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电视的“双重身份”及相关问题思考

三、当下中国电视的“双重身份”及相关问题思考

有学者将国内电视台的身份转型归纳为“从党的宣传工具向党营商业性的资讯娱乐业转变”,或曰从“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向国营的准信息产业过渡”,无论用怎样的名词和概念对这种双重身份进行定义,都有一个核心特征,即电视既要服从市场逻辑,又要服从官方意志,政府控制与市场动力之间的紧张与张力成为中国电视的标志特征。

市场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在市场因素从无到有、力量逐步壮大的同时,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不能仅以强化或弱化二字概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由于对受众和传播策略的关注,意识形态的客观宣传效果得到了增强,但同时官方意识形态又不得不放弃许多空间,严肃的政治新闻与各个地方版的配对节目、粗制滥造的电视购物节目,共享、分割同一个荧屏,这种混乱反映出自由市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及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逻辑的移置。这些影响都是显见的,批评者应当对那些满足了各种利益需要的文本保持清醒的认识。

作为国内含金量最高的电视剧时段,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的电视剧时段收视率波动很大,经典改编剧《水浒》(1998年1月播出)收视率最高达60%,而主旋律剧《黄克诚》(1999年4月播出)只有6.48%,多数情况下黄金时间的价值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原因是选择/审查极为严格,引导性和教育作用是选择的首要原则。这一事实颇令电视经营者和电视剧制作者们惋惜。经过不断的实践,近两年我们看到了一批带有一套黄金时间“特色”的电视剧,即粗糙的爱国/民族主义精神+男女情感纠葛杂糅的新型主旋律电视剧,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装使它们得以进入黄金时间,情感纠葛却是帮助它们获得高收视率的法宝,于是,“黄金”价值重被发掘,而引导和教育作用在何种层面获得了实现呢?

如前文所述,电视的“双重身份”所要解决的其实是市场、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下将就由此引出的若干问题进行论述。

1.市场·意识形态·平衡

当前的电视界中存在一种观点：市场是不可战胜的,所有的力量都会在它面前不攻自破,就连官方意志也要向它作出让渡,个体没有反击它的必要,向市场妥协是一种光荣的失败。在这样的理由支持下,迎合观众、甚至迎合广告商的行为都在坦然中进行,节目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传播效果被暂且推后,只要收视率上升便是成功。

官方意志的不可违抗性是另一个颇为诡异的神话,“摸着石头过河”仅仅定了下限,在此范围内,“特色”论有很多种表述及发展空间。就当下而言,在市民阶层需求的多样化、传媒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等因素的作用下,政府出于自身合法性考虑,对社会表达空间的让渡已经具有相当的宽容度,因为违抗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而受惩罚的事已经越来越少见,不管是处于“边缘”还是处于“中心”的人,都想以体制外的身份自居,为此而将官方意志表述为铁板一块,这种神话与其说是政府借助行政权力编织而成的,不如说是媒介从业者自己为了逃避媒介义务而树立起来的。

市场逻辑要求以受众为中心,官方意志要求以传者为中心,文化精英则要求媒介超越这两者,同时,受众需求和官方意志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如此看起来,制媒者从三者的挤压中获得的夹缝实在不大,能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中作出如此巨大的成绩(经济实力的倍速扩张、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值),似乎证明了当前的制媒者们的的确确是我们社会中的精英。《焦点访谈》总主持人曾对这种看法表示不解：“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一个有巨大的反对力量存在的社会里,有一个岌岌可危的政府,(如果那样)我们找到了政府和老百姓的信息沟通渠道,说明我们很有本事。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政府和老百姓共同感兴趣的事,把老百姓的意见和政府的解决办法联系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是理所当然也完全做得到的事情”。^[19]

由于改革使利益格局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大多数民众对于改革(改革是由政府发动的,对改革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政府/政权甚至国家的感情和态度)的态度也十分矛盾。一方面,改革带来了现实利益(尤其是在初期),在理性上和公开的表达上,民众都采取支持改革的立场；另一方面,改革带来的现实冲击和社会不公又使他们多有怨言,表现为整体性的/公开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支持改革的,而个体的/私下的意识形态却常常充满矛盾,当改革符合个体利益时,支持是无条件的,否则就要复杂多了：或者是理性上支持而情感和行动上不支持,或者干脆反对。然而,在道义、情感上,没有人怀疑国家利益和普通民众利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虽然二者利益存在不同,但存异求同——寻找共同的对手,即既损害了国家利益又损害了人民利益的人或行为,却是行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方式,加上电视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更多地是在象征或视觉层面(除了被直接曝光者,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舆论监督仅仅是一些影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或触及他们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谋求平衡、契合点并非难事,很多这样的平衡和契合点甚至“天然地”蕴含着商业的潜质,“昔日权倾一时今日刀下鬼”、“黑帮淫窝之覆没”之类的报道,既是政府的反腐扫黄(验证政权合法性)的政绩,也可以正当、合法地满足种种窥视欲消费。“打擦边球”已经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

平衡的难点在于将意识形态宣传“自然化”。由于叙事可以建立一个封闭的逻辑系统,很多节目采用了故事化的叙述,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并不能掩盖双重身份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在种种找到了契合点、获致了平衡的报道中,有一个制媒者所刻意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这种上下皆满意的效果,建立在政府与民间对文本的理解一致的基础之上。霍尔指出：优势意识形态的正文脉络和观众的社会情境之间可能会产生张力,观众的社会情境促使他们和优势意识形态冲突。^[20]这句话说明观众在解读电视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当媒介生产者们以他们娴熟的平衡手法,从再就业角度报道下岗问题、从打黑专项斗争成绩的角度报道黑社会时,政府和民间可能按照各自立场各取所需地从中读取截然相反的意义。

2.平民化·人文关怀·启蒙

如果我们将90年代以来兴起的电视栏目的口号和对它们的正向评价,作为一组关键词来考察,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共同之处,那便是对“平民化”、“人文关怀”的追求,其方式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目的是为了“用心品味”,进而发现“生活本来有滋有味”。

平民化是现时代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特征之一(晚近以来,这种语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电视来构建和强化的),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使用的一种话语和逻辑。孙立平对此有精辟分析,“人民群众追随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场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建立一个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许诺”。^[21]在利益关系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普遍的利益受损心态使民众对平民主义的接受更为容易。借用理查德·H·佩尔斯的话说,“当前的任务不是去改变这个范围较大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自觉意识,而是去加强人们已知和已感受的一切”。^[22]

人文精神讲求终极关怀,究竟是否与世俗精神截然对立,是否排斥现实关怀,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电视界的普遍做法是强调对现实困境的解决,充分肯定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不以消解权威为目的的前提下,进行一些现代性的启蒙,提供多元化的价值观,帮助摆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束缚。

在《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中,平民主要由农民代表,在《实话实说》中平民以市民现身,在《今日说法》中干脆由利益受损的原告来充任。多数情况下,这种平民化倾向是通过暴露改革/政权中损害平民利益的消极现象来体现的,因此带有一定的颠覆性。另一方面,在平民主义的话语中,人民群众被赋予了决定改革的关键地位。“几乎所有的关于改革的重要宣传中,启蒙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种话语中,只有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自觉地投入到改革中来,才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孙立平)。平民化联系着启蒙的诉求,后者在这里与其说是文化精英们的要求,不如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需求,而为数甚众的人群则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一论点在央视组织编写的有“史传”性质的“跨世纪丛书”中得到了证实：“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在于,电视传播同样应当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电视传播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体观点,始终不渝地洋溢着一种平民情结”,“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群众的要求要有地方提,委屈要有地方说”。

然而,平民阶层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的方向,或许应当对这种“平民”主义或种种平民伪装进行质疑,这里是否在有意无意偷换概念?平民的利益未必就等同于“人民”的利益,未必就是正义的、合理的。过于相信平民(用平民甚至村民的话来对基层官僚的话进行证伪)是极其危险的,出于各种现实的利益考虑,平民的实用主义立场有时可能导致与事实相悖的行为和结果,在另一些经典文本中,这些平民是需要启蒙和改造的。真正促使采用平民诉求的动机,可能是因为在数量上他们是绝对的多数,是真正的“大众”,虽然他们的物质消费能力低,但对电视从整体说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平民化的这种商业潜质对于培植社会民主、拓展文化空间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应作为终极诉求赋予过高的道义合理性。

在中国,“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代表弱势一方,因此,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媒体所无法比拟的道义性”。如戴锦华所指出,一种匿名且不无偏颇的关于知识分子伦理的讨论,为所谓知识分子品格、独立人格设定了一个单一而含混的参照系：与官方的相对位置与关系。于是,“与官方合谋”成了知识分子的耻辱,甚或不赦之罪。官方可以涵盖政权、政党、体制、政治权力中心,但并不包含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社会机构的思考；更多的时候,所谓的官方,只是一个想象中的、铁板一块的权力机器。

平民化已成为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的一种标识,诉诸平民化的潜在意义是,平民代表着大多数,代表着权力的受体,因而也就代表着公义,诉诸平民化无非是表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在精英、大众、官方意识形态对平民化的共同追求中,媒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平民化,一个被掩盖的问题是,精英、大众、官方三者追求平民化的动机、目的各不相同,甚至对平民化的定义也截然不同。

当复杂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时,不如暂且搁置；当弱势族群尚无力保护自己时,不如教会他们挽回损失的办法；当女性根本不可能要求男性让渡他们手中的权力时,不如披上甲胄“完善”自己——实用主义的现世关怀取代了遥不可见、空洞难辨的终极关怀,策略性的生存取代了理想/目标/方向明晰的系统发展,未被兑现的启蒙主义让位于后启蒙主义,后者在以亲切、体贴、关怀的面孔传授种种生活知识、生存之道时,彻底瓦解了平民的“非分”要求。

“实用主义很多时候是放弃主体意志的第一步”。

3.多元化的陷阱

在大众日趋分裂为小众群体的今天,满足尽可能多的大众需求的媒介经营原则已不适用,多元化恐怕是一个能与大多数观众建立信任感的捷径。然而,多元化不仅用以证明反政府行为的正当性,还用以证明破坏社会秩序、性别歧视的合法性,盲目的多元化将导致原则/立场的缺失。使用多元化的逻辑可能陷入这样的困境：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同时,也要给予对立意见合法性,对于反对派的宽容意味着妥协,从而就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意识,在电视实践中对观众产生误导。

多元化的实践会导致非意识形态化,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问题进行回避的同时,也丧失了对外部敌对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因此,在转型期是否应当努力澄清一切不利于国家稳定的信息?央视制媒者是否有这样的责任?作为政治体制的保护者,制媒者努力达成对官方口径的消解,究竟是一种高尚追求还是一种人格分裂?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多元但必须是完整和谐的价值体系,才是媒介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