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三个模式

3.1.2　简单的三个模式

1.物理—经验模式

“简单”的物理—经验模式是以承认人的认识活动始于对经验材料的感知为前提的。其假设是：经验材料中精简的要素是“简单”结果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该模式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洛克和休谟哲学的总结，这一模式以亚里士多德和经验主义者洛克和休谟的思想为基础。虽然我以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来命名这一模式，但这一模式体现的还不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主张，而是洛克式的主张。亚里士多德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他还没有完全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剥离出来），但是，我仍然以亚里士多德来命名，这一方面表示了对先行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它和另外一个“柏拉图·康德·胡塞尔模式”形成对照，它们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亚里士多德主张从感性经验出发去认识世界，洛克和休谟他们把经验材料视为唯一的认知起点。洛克的“简单印象—复杂观念”的认知模式表明只有从简单的印象开始才有可能展开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最后到达对复杂观念的清晰界定，即通过无限多个简单，最后到达高一级的简单；经验主义者相信无限多个“简单”的相加，可以得到一个大一级的“简单”，即一个复杂观念的清晰呈现；在它们相加的过程中，是排除任何“结构”性的要素的，简单的经验材料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如因果关系）影响，更不会被整体“结构”化。但是，“简单”加“简单”是否顺理成章地会得到另外一个“简单”？休谟的回答是否定的，其间，任何一种推理，都被休谟认为是不可靠的。⁽¹⁾从这一点来看，就本文的主旨而言，我认为经验主义的这种观点和柏拉图的观念一样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可以感受到的经验才是可靠的，唯有发生着的过程和已经发生的结果是可靠的，任何一种结构性关系的分析、预见的可能性都被排除，简单就是简单，要做到整体的简单，只有各个部分简单，并且你还不能就此推论说，它们必然产生出一个简单的结果来，休谟的这个结论是来自于经验的层次，不是来自于结构的层次。但是，不管他的用意如何，这一模式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有用启示：第一，简单的元素对于产生出简单的整体是重要的（在洛克和休谟看来是必须的），对于产生出简单的结果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第二，简单的要素的相加未必就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果——这是休谟认为的，这一点和第一点一样是极其重要的。格式塔心理学通过整体大于局部的关系构成来说明这一点，即任何一个简单明确的局部都有可能淹没在由同样简单的元素构成的整体的关系中，从而得出很多简单的要素的排列也有可能产生出简单的结果（从时间上来看是结果，从空间上来看是整体构成），也有可能产生出复杂的杂乱的结果，甚至产生不出任何结果的结论——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一点。因此，“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模式作为一个简单的物理—经验模式，是机械的，也是谨小慎微的，它毕竟为我们对“简单”的模式认知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开端，为后来更高级的模式的产生开辟了可能性，柏拉图·康德·胡塞尔模式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诞生的。

2.心理—结构模式

“简单”的“心理—结构”模式是在简单的物理—经验模式基础上，以承认人的大脑中存在某些“先在”的构成图式，同时也承认经验材料的结构形式，即其“总体构成”对人的认知的作用为前提的，这一模型的假设是：经验材料总体的构成可以影响各个组成要素，通过有机的整体，可以使看似复杂的要素转化为“简单”的构成；如果能使经验材料的构成和人的大脑中那个先在的构成图式以及外在于大脑和经验材料的语境这三个构成要素组织为协调的“同构”关系，传播将会变得更为有效。值得说明的是，我在此模式中所使用的“结构”概念和格式塔学者们所反对的冯特的那个“构造”不是一个概念。冯特的“构造”是各要素的简单捆绑，是要素的群集；而我所使用的构造更强调整体对于局部的结构化意义，因此它更像是韦德海默和考夫卡他们的“格式塔”。⁽²⁾

柏拉图认为，存在着至高的“理念世界”，它统治和主宰着现实和经验的表象世界，通过对“理念”的洞察，从高到低俯瞰，更容易把握复杂的表象世界。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等也认为，在现象世界之上，存在着一个无形的“道”，它规定着、主宰着有形的杂多的现实世界，通过对道的领悟，人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和理解现实的现象。说到底，他们的思想代表了一种通过“形式”来把握现象的认识论，即通过“一”来把握“多”的认知途径（当然这是我推演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有点像我后面要提到的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观念，但仍然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后者的整体是有众多组成的，即虽然整体大于局部，先有局部的杂多才构成整体，而柏拉图的理念和老子的道的力量是先于并且决定着杂多的。所以，格式塔心理学也可以看做是“简单”的柏拉图模式的一个支持；另外，听觉对某些音乐旋律（即音素的结构）的敏感性和对于另外一些的迟钝性也可以给予它支持。柏拉图模式的观念认为，在人的经验之先，存在着一种统治和主宰着经验世界里众多的和纷繁复杂的现象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这些杂多的经验材料会变得有条理，更简化，易于把握。我承认柏拉图的观点的部分有效性，因为在人的经验之先，确实存在着一些内嵌在人们大脑中的“模式”“图式”和“观念”，这些东西已经部分地为心理学研究所证实。但是，之所以说它是部分有效的，是因为柏拉图使理念（我们这里用形式或结构）绝对化了，从而完全否认了经验材料的意义。

康德正是在超越了柏拉图的这一局限，即在承认经验的基础上来谈论先验的，因此说康德是一个综合者。康德认为在人的认识中先验地存在着一些构成性的要素，这些要素中对我的论题最有意义的就是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时间的观念先验于人的大脑中，它使得纷乱的行为、事件在时间的前后关系上取得了序列上的组合，即使这些事件是毫无关联的、异类的、或异质的，它们也可以在时间上获得“序”。人们常常以某个点，比方“现在”去对事件进行排序，发生在现在之前的叫过去，“发生”在“现在”以后的叫做将来，发生在过去的或是将来的也还可以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排序。这样，在时间的结构下，事物不仅可以统一在一个时间的序列中，而且还可以在这种时间序列的前后位置上得到区分。先验的空间观念使得事物的分布在空间上得到了结构化，处在一个平面空间的事物可以通过“上”“下”“左”“右”这些关系得到排列，也可在第三个维度上以同样的方式或者是空间的“前”“后”“上”“下”关系得到排列（格式塔心理学家正是通过位置的接近、方向的连续等空间特征发展了康德的空间构成观念）。人们先验的空间观念使得杂多的事物空间化了，把共时态的事物在三个维度上进行了排序，这同样不仅显示出它们在空间位置上的序列统一性，而且显示出它们在位置上的区别（后来爱因斯坦，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称为四维时空，但四维时空已经失去了它的先验直观）。尽管这些概念的名称如“上”“下”“前”“后”是文化所赋予的，如在英语文化中把“上”叫做“UP”，在中国把“Right”叫做“右”等，但它们表达了同样的时空观念。这些前后左右关系，不仅表现为一种实存的时空关系，它们有时还表现为“因”与“果”的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在有些时候是实存的，在有些情况下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即仅仅是人们感觉到的而未必是实际发生的。某个事件导致另外一个时间的发生，常以时间的序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因果关系体现为：（1）某事物随另外一事物而来，（2）在两个现象之间有接触，（3）随着这种接触而来的事情必然发生。休谟分别把这三点称为：（1）相继性，（2）接触性，（3）必然性。人们通过这种先验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形成对某物的概念或是对某事件的内容。不仅实存的因果关系对于形成某种结果有意义，而且心理学上的因果关系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结构化也有着先验的意义，如音乐中各个音素的先后、长短、间隔、强弱等，都会在人们的感觉上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悲哀、高兴、振奋、烦恼、愉悦、痛苦、迟疑、愤怒、畅快等。并且这种音符的结构化在不同的文化中会产生相同或类似的结果，不管是非洲人、美洲人、欧洲人，还是亚洲人，听到迪斯科音乐都会产生摇摆、抖动的跃跃欲试的感觉，听到Blues音乐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忧伤。当然，这种先验结构化可能因为主体文化的差异而有不同程度效果，如一个非洲人在听到一组音符后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起舞，而一个中国人在听到同一组音符后仅仅在内心产生起舞的冲动。这种心理上的因果关系还体现在人的情感动态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常常不用语言，也不用放声大哭（或大笑）就能表现出极度的悲哀（或快乐），因为他们能利用眼神、面部肌肉和身体肌肉的动态来暗示出在这些动态后所可能发生结果，即“肌肉记忆”⁽³⁾。好的导演和演员总不会经常去直接展示这种极度的悲哀（或欢乐等），而是利用观众心理上的这种先验的动态结构能力去营造出更有想象空间的效果——这种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结构化效果所暗示的简单的、含蓄的效果有时要远远超过直接的、复杂的展露。有关人的大脑认知的研究表明，有些结构（或形式）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容易为大脑所记忆和回忆，而另外一些结构（或形式）则不。如呈现在平面媒体右上方的文字比呈现于左边的文字符号更容易被人们所关注和记忆，而呈现在左部的画面比右面的画面容易为人们所关注和记忆，这一发现得到了生理心理学“半脑切面理论”（Hemisphere Lateralization或Split-Brain）的支持。⁽⁴⁾

康德这种先验的结构能力不排除经验的材料，它是以进入人的感觉的刺激物为基础的，是以这些刺激物为原材料的先验结构的处理过程。他受到了纯粹的经验主义者的反对，同时也受到了胡塞尔和庞蒂的还原。胡塞尔从对“经验”的否定，即对先验（或纯粹主体）的还原为开始的，其目的是要通过摘下我们所戴着的经验有色眼镜，是其所是地呈现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自然的澄明。所以胡塞尔和庞蒂都反对包括康德在内的对时间进行空间化处理的做法，以现在为视点把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做法，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去模糊时间的明晰性，而是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回到当下的情形，“处身”地观察和思考问题。这就涉及我们现在称之为“语境”的时间和空间结构，即我们必须以主体“我”所在的“当下”和“在此”去观察和思考，作为观察者和思考者的一切经验和成见都必须予以抛弃。在观察者和思考者被抛弃时，时空还原后的“语境”把被看、被听的或被感触的对象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结构，即除了被观察对象本身的结构外，还包括它被阅读、被收视、被观看、被聆听的语境，它们和被观察或被聆听对象的内容，一同构筑观察者、聆听者、阅读者对于对象的理解。一方面，主体被还原，一切与对象无关的经验都将被抹去，另外一个方面，那个设想中的被观看者或被聆听者的经验——主要是指其被观看或聆听时所处的语境和当下的经验感受又被考虑在其中。柏拉图的理念是绝对的；在康德的先验结构里，这种绝对性部分地让位给了经验的材料，但先验的理念仍然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胡塞尔的先验还原把这种重要性完全还给了纯粹主体，也还给了“当下”的、“此地”的观察对象这个现象的直观。在此，经验材料不仅由主体的先验的结构主宰着，而且还为它自身的结构以及它与所呈现的语境构成的结构所规定着，即经验材料本身可以形成一个结构。

这为我们理解阅读、收听和收视提供了更有效的框架，这个框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主体无经验的纯粹先验结构，第二个层次是经验对象各个要素的内部结构，第三个层次是前两个结构在“当下”的语境中所形成的更大的结构。其中，第二个结构是传播者可以左右的，但它首先必须符合第一个先验的结构；如果在先验结构缺席的情况下，它必须符合自身的结构；然后，它还受第三个结构的影响〔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个结构还包含了“在此”（即收视者、阅听者）〕的经验，这也是传播者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为此，我们认为现象学的所谓“是其所是地呈现”，一方面包含了主体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象及其语境的因素。因此，“先验—经验—语境”构成了这个模式的特征。

3.心理—审美模式

这是一个超越了“经验”和视觉材料的“构成”关系的模式，它是在前两个“简单”模式的基础上，强调“简朴的美”对于“烦忙”的主体的解放意义。这个模式的假设是，如果主体能完全把心灵和精神投入到经验的对象中去，那么“自我”就会同对象融合，产生庄子所说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同化效果；但是，发生效果的条件是，主体经验的对象必须具有简朴和美的品质。这一模式来源于对庄子、尼采和海德格尔美学的理解。

我把老子的道和柏拉图的理念放在一起，因为它们一样是为了认识事物，理解世界。我把庄子和尼采、海德格尔放在一起，因为他们在认识了世相的杂多、苦恼与“烦”后，都企图超越这个世界，而他们的超越的方法都是一致的，即便“认识”的人生为“审美”的人生、艺术的人生，他们都主张返璞而归真，与天为一，与自然融为一体。庄子把人的语言叫做“人籁”，把自然的声音叫“地籁”，当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后，就能听到“天籁”，天籁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无律的诗歌、无形的绘画，是一种无知之知，是舍弃世间繁华，心灵的自由流动，即使不借助任何外力哪怕是风的力量，也能逍遥于漭漭太虚，畅游于无何有之乡，信步于胸怀的辽阔，自在于心灵的澄澈，是“磅礴万物以为‘一’”的审美境界。

尼采则从世界的痛苦中撤离出来，离开那个浩浩荡荡的队伍，独自沉醉路边，感受着人生的悲剧，带着强烈的意志去品尝人生的苦与悲。当毁灭的打击都经历了后，众生作为一个整体依然生存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悲的悲剧，还有什么比在这悲剧后获得的欢愉更欢愉呢？尼采醉了，与众生同舞，和自然一蹈，闪电、雷鸣、暴雨不过是强力意志的音乐，所谓人生的悲剧不过是烈酒一盏，当悲剧落幕，酒意过后，黎明生起，小草依旧返青；毁灭之火熄灭后的第一个清晨，绿叶上一滴小小的露珠依然清澈澄明。尼采把这叫做悲剧的酒神精神⁽⁵⁾，他在这里找到美之慰藉。

海德格尔则在“诗”里找到了人生的居所。虽然“此在”的本质是“烦”，人的根本性的东西已经遗失在所谓现代文明中，但是，我们却可以返回我们最简单平凡的家居生活，通过我们的语言，特别是诗性的语言，寻找到人类的“本真”，这种诗性的语言是我们人类的居所，它向我们敞开着；它可以传达那些难于表达的、复杂的东西，如《荷马史诗》，它反映了人类难以记录的历史，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简单里所蕴涵着无限的丰富性，它不像现代的科学技术一样使人迷幻。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诗性还可以在乡村家居生活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使用的日常物件中找到，在他们的简朴中得到还原。总之，不论是庄子的“磅礴万物以为一”和天人合一，尼采的众生一体的酒神狂欢（还是康德的优美和崇高），海德格尔的经由诗艺而返璞归真都代表了简单的审美模式，都代表着一种超然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