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信息过剩、符号断裂和 受众注意力匮乏的悖论
媒介汇流中，交互式的多媒体与通信传播服务内爆的冲击首先体现在消费者主动权方面，它一方面使消费者变得更为主动，另一方面也使消费者变得更为被动和孤立。有关节目研究发现，在无法完全得知所有可看节目选单时，决定要看什么节目的最简单办法是编辑一个频道目录，也就是常看的几个频道(103)。观众也会把他们的选择简化到节目表中有限的节目类型和单选频道上，这些选择可以预先假定，观众一打开电视就会出现满意的选单。当然观众也可以从总目录与喜爱的频道中，每次慢慢选取节目。现在对电视的需求与以前最大的差异在于，经济的诱因迫使消费者在更多价格各异的节目中仔细挑选，消费者已经变成了有选择性的观众；传统的免费电视节目，看电视仅仅存在机会成本，而没有直接成本；免费电视系统容易导致电视观赏行为缺乏计划、没有选择、漫不经心和没有目的性。过去的许多电视收视行为研究都支持这些结论，这些研究指出许多人先决定是否看电视，然后再去找可以接受的节目，而不是为了要看某个特定的节目才坐到电视机前。(104)使用与满足研究在观众的需求动机和实际使用行为之间寻找关系，卡特滋（E.Katz）、布鲁默（J.G.Blumer）等学者进行的研究表明观众的收视行为分为内容寻求和过程寻求两种带有根本差异行为：内容寻求是通过信息来获取知识，增加或减少个人与社会状况的不确定感，或用以支持既有倾向；过程寻求是指被动的电视收视行为，只为了“看”而不管“内容”，其满足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来自节目的信息。(105)华尔特·甘特兹（Walter Gantz）的后续研究表明，绝大部分观众收看电视的行为与过程寻求有关。(106)为此，罗伯特·库柏（Robert Kubey）和米哈林·齐斯可米哈依（Mihaly Csikszentmihalyi）把传统电视描述为一种自暴自弃，供无聊与寂寞的人获取“低度的即刻补偿”的工具。(107)
“受众主动”的假说，使得“受众中心”的媒介行为理论面临巨大的矛盾。过去“使用与满足”面临的是媒介使用中有限的变量。具有多媒体属性的全方位服务网络所提供的更广泛的信息使用来源、更大的使用空间和更高的情感诉求度，并可以控制接收信息，在无需完全切断媒介的情况下，避免受特定媒介内容量的影响。这些更丰富的信息来源、更强的选择性及交互性选项，都使得使用媒介与所得到满足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108)
为此，许多专家对主动收视提出质疑。他们指出，主动参与选择情节、摄像机角度等，与使用电视剧作为逃避现实的目的不符，(109)沉溺于制作精良的电视娱乐节目，任制作者和编导摆布，不以任何方式交互，不提出质疑，似乎最合乎成年人在一天紧张工作及人际关系、照料孩子及其他杂事之后，从晚间的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中得到逃避。同样，人们也不一定对唾手可得的信息有兴趣，20世纪公共图书馆的冷落说明了这一问题，家用交互系统方便有趣的信息搜寻和其他不动脑筋的休闲活动，谁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全方位的网络里，选择什么样的网络功能，将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在广阔的活动空间里，作出一项选项仅仅是第一步，在此选项下仍有更多的选项，我们会被淹没于这些选项中；有的人可能因此而完全拒绝使用全方位的服务网络，仍旧退回到传统的媒体；即使愿意接受全方位服务网络的消费者，仍然要学习一些知识。虽然我们经常抱怨媒介守门人的角色，但是斯坦菲尔德认为这个功能是极有价值的；(110)数字宽带网系统允许我们自己从原始的未经过剪辑的材料以及不受限制的各种背景材料中制作出个人化的媒介，但几乎没有人有时间去这样做；并且过于个人化的狭隘选择，或依赖他人提供的信息，都可能造成失调，导致在信息丰富的时代里，我们反而得到比通过传统媒体更为有限的信息资源。
但是，完全接受全方位的网络服务也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孤立。麦考本（Bill McKibben）在《信息迷失的时代》（The Age of Missing Information）写道，这个时代真正让它担心的不是媒介信息的颓废，而是其所建构的文化，改变了我们的感知，阻隔我们与现实世界细腻而生动的“基础信息”(111)的接触。鲍德温给我们举了一个叫“都市隐士”的极端例子，独居于屋内，整天面对着电脑显屏，与外界的人完全断绝实际的接触，他们通过网络购买食物、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用计算机工作，也许还召开一个视频会议。这些现代的隐士还通过网络组成一个社区，彼此间保持匿名通信，提供生活所需。鲍德温认为这种社区有其存在的价值，他们具有同源性，可以建立更深的友谊关系。但是，荷伯特·甘什（Herbert J.Gans）认为，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快乐来说，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是必需的。(112)内向、孤独的人过分依赖网络，有可能变得更加退缩。犯罪率，或对犯罪的恐惧感、家庭关系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可能会和网络孤僻行为相互助长，网络成为逃避这类问题的避风港，使得他们更不敢面对现实问题，从而使这种社会病态蔓延和加深。戴维·冈特利特（David Gauntlett）的网络研究还指出，虽然通过网络社区可能建立深厚的友谊，但有的时候这个开放的交流媒介，也可能被不速之客（如黑客、恋童癖和诈骗犯等）闯入，导致网络内部犯罪的发生。(113)面对信息超载、网外和网内的犯罪，这些幽闭的消费者将变得更加理智还是更加情绪化，他们所扮演的网络角色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现实需求和决策模式等等问题都会变得更为复杂。
媒介的汇流和内爆，引起了“能指和所指的断裂”，从而使符号失去了明确的意义。在一片混沌当中内爆的鲍德里亚的超现实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混为一谈。这一切最后通过五花八门的媒介通通涌进莫利的“家庭收视”语境。本来就充满了冲突和不安静的客厅里，解码者在肖恩的“客厅政治”里，争夺和协商着选择权的分配，对于扑面而来的纷繁复杂的信息，他们无暇顾及，更不用说去理解隐含在这些模糊的符号后的真实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后的关系。对于那些他们反感的、疑惑的、平淡的东西他们利用了他们的主动权利，在“避噪”和“频道蹦蹦跳”的“遥控综合征”里，即使是那些明确的、有用的信息符号，有时也被匆匆绕过。被留在他们视野中的信息符号，也不一定被按照传播者意图以“主控”方式被解码，在意义的争夺中“协商”和“对抗”解码方式通常成为解读信息符号的主要方式。在超现实世界面前，在福柯所发现的由各种商业和非商业机构所设置的“数据库监视”下，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间，在断裂的符码与模糊的意义之间，疲惫不堪的解码者经常被弄得头晕目眩，有时他们干脆放弃“作者”，随意搭建文本意义。
总之，由多元的媒介、过剩的信息加上意义模糊的符号和匮乏的受众注意力所构成“后现代传播语境”的悖论，已经把受众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遇中，并导致了他们和传播者的对立。在此情景中，理想的互动式交流成为一种可谈而不可即的奢望。我们都不反对，交流始于理解，而理解始于放弃自我的立场。当传播者放弃他的“传者”利益时，受者也不再是“受者”，而是一个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这个普通的人怎样接触和认识媒介信息就成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这样我们就退出了功利取向的传播领地，而进入了理解“人”的智慧王国。
【注释】
(1)〔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Brian Winston，“How are Media Born and Developed？”in John Downing，Ali Mohammadi，and Annabelle Sreberny–Mohammadi，eds.，Questioning the Media：A Critical Introduction.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tion，1995，pp.54～74.
(3)Quotedin Stewart Brand，The Media Lab：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New York：Viking Penguin，1987，p.11.
(4)多媒体也称复合媒体，通常被定义为将两个或更多的传播形式集合为一个整体的任何媒体。
(5)〔美〕托马斯·鲍得温等著，龙耘、官希明译：《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6)Rogers，Communication Technology，p.26.转引自〔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7)《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第23页。
(8)M.Mitchell Waldrop，Complexity：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Order and Chaos.New York：Touchstone，1992，p12.
(9)〔美〕迈克尔·德图佐斯著，周昌忠译：《未来的社会——信息新世界展望》，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0)“Paul Saffo and the30-Year Rule”，Design World，24（1992）：18.
(11)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New York（1983）：Semiotext（e）；Simulations.New York（1983）；Semiotext.
(12)《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过热媒介的逆转”，第65～67页。
(13)Kenneth Boulding，The Image，Ann Arbor，Mich.：Ann Arbor Paperback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1.
(14)〔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初步形成”，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15)Bauman，Z，Postmodern Ethics，Oxford，Blackwell，1993：178.
(16)〔英〕尼克·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译：《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媒》，《马歇尔·麦克卢汉与文化媒介》，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0页。
(17)Schlesinger，P.，Media，Stateand Nation–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London，Sage，1991.
(18)Goffman，E.，Relations in Public，London，AllenLane，1971.
(19)Kline，S.，Out of the Garden：Toys and Children’s Culture in the Age of TV Marketing，London，Verso，1993.
(20)David Godfrey and Diuglas Parkhill，Gutenberg Two（1979），Porcepic，Toronto， 1980：1.
(21)筑波研究城是日本政府1963年为了“创造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良好环境，为了疏散东京过密的机构和人口”，投资1.8万亿日元建立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科研机构。筑波研究城依山傍水、风光优美、环境宜人，但是在80年代，该机构的自杀率高居全国榜首，1984年日本的自杀率是20.4人/10万人，国家公务人员（包括科研机构人员）是15.6人/10万人，而筑波的7000名研究人员中在1984至1985间就至少有8人自杀，自杀率高达57.1人/10万人。
(22)它是信息专家、《成为比尔·盖茨的计划》一文的作者格雷·里夫林在“随访录”节目的谈话：网站就是用户的掌中之物，同时也很容易使人难于承受——这是一种极其巨大的信息仓库，以至于经常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通过电话随时可以得到的信息在网上有时要花整整一个小时。在我的生活中，网站具有巨大的价值，这在我帮助一个朋友分类检索潜在宫颈癌治疗信息时得到了体现。但它同时也使我的生活中平添了许多垃圾邮件。服务器忙、服务器停机以及页面阻碍等原因，都会使下载时间延长直至难于下载。作为社会成员，随着网站的出现我们都已经觉得疲惫不堪，而同时另外一些突破性的发展也使我们感到生活的千篇一律。掌上电脑、寻呼机、笔记本电脑……为什么所有的发明，从微波炉、传真机、电子邮件直到蜂窝电话，都只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紧张，而不是更加轻松？
(23)〔英〕K.J.麦克格雷著，丰成君等译：《信息环境的演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24)吕剑波：《信息环境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136页。
(25)〔美〕阿尔温·托夫勒著，任小明译：《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6)参见《新旧约全书》之“巴比伦塔”篇。
(27)参见《新旧约全书》之“马太福音”篇第25章，“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28)〔英〕里查德·伍尔曼著，李银胜等译：《信息饥渴——信息的选取、表达与透析》，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29)〔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华译：《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6页。
(30)Jack Goody，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Cambridge，NewYork， 1977：79.
(31)David Burnham，The Rise of the Computer State，Random House，New York， 1983，：42.
(32)James B.Rule，Private Life and Public Surveillance：Social Control in the Computer Age，Schocken，New York，1974，：2730.
(33)《信息方式》，第101页。
(34)复印机、录音录像机、光盘刻录机、卫星接收器等。
(35)《信息方式》，第103页。
(36)KevinG.Wilson，Technologies of Control：The New Interactive Media fore the Home，Un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Madison，1988，：35.
(37)“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在工作中坚持得最为坚决的，那就是，一种社科刊物，在我们看来，若说是科学的，则应该是一个追求真理之所，它……应该能够声称具有一种有效性，甚至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种有效性都能适合于分析经验现实”。参见〔德〕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9页。
(38)〔法〕米歇尔·福柯：《监督与惩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0页。
(39)《信息方式》，第128页。
(40)《信息方式》，第132页。
(41)Jameson，F.，Postmodre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Sage， London，1991：10.
(42)《文化：社会学视野》，“符号学与公共意义的结构”，第304页。
(43)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Basil Blackwell，New York，1983：121.
(44)〔瑞士〕让·皮亚杰蓍，《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第5～16页。
(45)在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正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于19世纪，强调对语言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阐明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
(4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语言的囚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47)〔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翟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48)〔瑞士〕索绪尔著，巴斯金译：《普通语言学教程》（英译本），纽约1959年版，第18、102页。
(49)索绪尔如果以中国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那么绝对。但尽管如此，在这些象形文字中仍然有很大部分是索绪尔所称的“武断”的。
(50)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名词：Semiology和Semiotics，前者由索绪尔创造，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用这个名词；后者由皮尔士创造，说英语的人出于对他的尊重喜欢用它。
(51)皮尔士从这9种类型的符号中又推演出可能产生的16大类66小种符号。详见：《皮尔士选集》（第1～3卷）。
(52)他的“神话”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传说或神话”，而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的系统，即它的“意义”系统的结构。
(53)《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137页。
(54)〔法〕罗兰·巴特：《神话学》，第140页。
(55)特伦斯把巴特称为索绪尔的“最强有力的解释者”。参见《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134页。
(56)这些风格包括作为行业或者工作的写作、表现自我意识的写作以及零度写作。
(57)Erving Goffman，Gender Advertisements，Harper and Row，New York，1979，： 46.
(58)Claude Levi-Strauss，The Aavage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1966.
(59)〔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著，张振晨译：《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60)包括创造性主体“作者”和“天才”的死亡。
(61)“类像”概念是德勒兹和鲍德里亚从柏拉图那里发展来的，用以表达一个可以再现的客体世界的某些特征，它并非复制或复制式的再现，而是指一种“没有原件”的假象泛滥。
(62)作者为詹姆森。
(63)Jameson，F.，Postmodernsi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E.A.Kaplan（ed.）， Postmodernism and its Discontents：Theory，Practices（Verso，Londen，1988）：16.
(64)阿巴乐队（ABBA）其名取自四名乐队队员（Agnetha、Bjorn、Benny和Anni-Frid）的首写字母。这一乐队原来是瑞典的迪斯科通俗音乐乐队，20世纪70年代风靡世界，1983年乐队成员分手各自组建不同的乐队。
(65)Jameson，F.，Postmodernsi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E.A.Kaplan（ed.）， Postmodernism and its Discontents：Theory，Practices（Verso，Londen，1988）：16.
(66)〔英〕尼克·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译：《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57页。
(67)《六十年代》，第33页。
(68)参见马克思关于“物化”和“异化”的有关论述。
(69)Baudrillard，J.The Evil Demon of Images，The First Mari Kuttna Memorial Lecture，Power Institue Pub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987，11）：3.
(70)Baudrillard，J.Simulations，Semiotext，New York，1983，：146/2.
(71)莫利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新闻》的受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以人种志的取向来研究受众的，但他认为没有一种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实用的，应该由“用以回答具体问题时可获取的资源和数据的具体类型来决定。因此我在上面说他是很折中的。见〔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等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72)〔英〕斯图尔特·霍尔著，徐亮、陆兴华译：《表征》，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28页。
(73)〔英〕珍妮丝·拉德威著，汪凯等译：《阅读言情小说》，《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636页。
(74)Fiske，J.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elevision，in R.Allen（ed） Channels of Discourse，Methuen，London，1987，：63.
(75)〔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等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76)Corner，J.（1991）Meaning，Genre and Context：the Problematics of“Public Knowledge”in the New Audience Studies，in J.Curran and M.Curevitch（eds） Mass Media and Soceity，London：Edward Arnold.
(77)Giddens，A（1979），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ogical Theory，London： Hutchinson.
(78)沃洛希诺夫对符号（Sign）和信号（Signal）做的区分，认为符号不具有固定的意义，而信号则有单一的、固定的意义。
(79)为此，莫利建立了“倾向性解读”这一概念，把关于霸权的一般性/理论性争论与关于传播交流的特定的/经验主义的观察连接起来。霸权总是被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泛指建构“主控”意义的整个文化过程——却没有对这些特定的过程进行详细的考察。按照莫利的观点，建立这一概念部分是为了避免两个极端的立场：一方面摆脱那种认为文本具有固定的意义，或是把固定的意义强加于人的观念。因为在解释人们对同一文本有不同诠释的时候，这个观念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避免那种文本对读者完全开放的观念，即把文本视为读者构建意义的地点。后者的这种“读者即作者”的取向似乎统一了“使用与满足”取向和巴特在《文本之乐趣》（The Pleasure of Text）提出的具有明显差异的观念——在这两个取向中，特定的文本组织对意义产生的限制完全消失了，所有的文本都被认为是无限地、同等地向所有的诠释开放。莫利认为，有一种理论可以很好地指导我们，使我们避免陷入这两种困境。这种理论认为“意义产生于受众的脑海中，但他们必须先看到材料，而这些材料是生产者预先挑选出来的，用特定方式组织的”。这一理论一方面注意使用与满足对读者的强调，另一方面也加入了对社会—历史条件的考虑。
(80)在节目中，这种封闭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标题、照片的解释文字，或者告诉我们如何诠释我们所见到的图像的评论或报告；节目中各个人说话的地位以及播报内容的构成方式；再者，节目主持人也可以确保他们与观众之间产生相互认同，从而得到受众对倾向解读的合作和认可，而这种认可正是由节目中的话语所构建、联结起来的。但是，这种“封闭”的策略未必奏效，作出一个违反常规的解读是完全可能的。
(81)解码这个概念很容易与其他过程发生混淆，我们后面还要对它们逐一进行阐述，解码只是解读文本的一个单一过程。也许它其中涉及很多过程——关注、辨别相关性、理解、诠释、反应。受众在屏幕前的解码可能包括上述所有过程。
(82)不要认为我们对电视图像的识别是天生的，电视在非洲某些部落的境遇说明了我们看电视也是后天习得的。电视刚到那些部落时，当地的土著人根本无法识别上面的图像。
(83)《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第85～87页。
(84)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85)弗兰克·帕金把西方社会划分为三个主要的意义系统，这三个系统都有不同的社会来源和各自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诠释。帕金的意义系统包括：（1）主流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为主要的制度性秩序；其道德框架对现存秩序采取毕恭毕敬的态度，倡导对现存不平等状况的认可。（2）次级价值系统，其社会来源为生产环境为地方工人阶级社会群体；其道德构架倡导对不平等和地位低下的事实采取主动适应的态度。（3）极端价值系统，其社会来源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大众政党；它的道德构架倡导对阶级不平等进行抵抗的诠释。
(86)T.Ryall，The Totion of Genre，Screen11：2（1970）.
(87)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认同”来解释了。
(88)帕金的意义系统有一些基本假设性前提。首先，它假定一个人与广义上的政治传播形式相联系。假设的解码位置的范围。
(89)本质决定论者认为个人与阶级是前后连贯、紧密统一的主体，这些主体的行为和意识反映了他们基本的特性。拉克洛和穆夫坚持认为，人的主体性远非社会关系和人类行为之源，而是后两者的结果；只有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具有主体位置，而且我们的主体身份/认同具有多个维度，是被多重决定的；人的主体性建立于多种不同的关系网络中，这些关系只是部分相互重合。比如，一个人，可能既是工人，又是工会成员，又是某个政派的党员、消费者、种族主义者、房主、打老婆的人以及一名基督徒，这些“主体位置”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在逻辑上从其他的位置中推演出来；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构成其他位置的“本质”基础。见拉克洛和穆夫的《霸权与社会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莫利认为，尽管他们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过分分解了主体，以至于到了已经毫无连贯的地步；虽然没有一种主体位置能够在逻辑上从其他主体位置中推演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一种主体位置会比其他的位置更有影响力或更具“生成作用”。这些主体位置在逻辑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经验上必然全部都是等同的。一些主体位置仍然可能会比另外一些更有影响力，而且一些位置也许会依赖另外一些位置。因此他不认为，人们会在不同语境下对文化对象作出毫无联系的“解读”或是解码——这是因为它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基本的结构因素会被语境的变化完全抹杀。
(90)一个阶级的成员正是依赖于符码来理解自身的生活经历。
(91)Cubitt，S（1985），The Politics of the Living Room，inL.Masterman（ed.）Televisi on Mythologies，London：Comedia/Routledge.
(92)〔美〕赫尔曼·鲍辛格尔：《媒介、技术和日常生活》，《媒介研究的进路》（选自Media，CultureandSociety），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660～668页。
(93)在他们之前的研究主要专注于“为什么”的研究，即试图描述收看电视的原因和结果，却不去研究人们看“什么”和“如何”看的问题。Traudt，P.＆ Lindlof，T.，Mediated Comminication in Familier，inM.Mander（ed.）Communications in Transition，New York：Praeger.（1983）：262.
(94)Lull，J.（1982），How Families Select Television Programmers：A Mass Observational Study，Jouranl of Broadcasting 26：802.
(95)Brodie，J.＆ Stoneman，L.，（1983）A Contextualist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Television Viewng in Family Interaction，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2）.
(96)Brunsdon，C.（1986），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Media Culture4：105.
(97)Ang，I.（1987），On the Politics of Empirucal Audience Studies，Paper Presented to“Rethinking the Audiences”Symposium，Blaubeuren，West Germany.
(98)Goodman，I.，（1983），Television’s Rolein Family Interaction，Journal of Family Issues，June 1983.
(99)为此，洪美恩对所谓“收视率”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仅仅是用一些概括的和标准化的收视行为变量来描述各种不同类型的观众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所有其他的认同和差别却因此被忽略了。这样一来，主观因素就被缩小，并且“看电视”（无论它对观众来说意味着什么）都被简化为打开电视机这种可以观测到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被进一步假设为对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意义和重要性。以“收视率”为指标的定量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1）未能测量到真实的收视情况；（2）它假设人们打开电视是想收看特定的节目，而不是表示“我回到家了”的条件反射；（3）所有收视行为都是个人决策过程的结果，而实际上很多收视行为是在群体内进行的，是权利分配的结果，许多人是“被迫”收视的；（4）它假设各种收视决策与语境无关，而且具有同等的意义。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整个收视调查业所依赖的“清点人头”的做法，是建立在简单的看电视/不看电视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菲克斯更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电视受众”，它是经验主义的想象，是被受众机制建构的产物，在机制存在之前，在机制之外，受众都不存在。
(100)Ang，I.（1991），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London：Routledge.
(101)Anderson，J.，（1987）Commentary on Qualitative Research，in T.Lindlof（ed.） Natural Audiences，Norwood，NJ：Ablex：164.
(102)《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第200～230页。
(103)Carrie Heeter，The Choice Process Model，Cableviewing，ed.Carrie Heeter and Bradley（Norwood，NJ：Ablex，1998），11-32；Joey Reagan，From“Dependency”to the Repertoire of Information Sourc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roadcast Education Association，Las Vegas，Nev.，1993）；James Webster，The Impact of Cable and Pay Cableon Local Station Audiences，Washington，DC：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1982.
(104)G.Bowman and J.Farly，TV Viewing：Application of a Formal Choice Model， Applied Economics4（1972）：245-259；A.Bruno，The Network Factorin TV View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Reasearch 13，no.5（1973）：33-39；R.E.Frank，J. C.Becknell，and J.D.Clokey，Television Program Yypes，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8（1971.3）：204-211；D.Genschand P.Shaman，Models of Competitive Television Ratings，Journal of Marketing Reasearch17（1980）：307-315.
(105)E.Katz，J.G.Blumer，and M.Gurevitch，Uti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by the Individual，in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Current Perspectives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ed.J.G.Blumlerand E.Katz（Beverly Hills，Calif.：Sage1974）.
(106)Walter Gantz，How Usesand Gratifications Affects Recall of Television News，Jouralism Quarterly 55（1978）：664-672，681.
(107)Robert Kubey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1990，174.
(108)J.G.Blumer，The Role of Theoryin Usesand Cratifications Studies，Communication Research 6（1996）：9-36.
(109)托马斯·鲍得温等著，龙耘、官希明译：《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110)《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第319页。
(111)Bill Mckibben，Age of Missing Inform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 1992，22-23.
(112)Herbert J.Gans.，The Electronic Shut–Ins：Some Social Flaws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Media Studies Journa l8，no.1（1994），125.
(113)〔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彭兰等译：《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