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古希腊流源

2.2.1　从伦理说走向认识论：两个古希腊流源

1.柏拉图：通过“一”把握“多”——鹰式洞察与理念流射

柏拉图（Plato）只是这位哲学家的一个绰号，意思是宽阔，因为他是一个肩宽背阔的美男子，年轻时在摔跤场上的杰出表现而获此名。他公元前427年出生在雅典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男子，还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诗人。在一次去参加诗歌大赛的赛场外，他意外地被苏格拉底的演讲所吸引，苏格拉底哲学中所蕴涵的宁静与安详及其对当时充满混乱与背叛、战争与失败、革命和恐怖的时代的冲击，使这位年轻贵族毅然烧毁了诗集，追随这位身世清贫的先哲。当时，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的民主制度失利，随后“三十僭主上台”执政，“三十僭主”旋即又被新的代议制取代，这个政府在公元前399年处死了他所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这种现实使柏拉图对相对主义的模棱两可产生了怀疑，他把当时的民主制视为是政治衰败的表现，于是他转向斯巴达去寻找他“绝对理念”的理想国。⁽⁷⁾

柏拉图认为，“善”与“实在”是没有时间性的，一个理想的国家有着最低限度变动和最大限度静止，并能模仿天上的样本的那种完美国家，其统治者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人，即一个哲学家；“善”人必须经过知识和道德这两种训练，如果允许没有经过这两种训练的人去参与政治的话，必然导致政治的混乱；要造就一个好的统治者，必须经过多方面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几何学和数学的教育，没有数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而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前提，因为智慧不会在那些为了生存而奔波的人的头脑中自动产生。

智慧还来自于对于绝对理念的把握和洞见。然而，柏拉图的“理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早期阶段，柏拉图紧随其老师，认为概念性的知识是通过反思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天生就具有这些知识，并通过理性的思维来发现它们。⁽⁸⁾在中期阶段，他试图说明理念的独立存在，即真实是由概念或形式构成的（如椅子这个概念），在遍及宇宙的灵魂中永生不死，而属于物质的实物是短暂的虚幻的（如椅子这个实物随着时间推移必然要腐烂）。⁽⁹⁾第三阶段，为了解决理念和共相⁽¹⁰⁾问题，他详细阐述了辩证的认识论。⁽¹¹⁾在“巴门尼德篇”里柏拉图根据不同假设（即一是有，或一是无），继续对“一”的概念进行了辩证的检验，把一与其他，一与自身，一与多联系起来。⁽¹²⁾在这部分对话中，柏拉图展现了他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思想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把我们引向思维的边界，那里是所有事物出现的本源，我们是无法讨论和表达它的（这很像庄子所说的那个大一）。然后理念从源头射出一道光，转身蜿蜒而“下”，经过原则论和科学理论，不同的理念以不同程度相互结合，一直到光线消失在多样和混乱的感觉中（表象）。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对理念的传统解释就像“龟”式洞察法：“从下面”，即从事物和感知世界，通过抽象“朝上”看见光线和本源。我们的这种分析理性在柏拉图看来是狭隘的，只有摆脱了分析理性，我们才能获得“鹰”式的洞察法，从本源通过理念的世界“朝下”看感知的世界。⁽¹³⁾这样他就能在那个混乱的表象世界中，看到真实、看到次序，即通过“一”这个绝对理念来把握“多”的世界。

新柏拉图主义者，生活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普罗提诺（Plotinus，公元205～270）对柏拉图主义做了一种偏离二元论的理念论的解释，把宇宙设想为一个由光明和黑暗构成的等级关系；宇宙的核心是不可表达的“太一”，它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理性能够接近但无法描述的——它是宇宙的最终基础。它将存在投射到万有，像光源一样照亮四周：光线随着它从光源辐射出去而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在黑暗中。这个辐射学说意味着作为精神最终基础的存在是最有力量、是持有万物的力量中心，而物质则被设想为非存在。因此，这是一个等级结构，从非物质的不可言传的终极基础（即“太一”），往下到越来越物质的可朽的现象。人类通过精神本性可以寻求接近这种终极基础，作为一种肉体存在的人分享了非物质的存在，在灵与肉中就有一种紧张感。人类通过寻求接近这种终极基础，来达到灵魂与“太一”的合一。

2.亚里士多德：从感觉出发——思维的组织能力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出生在马其顿，17岁时来到雅典，成为柏拉图学院的学生，在那里一待就是20年。在柏拉图死后，他离开学院，并提出了许多与柏拉图相佐的有力主张，在哲学领域里产生了与其恩师齐名的深刻影响。他的思想还跨过了哲学的边界，影响到如天文、物理、宗教、美学、生物学、修辞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在广泛的领域里留下了亚里士多德的印记。也由此界定了现在叫做西方文明的所有内容和方向，其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思想家。⁽¹⁴⁾

后来的学者把柏拉图看做是理想主义者的先驱，而把亚里士多德看做是现实主义的先驱。柏拉图注重理念，喜欢从上往下的鹰式洞察；亚里士多德则注意众多的特定现象，喜欢归纳推理。柏拉图试图建立一个永久完美的理想国理论，要在超越已有的秩序中追求崭新的秩序；而亚里士多德却从考察已经有的国家形式入手，试图在这些国家中找到一种能够实现的最好的模式，他是要从已有的秩序中寻求最好的秩序。

和柏拉图鹰式洞见的求简方程相反，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另外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因为柏拉图说只有理念是自明的，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独立存在的是个别事物（或“实体”）。实体具有属性，而属性作为实体的属性才存在。如红花，花是实体，红色是属性，红色因为花这个实体而存在，离开了花（或其他个别物体），红色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属性还分为本质的属性和非本质的属性，前者体现的是实体的特征（如玫瑰是木本植物，有花瓣等），后者对实体则不是很重要的（如花的颜色、花的大小等）；根据本质属性我们就形成了对种的概念，如玫瑰的概念就是由玫瑰的本质属性构成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声称，只有“实体”是实际存在的，“属性”和“种”只是相对存在的，相对于它们存在的实体（即个别事物）中。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柏拉图的理念拉回到个别事物的层次上。⁽¹⁵⁾

由此出发他就对经验性证据和仔细观察产生了一种如饥似渴的偏好，他不仅不认为感觉是虚幻和不可信的，而且将它视为是知识的基础；他认为除数学这类抽象的知识外，对真实事物的直接观察才是理解的基础。他努力理解知觉是如何发生的，由于当时还不知道测验与实验，也没有人体解剖，所以他只好依靠形而上的解释。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感知到的事物，更重要的是感知其内在的属性，如黑白、方圆等，它们都是非物质的“形式”。当我们观察它们时，它们就在人的眼睛里得到了重新创造，它唤起的感觉通过血管⁽¹⁶⁾传送到意识层面⁽¹⁷⁾。他还认为通过内在的感觉（即“共有”感觉），我们就可以综合从不同的感官得来的各种感觉（如红、圆、柔等），而把它还原为一朵红花。并且我们的意识能在一系列的物体中找到共性，从这些共性中再找到普遍性。这就是通向最高知识和智慧的途径，这样理智或知识就可以对感官材料产生作用，形成一种积极且有组织的力量。

所以，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获知求简（信息）的第一步是用我们的感觉器官来经验个别事物，第二步是从偶然性中抽象出本质和共相。这样在定义中我们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和“共相”，如对花这个“种”的定义。一旦我们有了对一个种的本质属性的定义，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较稳定和本质的东西。因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同，把获知求简的过程看做是一个从感觉经验到本质洞见的过程，而后者则认为要先洞见本质（理念），而后再把这种高层次的洞见向下流射到处于低层次的个别现象。这样，我们就能更可靠地对现象进行把握。亚里士多德是从多样、繁多和变化中抽象出某种“简单”、稳定的形式。柏拉图主张要先把这种简化过的、稳定的“形式”赋予多变的物体，基于“理念”或“形式”上的观察会更简单、可靠和有效。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把感觉作为获取普遍性原则的起点，一方面也把它作为审美的起点。他认为人的天性中有一种从感知中获得和体验快乐的欲望。美学一词就来自于希腊语感知（Aisthanestihai），不论是艺术家，还是观赏者，当我们看到事物崭新的一面，或者是对经历过的事物有新的体验，或者认出看过或体验过的事物，都能获得愉悦的美感。但是，艺术家不仅模仿现实存在的事物，他还要模仿应然之物，因为艺术的功能不仅在于表达，而且还在于净化（Catharsis），即纯净的情感和心灵。他的这种净化观根源于古希腊文化的内在和谐观，即宇宙本质上是和谐美丽的，丑陋和邪恶都是不和谐的。作为个人，打破自然的和谐与平衡表现出来的“自负”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而良好的社会也是内在和谐的社会，即自足和自我管理的社会，它不超出自然所规定的范围。以损害他人发展自己，或超出自己的自然能力和潜力，滥用自然资源等都会破坏自然的和谐与均衡。根据这种和谐观，亚里士多德把艺术的功能归结再造精神的均衡，人们通过体验艺术品，重新找回和谐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