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曾有一位“实权者”要求我用一句话概括本书主旨,未几,他颇为不耐烦地说：“说到矛盾和问题,我们(实践者)比你们(研究者)更清楚,关键是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电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用三言两语概括存在的全部问题,再用三言两语开出药方,对症与否是其次,关键是要与众不同,这是领导/决策者们对下级/政策研究者们的要求。于是乎,关于思想路线、发展方向的研究比具体的分析似乎更具意义,多少问题便在这高度的概括中遮掩过去,研究对象尚未被剖析很快就失去了被研究的意义,学术的合法性也不得不寻求主流意识形态、政策的直接验证。
电视的改革直接联系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风险内在地规定了改革研究的风险,决策者对政治改革采取谨慎从事的态度,研究者更是避而远之,避近就远、避实就虚成为安身立命、卓为有效的话语策略,这倒为踯躅于学术边缘的我辈创造了空间。
当代的电视体制是“官方”、“精英”、“市场”三种体制性力量之间彼此冲突又相互借重、复杂互动的结果。在媒体和大众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中国当代情境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国内外经济资本活动密切联系的时代,放弃对文化生产、文化资本的分析,同样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化批判一方面需要与对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结合点”,这也是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本书的剖析解构,运用了批判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及文化研究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传播媒介的表现形态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制度、电视制度、政府对传播媒介的监管,都与传媒的运作和表达的内容有密切关系。批判性传播政治经济学着重分析大众传媒的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市场机制/国家机器/传媒机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分析传播产业的结构与表现,不仅解析产业集中的过程与所有权权力的行使,而且探讨媒介商业化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等层面的影响。此方法主要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同时广泛吸取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选择文化研究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今天,社会改革的每一步,包括经济、法治、民主制度的建立,都与政治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问题之间的联动关系变得异常清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传播媒介的表现形态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制度、电视制度、政府对传播媒介的监管等,都与传媒的运作和表达的内容有深刻的纠葛,电视涉及的问题不可能只在电视文本和电视传播范围内获得全部解释,拘于一隅的立场无疑会有所遮蔽和局限。我们需要“一种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观照,是在批判中的建设和建设中的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细致地、具体地分析中国当代的历史和现状”。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央视广告收入的一半来自新闻前后的时段,远远超过电视台对新闻节目的投入,有分析者据此认为,“这说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不矛盾,好的电视节目不仅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这种化约主义的看法忽略了中国电视的社会功能,忽视了央视的垄断地位是由行政保护和历史积累共同达致的。至于认为凡新闻节目必然产生社会效益,并且将新闻节目归入“好的电视节目”,就更是一种误识了,新闻节目并不必然维护生产它的权力意识形态,文本本身可以产生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
虽然了解症候是诊疗的前提,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为当代和未来的中国电视开药方是政府研究和决策者的责任范畴。因此,本书无意对当下的电视制度和电视制作是非优劣的判断和评价。就笔者而言,尽最大所能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比“好不好”、“怎么办”都更具现实意义。
在保持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允许体制外的机制和力量“自发生成”,这是渐进式改革的基本思路。作为权力斗争的一个中心竞技场,电视的制度改革尤其体现了这种谨慎性和由此带来的复杂性,各种力量之间是无奈妥协还是积极合谋,是多元共生还是走向新的统一过程?提出这些问题,与其说是要提供解决方案,不如说是要打开缺口,暴露那些一言以蔽之的论述,那些远远没有被认真地讨论,却已经“结案”的问题。
书名中限定为“90年代以来”,也隐含自设陷阱的危险。世纪末的特殊意义已经使这一阶段显得十分喧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纪末已经成为过时的话题,似乎失去了被言说的价值。电视的历史本来就很短暂,真正发展的时期更是只有20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将“90年代以来”独自划分出来,是否有必要?作这样的选择首先是因为集中笔墨的需要,90年代既是电视体制改革的真正开展期,也是西方电视文化理论的膨胀期,更是电视与中国社会相互构造的时期,对于短暂的中国电视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本书主要以央视节目为分析对象。选择央视为分析对象,不言而喻,是因为央视在收视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或曰央视是中国电视、主流意识形态的第一形构者,央视一套更是权威意识形态的生产、发布地,而新闻评论节目、谈话节目、法制节目、女性节目等非虚构类节目作用于人的社会认识与价值观直接而有效,选择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最具症候性,最能读出各种权力机构的力量运作与冲突；“一切都是真的”,这无疑是一个分量沉重的许诺。“真实观念业已成为人们想象生活的意识形态：真实观念的完全解体亦即生活崩溃。相信‘自然’是真实的来源,亦即相信真实包含了独一无二的时间、空间与生命”。
需要指出的是,焦点、谈话、女性等研究对象的名称是对既有习惯称谓的沿用,而不是对电视节目进行内容或形式上分类的结果,因为分类乃是极其吊诡的东西,它否定了其他分类方式的可能性,也拒绝了无法归入其类中的东西,而后者的存在,亦会威胁该分类方式存在的合法性。任何一种分类在确立之时便奠定了被颠覆的基础。传媒中常见的炒作,有的是有意合谋,有的是在共同的利益追求下,不谋而合所致,同时也是因为种种分类方式内在的矛盾和裂隙赋予了它们合法性。
虽然主要研究对象是央视一套播出的非虚构类节目,事实上,对任何一种节目形式的文化研究都独具意义,因此,文中并不排斥对央视其他节目和非央视节目的援引及分析。
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各种因素妥协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文化观或文化研究的发展,也是一个各种学说和观念论争消长的过程。这种动态的妥协过程揭示了一个规律现象,在文化场内各种力的相互作用才构成了文化的真正面貌。这种相互作用实际上要求任何研究者都必须注意到各种力的相互作用,以及其所形成的场的复杂状态。充分注意到多元力量的妥协和纠结,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则,也是文化研究的基本守则。
作为多种话语力量的共用空间,电视的每一种文本都是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交流、碰撞、斗争、妥协的产物,然而若不对这每一种权力机制和话语力量进行一一指认,不对它们的策略进行剖析和审视,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这种认识便等同于零,一切的权力机制都会畅通无阻地将我们裹挟其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运作的共谋者。
文本是可见的,文本之后的种种权力运作是不可见的,但透过可见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不可见的权力的运作,这里的权力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力,还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透过可见的电视文本解读不可见的权力、拆解影像与权力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本书的研究主旨所在。
目前对于电视双重身份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一言以蔽之地证明其客观存在性,或是以中国特有的平衡句式表达逻辑上滴水不漏的辩证法,而缺乏就相互之间冲突和合作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由于内地电视理论研究的匮乏,本研究更多地受到港台及海外传媒研究学者的启发,黄煜、魏然的《从喉舌到党营企业》,陈怀林、华平的《从党的宣传部门向准信息产业的艰难过渡》为本书提供了从体制研究入手进行文化分析的视角,但这两篇文章主要局限于经济学的范畴；赵斌对中国电视的双重生命的简要概括,启发本书从体制研究入手进行电视文化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者身处大陆之外,往往长于宏观把握而疏于细致分析,这便为本书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粗略说来,与文学和电影的理论研究相比,国内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说某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处于空白,我想首先是指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甚至没有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也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成果。
90年代以来对电视文化有过研究的人包括：一、新闻传播研究者；二、文艺理论界人士,主要以大众文化批评为研究对象；三、其他艺术院校或综合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总的来说,这支队伍并不稳定,并且缺乏专业性,其研究主要在于译介、总结,出版的著作也常常带有综述性质,或是直接运用和总结西方现有电视符号学、电视叙事等理论,多数更像是较为系统的读书笔记,缺乏对中国电视的具体观照。
这些著作与文章很难说某一部/篇对本书产生直接作用,但作为前人成果,无论理论深度如何,我想都是不应忽略的。
【注释】
[1]按照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的分析,改革大体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就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而言,侵蚀意指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转型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重建指包括结构、制度和组织在内的全面的社会重建。参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http://huiluotuo.top263.net/newidea/11.htm。
[2]1992年,为争夺长江三角洲的一亿观众,上海电视台成立东方电视台。1994年,基于同样的目的,广东电视台分为“岭南普通话电视台”和“珠江粤语电视台”。在央视的干预下,广电部命令东方电视台改为上海东方电视台,地方台创办跨省的地区性电视台的构想破产。
[3]黄升民、丁俊杰：《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4]黄升民语,引自广电在线新闻《媒体之声：乱麻如何快斩》,参见：http://www.sarft.com.cn/site/online/info.htm?id=20010406a00090005。
[5]罗岗：《﹤生活空间﹥——“百姓”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天涯》2000年第5期。
[6]参见http://www.phoenixtv.com/intro/fhtv-gongsijianjie.htm。
[7]1993年12月,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的一份文件重申,省级电视台必须完整地转播《新闻联播》节目,包括《新闻联播》结束后的三十秒广告节目,这次重申是基于部分省级台在《新闻联播》结束后抢在央视之前播出广告的行为而发出的。
[8]1992年,为争夺长江三角洲的一亿观众,上海电视台成立东方电视台。1994年基于同样的目的,广东电视台分为“岭南普通话电视台”和“珠江粤语电视台”。在央视的干预下,广电部命令东方电视台改为上海东方电视台,地方台创办跨省的地区性电视台的构想破产。
[9]罗岗：《﹤生活空间﹥——“百姓”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天涯》2000年第5期。
[10]郑明椿：《电视文化的本质与批判》,台湾扬智文化公司,1997年版。
[11]王德胜：《文化的嬉戏与承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高鑫、贾秀清：《电视文化身份的多维度审视》,《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
[13]杨伟光：《把中央电视台的事业推向21世纪》,《电视研究》1998年第3期。
[14]刘宝顺主编：《电视管理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页。
[15]喻国明：《中国新闻人——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抽样调查总体报告》,参见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专家论坛.html。
[16]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民收入调查》,参见http://freereport.3see.com/viewreports/xiaofeishenghuo.htm(以下仅在正文中标出引文名称)。
[17]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2000年第3期(以下仅在正文中标出作者)。
[18]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观众联系处编：《2000年收视分析报告》,央视内部资料。
[19]孙克文主编：《焦点外的时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20]转引自罗伯特·艾伦：《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
[21]孙立平：《平民主义与中国改革》,参见http://huiluotuo.top263.net/newidea/ 25.htm。
[22]《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转引自王德胜：《文化嬉戏与承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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