合理与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教育制度所展现的不公平性不仅体现在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之间, 陈良对广西壮族自治区B村的实证研究证实, 城乡之间的二元教育制度也是教育不公平的诱因之一。 在分析教育的分层机制后, 陈良也指出, 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可见, 教育资源配置对教育公平的重要作用。

有学者指出, 高考政策、 教育分流中也蕴含着教育不平等, 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徐水晶发现, 原本作为筛选人才的高考, 因为经济资源、 权力与政治资源的介入, 日益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 在高考的运作过程中, 不同省份的差异性录取政策、 部分学校的保送生政策、 少数民族等的加分政策以及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等, 均作为一种干预机制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起点的不平等。 徐水晶认为, 高考制度中所蕴含的这些干预机制为社会优势阶层的代际传递提供了机会, 同时也造成对社会弱势阶层的教育排斥。 高考制度实质上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在对CGSS2008数据的量化分析中, 王威海与顾源探析了教育分流体制对教育不平等以及社会流动的影响, 他们指出, 中国重点与非重点的中学教育体制, 直接导致后续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进一步间接影响到学生未来的社会流动。 吴愈晓也指出, 不同家庭地位影响下的子女在初中、 高中、 大学的升学路径上呈现出差异性, 重点与非重点学校、 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划分为青年后续的教育发展机会奠定着差异性的教育基础。

2. 社会阶层属性与资本占有量影响与干预教育公平

有学者认为, 社会阶层属性以及资本占有量对社会流动与教育公平也存有影响。 苏叶兰与詹莎在对蕴含于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进行分析后指出, 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个体在资本占有量基础上的主观选择共同催生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教育起点上, 社会阶层属性干预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 在教育过程中, 阶层属性影响着高等教育中的机会选择与学校生活; 在教育结果上, 阶层属性促成就业机会与发展方向的不均等。 张杨波认为, 家庭资本作为中介变量, 影响着社会阶层属性与社会流动和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 例如, 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家庭, 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所能供给的经济、 文化与社会资本极为有限, 这促使其子女在教育择校时面临诸多限制, 以高考填报志愿为例, 热门学校与热门专业学费一般偏高, 经济条件受限的农民阶层的子女在填报志愿时会倾向于避开这些学校/专业, 由此也就导致其后续教育与其他阶层产生差异。 如张杨波的研究, 家庭资本内部包含着社会资本、 政治资本、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等各种形式, 其每一种资本形式都不是单独对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产生影响, 陈卓以社会转型为背景, 对不同形式的资本的组合效应作了分析, 依据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不同, 陈卓区分出超社会资本与强社会资本, 他的研究发现, 无论是超社会资本还是强社会资本,其对教育的干预致使教育对社会分层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这直接影响到教育权利、 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过程、 终点的不公平。

教育公平决定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这一结论下的研究, 侧重分析影响与干预教育起点、 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的公平的因素, 诸如家庭资本、 教育制度/政策导向、 教育资源配置等, 其研究立场较为中立, 且不同于另两种结论下的研究, 该结论下的研究将教育公平作为分析重点, 但在分析内容与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研究多有相似, 且论证方式也多倾向于教育促进阶层再生产。 由此,从论证方式、 分析内容来看, 认为教育公平决定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的研究, 其实质即在于证明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有限性与相对性。

(四) 结论与讨论

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究竟如何? 学界对此莫衷一是, 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 主要存有以下三种观点, 即教育具有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功能, 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 教育公平与否决定着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 以这三种观点为分析框架, 以三种观点下的文章作为分析文本, 笔者发现, 教育确实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 但是这种流动具有有限性与相对性, 即教育多具有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 对代内流动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家庭资本、 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 学校教育内容等对个体教育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弱化了教育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功能。 从教育公平视角看, 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有限性与相对性, 直接折射出教育起点、 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社会优势阶层可以凭借优渥的文化资本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助其形成社会优势阶层的文化惯习, 社会弱势阶层在家庭资本方面的无能为力直接决定其子女在教育起点上落后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 以社会优势阶层属性为导向的学校教育以及政治、 经济、 权力资源的干预进一步促使社会优势阶层与社会弱势阶层的子女的分化, 致使其在职业选择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性, 加之社会优势阶层对就业机会等的干预, 使得教育沦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 其中亦不乏教育不公平的身影。

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或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做量化研究,或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做定性研究, 在其实证研究中, 既有对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的微观透视, 又有对城乡、 重点与非重点、 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等二元教育制度的宏观分析, 可见, 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 研究思路以及研究内容上为进一步的研究搭建了深厚的背景基础, 但是综观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 其多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基础, 侧重对个体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的讨论, 少有对社会转型这一现实背景的关注。 细致分析影响教育公平的资本因素、 制度因素, 可以发现, 社会转型时期的二元特色极为显著,由此, 对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宜结合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在社会转型的框架下展开分析。

二、 高校工会在校园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职能、 社会职能及其转向

通过对S大学校园工会组织架构、 人员构成、 组织活动以及工作绩效评估方式的考察, 本文发现: 高校工会在保持其政治职能的同时, 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社会职能。 在校园日常生活中充当行政机关与教师群体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活跃教师工作氛围, 丰富教师休闲生活。 在高校工会成员由生存型需要日益转向享受型需要的背景下, 高校工会的社会职能将会越来越突出。

(一) 问题的提出: 工会从生产领域到日常生活的转向

20世纪30年代, 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盛行, 国家政权开始介入工人日常生活。 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转不畅, 滞胀并存, 失业、 贫困问题日益凸显时, 一些国家开始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发展模式, 致力于探索福利国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政府、 市场及学者的共同关注。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工人在满足生存型需要之后, 开始追求生活型需要的满足。 其生活重心也从工作领域转向日常生活世界 (特别是对休闲生活的追求)。 此时, 工会职能亦逐渐从生产领域进入到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在国内,1949年之前的工会组织, 其主要职能为在保障工人阶级的合法权利的同时, 与共产党共同参与革命。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 工会组织由全能单位制时期的无事可做, 到招致批判, 直到被废除, 其职能被淹没在政治潮流中。 改革开放之后,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背景下, 面对劳资关系的复杂化局面以及人们在工作之余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 工会组织在工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二) 社会学视角下的工会职能研究

1. 社会学视域下工会职能研究多集中于在工会职能缺失或错位的情形下, 工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及其表现。 如冯同庆对义乌模式、 信阳模式等展开的一系列工会组织发展的探讨, 探寻了当下农民工这一新工人群体如何借助工会组织进行维权, 其研究重点在于对工会组织的社会性特征的关注。 在他的研究中亦有对发生在原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员工身上的身份歧视蔓延至农民工群体的担忧。 工会职能研究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 原因之一在于工人群体主人公身份的失落与社会地位的下降。 这不仅发生在新工人群体身上, 在原有工人群体身上亦有所体现。 孙丽君通过分析报纸的内容, 指出, 不同时期的大众传媒为工人建构了一种美好身份, 但是当下的现实却是工人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奈, 以及他们因社会中的弱势地位而丧失话语权。 吴清军将原国企工人加以细化, 探析国企改制中不同身份的国企工人在分化为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同诉求的利益群体后, 在原身份干扰下采取不同策略的行为。 工会职能的缺失与错位以及工人弱势地位的表现, 预示了发挥与摆正工会职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而工会组织所处的复杂环境则使相关学者注意到工会职能作用领域的重要性。

现实生活中的工会组织承担着社会职能与政治职能的双重职能, 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正在由生产领域转向日常生活领域。 为此, 笔者以S大学校园工会为例, 沿着社会学视角下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路径, 探析校园工会所具有的社会性职能。

2. 校园工会的相关研究内容, 可概括为工会职能转变的研究。高校工会的职能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三方面: 其一, 工会职能探究。 探讨工会在校园文化建设、 和谐劳动关系等中的角色与地位。探讨校园工会对高校教师队伍素质建设、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处理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作用。 即关注校园工会的维权职能、 教育职能以及桥梁与纽带的调节特性。 其二, 在执政党的工作方针、 工作任务发生改变的新形势与新背景下, 校园工会如何开展工作, 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 做好本职工作, 以及工作中应坚持的原则与方针, 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工作路径。 其三, 关注当下校园工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职能缺失、 职能错位、 职能发挥不足等, 并提出对策建议。

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校园工会的工作领域, 注重对校园工会行政性职能的讨论, 缺少对教师职工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休闲生活的关注, 且相关研究较为抽象, 缺少经验层次上的细致描述。 综上, 笔者以个案访谈法, 通过对S大学S学院工会主席L的访问, 探析其工会组织的活动领域及其功能。

(三) 工会在校园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职能

在访谈中发现, S大学工会在教师、 职工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社会性职能主要有: 作为行政机关与教师群体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活跃教师职工的工作氛围以及丰富教师职工的休闲生活。

1.S大学工会的组织架构

S大学工会分为两级: 校总工会与各院系工会。 S大学工会,隶属于S市总工会, 同时受S市总工会与S大学党委领导, 下分各个学院工会。 对于S大学的隶属关系曾存在争议。 据L所述, S大学属于省级院校, 逻辑上S大学工会应隶属于省级工会领导。 但在L接受访问之前, 因为S市将S大学工会划分为市辖范围, 从此S大学工会隶属于市总工会领导。 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工会组织和其他校园工会, S大学工会职能与工作原则、 方针等并无不同。 作为连接S大学党委与各院系基层员工的桥梁与纽带, S大学工会以及各院系工会以维护教工的合法权益为主要职能, 在发挥教育职能, 不断提升教工文化素质的同时, 强化工会的参与与建设职能, 落实教工民主管理以及促进教师职工践行师德, 做好本职工作。

S大学各院系工会受S大学校工会直接领导。 在日常工作中,各院系工会充当着校工会与院系教工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一方面,院系工会向教工传达校工会的工作任务, 如举办校级运动会、 院系间的球类竞赛等的通知等。 另一方面, 作为基层教工的代表, 向校工会反映教工的意愿, 如购买运动器材、 组织教师体检、 节假日组织外出旅游等。

各院系工会主席以及工会组成人员如组织委员、 文体委员等多为教工兼职担任。 S大学共26个工会单位, 在L所能描述出的18个工会单位中, 有6个工会单位的工会主席为院系办公室主任兼任, 有7个工会单位的工会主席由院系教师担任, 其余院系工会主席分别为院系副院长、 系主任、 资料人员 (L自身)、 其他工作人员、 后勤主任兼任。 L所在学院, L作为工会主席, 用L的话说“赶巧”, 并不是由教工选举的。 而对L出任工会主席及其之后的数年连任, 教工也并不反对。 不只是院系工会, 校工会主席也为其他职位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兼任。 S大学原工会主席G曾为图书馆馆长, 后兼任工会主席, 后因受伤离开工会主席一职。 现任的工会主席一职由校长助理兼任。 “刚刚更换主席的那段时间, 不是特别多的活动, 可能是因为刚刚上任, 需要时间适应工作。” 各院系工会没有单独的工会办公地点, 但是校工会的办公室设置在校机关楼,在校工会办公室内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据L所述, “无论是校工会主席, 还是院系工会主席, 都是无偿兼任, 最初没有教师职工愿意出任, 长期连任的工会主席也没有抱怨说累, 并没什么不满意, 都是本着服务同事的心,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事”。

S大学工会组织具有科层组织的特性。 隶属于S市工会的S大学校工会, 具有与政策、 方针等相适应的工会组织文化; 具有专门的办工场所与专职办公人员; 具有由各个院系工会构成的组织体系, 每一个院系工会均有工会主席以及工会负责人。 校园工会作为党政机关与教师职工之间的联系纽带, 其仍具有政治职能或者说行政职能, 如S大学校工会在工作原则、 工作方针中对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强化工会参与与建设职能的重视与强调等。

2.S大学工会组织的运作方式S大学工会组织的运作方式可以从校园活动以及工作绩效考核机制两方面来看, 可以发现, 院系工会具有在校工会与教师群体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的沟通与调节功能, 同时也具有丰富教师职工休闲生活、 活跃工作氛围的社会职能。

(1) 院系工会的主要职能在于上下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淤自上而下。 如举办教师运动会等, 校工会布置工作, 将这一任务传达给院系工会主席, 由院系工会主席和工会工作人员落实, 如在院系内动员教师职工积极参加。 L说: “最近两三年内, 工会活动多姿多彩, 篮球比赛、 足球比赛什么的, 校工会也经常开会, 商讨买房子, 也就是团购什么的, 也会为老师谋福利。” 于自下而上, 院系工会主席将院系内教师职工的需求与意愿传达给校工会。 如, L所在学院购买乒乓球台的资金, 一部分源自于学院, 一部分为校工会赞助。 L所在学院曾经向校工会申请为女老师体检, 校工会当时为院系拨款1400元。 “校工会比较支持各院的活动, 对院里的申请一般都能批下来。” 校工会以及院系工会的活动资金部分来源于工会成员的会费 (一般按级别, 如校长100元, 副教授70元)。

从L的叙述中, 可以发现, 院系工会在教师职工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活跃工作氛围的职能, 如举办教师运动会、 组织团购住房、为过生日的老师购买生日礼物等; 同时, 工会在院系教师职工与校工会之间具有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如L接受校工会的工作布置, 动员教师职工参加运动会, 代表教师职工向校工会提出为女老师体检的申请等。 在S大学工会充当桥梁与纽带, 活跃工作氛围的同时,亦可发现其具有丰富教工休闲生活的社会职能。 如关注并回应教工的意愿为其申请安置乒乓球台, 为过生日的教师购买生日礼物满足其情感需求等, 创造了教工对工会组织、 工作单位的归属感。

(2) 工会工作绩效考核机制方面。 S大学校工会一般会在年末, 或者举办各项活动后, 开始评选 “先进工会” “优秀工会”。“先进工会” “优秀工会” “工作标兵” 等评选一般由各院系工会主席依据标准评价表, 在各个院系工会中匿名投票推选。 “工作标兵”则颁发给有特殊贡献的院系工会成员。 评选 “优秀工会” 与 “先进工会”, 在各院系之间存在竞争。 被评选为 “优秀工会” “先进工会” 的工会单位会获得校工会奖励, 如证书及纪念品。 另外, 各院系内部也对工会人员进行绩效考核, 如评选 “三八红旗手” “巾帼建功立业标兵” 等。

作为S大学工作群体内成员的工会组织成员, 其日常生活也需要工会组织的关注。 S大学校工会通过评选 “优秀工会” “先进工会” 等称号, 通过为未获得优秀称号的工会单位、 工会成员颁发纪念品, 在调节工会成员的工作氛围的同时, 也满足了工会成员对成就与自尊的社会性需求, 也加深了工会组织的凝聚力, 促进了组织整合。 S大学工会凭借其在教师职工日常生活领域中发挥社会性职能, 避免或减缓了发生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四) 结论与讨论

高校工会在工会成员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将是新时期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新课题。 在学理上, 对工会与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肇始于马克思等人对市民社会的讨论。 马克思从经济视角出发,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切入点讨论市民社会, 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 视之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基础。 而产生于市民社会中的工会组织, 其建立目的即是保证处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权利。 在马克思那里, 工会作用于生产领域, 其职能在于保障工人的基本生存权益。与马克思侧重于从经济关系探讨市民社会与工会组织不同, 葛兰西在肯定经济逻辑重要性的基础上, 更侧重于从文化领域解析市民社会, 在对市民社会进行文化解读的同时, 引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在葛兰西看来, 国家等权力机构对市民的统治并不只是依靠暴力, 真正的统治在于文化领导权, 即获得人们的积极同意, 这种积极同意不是依靠暴力, 而是依靠诸如教育、 大众传媒等文化方面的努力, 以促使人们积极主动地认同政权的合法性, 自觉地接受统治与领导。 在葛兰西文化主导权的思想范围内, 工会组织若想切实保障工人权益则需要在文化方面占据主导权, 而这一努力则需要深入到工人的日常生活中。 哈贝马斯将人们所生存的世界称为由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共同构成的社会世界。 其中, 系统世界包括由市场与经济组织起来的经济系统与由法律、 规章制度等组织起来的政治系统。 生活世界则是人们借助交往行动而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不断转化的世界。 但是, 资产阶级经济与政治对公共领域的入侵促使私人领域逐渐消失, 生活世界被系统世界所控制。 工人日常生活领域日益复杂化, 为工会职能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我们的调查中, S大学工会内部的组织运作方式、 人员构成及其运作机制表明, S大学工会不但具有政治职能, 即工会组织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 需要在单位党委领导下输送国家的意识形态, 而且, S大学校工会与院系工会组织人员、 活动方式以及工作绩效评估机制表明, 作为具有科层组织特性的校园工会组织, 正是因为社会性职能的彰显, 使得其自身作为一种安全阀, 避免或减缓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因利益诉求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

与相关研究着重强调工会在当下社会职能缺失与错位的观点不同, 我们发现, 高校工会作为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纽带, 具有丰富教工休闲生活、 活跃工作氛围的社会职能。 与相关校园工会研究强调工会职能在于构建和谐校园文化、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等不同, 我们发现, 高校工会的运作机制表明, 它的社会职能更集中于教师及职工的日常生活领域 (特别是休闲生活领域)。 鉴于时代背景的转换、 工会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同时并存这一事实,我们认为, 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文化素养的提高, 促使人们在满足生存型需要的基础上日益注重享受型需要, 其生活重心也从工作领域转向日常生活世界 (特别是对休闲生活的追求), 工会组织在人们日常生活特别是休闲生活中的社会职能将会越来越突出。

二、 通过网络学习推动素质教育发展

网络学习与传统的线下学习方式相比, 具有开放性、 灵活性、多样性、 平等性等多重特点, 既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 又适合终身教育的思想和要求, 应当成为开展终身学习的首选形式。 充分发挥网络学习的作用, 是建设 “人人哲学、 时时能学、 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必须重视的。

(一) 全国多个省市终身教育网络学习资源建设的特点与趋势

1. 覆盖面广

网络学习者群体覆盖了老年人、 在职人员、 待业人员、 青少年等不同年龄、 不同类型的人群, 为任何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 目前, 省、 市、 区、 县等各级的全民终身学习的网络平台建设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上海市、 北京市、 济南市等多地推出的全民学习公共服务平台, 均能够满族百万人注册、 万人在线、 万人点播的需求。 课程设置也面向不同起点的人群进行分类。

2. 内容全面

网络学习在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基础上, 教学内容更加全面和多样, 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国家开放大学门户网站为学习者提供了3600多项课程, 不仅涵盖生活休闲、 文学艺术、历史文化、 科学技术等通识内容, 更涉及了临床医学、 法学、 物理学等专业性较强的课程, 满足学习者的不同需求, 适合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

3. 形式多样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 网络学习的形式呈现了两个维度上的拓展和深化。 从横向上看, 网络课程不仅有讲义、 课件、 视频、 音频等多种授课形式, 而且通过聊天室、 邮件等手段, 强化了师生在虚拟课堂中的互动交流。 从纵向上看, 基于网络的学习终端突破了原有的计算机设备, 向手机终端、 电视终端等更多的媒体形式发展, 软件和应用程序的开发也更加成熟和人性化, 为学习者随时、 随地学习提供了更大便利。

(二) “有所学冶 和 “愿意学冶 ——通过网络学习推动辽宁省素质教育需要破解的两个关键问题

1. 破解 “有所学” ——建立并完善基于网络的教育资源平台

目前辽宁省利用网络开展终身学习的普及度还不高, 线下教育资源的建设仍是当前辽宁省教育发展的着力点, 网络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尚未受到教育组织者和学习者的足够重视, 现有的教育网络资源还不够丰富和规范。 沈阳、 大连、 鞍山等城市, 已经建立了“市民学习在线” 等市、 区、 县级的网络学习资源平台, 但内容以科普性的线上视频课程为主, 课程的数量、 质量和系统性与 “国家开放法学门户网” “上海学习网” 等教育网络平台的差距较大, 还不足以吸引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满足其学习需求。

进一步开发及完善教育网络资源平台, 可以引入两个方面的力量: 一是引入高校的教育资源, 利用高校的课程体系、 教学课件等资源提升网络课程的系统性, 避免重复的课程开发; 利用高校的师资力量开展与学习者的互动交流, 弥补网络课程互动性差的弱势。这样既能够充实教育的学习资源, 也能够为高校提供综合性的信息资源平台。 二是引入专业的互联网团队。 网络学习是对人们学习习惯的改变与创新, 要打造和完善网络学习平台, 需要借助有经验的专业互联网团队的力量。 近年来, 许多网站都推出了自己的网络公开课, 以全媒体、 多终端、 交互式、 定制化的特点成功吸引了大批不同阶层的学习者。 打造我省的教育网络资源平台, 可找到与此类网站产品的结合点, 寻求合作, 在资源平台的建立上提升专业性。

2. 破解 “愿意学” ——提升教育理念认识, 重视网络学习作用, 建立网络学习成果的认证制度

要发挥网络学习对于实施教育的作用, 必须提升学习者的参与意愿。 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 提升对传统学习和网络学习的认识。 激发学习者自身的学习需求是破解 “愿意学”的第一阶段。 需进一步通过教育活动周、 社区教育活动、 老年大学等活动和组织, 加大对教育理念和网络学习方式的宣传力度, 提升学习者的认识。 二是建立网络学习成果的评定制度。 在提升网络课程系统的基础上, 将考试制度引入网络学习, 开展网络学习成果的评定。 可以借鉴安徽省的 “网络成教园区” 模式, 由政府主导, 联合省内多所高校, 建立成人高等教育在线学习平台, 打造 “网络成教园区”。 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站自选入驻园区的高校进行学习, 并参加考试, 通过者可以获得高校函授教育的学历认证, 既规范了高校函授教育管理不到位、 培养质量低等问题, 又为教育的网络教学提供了新模式。 三是打通与线下学习成果的互认。 加快辽宁省的学分银行建设, 建立学分认定、 积累与转换制度, 搭建与高等教育贯通的学习立交桥, 使学习者能够将在线学习获得的学分在高校进行转换, 通过在高校的继续学习获得高校的学历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