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

二、故事化叙述：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

“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的追求,也是其修辞方式。以对个案的故事化叙述呈现事实,将报道的事实表现成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制造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比之提出论点——摆出论据——论证的程序化的评论,在传播理念和效果上都有巨大进步。但仍旧可以看出凸显的政治功利性,事实是一个共用空间/文本,绝对客观的事实并不存在,事实不能自我说明,它们需要一个框架加以诠释,故事不只是人物角色、事件、背景的结构,也是态度、规范和价值观的结构,不同立场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因而“用事实说话”本身就说明了其倾向性、评论性和宣传性。

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总结认为,故事的魅力在于“已知与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我们无法预知在这种对抗之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会怎样,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

《焦点访谈》的批评报道前半部分往往是非法/非正义者的劣行表演,后半部分必有代表正义和主持正义的角色出现,这有意无意地借用了情节剧的方式。一般出镜人物大体可分为三类：地方官僚/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级主管领导/拯救者。最常用的影像符码：文件、卷宗、证章、合同等充当“英雄”的宝物,“英雄”则是记者。

《新闻调查》更是自觉地将故事视为意义生成的方式,“我们力争每期为您讲述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和您一起走进事件的旋涡、靠近人物的内心,和您一起探秘、一起称奇、一起感慨”。在叙事上,《新闻调查》模仿国外电视剧的做法,将45分钟的节目分成几个小段落,制造并强化悬念,每个段落都设置有矛盾和冲突发展的小高潮,段落之间都有一个设计用以承上启下的片头,一方面吸引新的收看者,一方面留住上一段落的收看者。

从央视新闻评论部出版的众多总结性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编导们以故事架构节目的策略。反腐败题材节目《从市长到囚犯》,其题目本身就是强调其冲突和反差的效果。节目编导塞纳总结说：“我们有三项任务：一叙事,二人物刻画,三问题探究。探究问题的味道不能太浓,尽可能把问题包裹在叙事和人物刻画的过程中。”而记录东北农村基层选举的《大官村里选村官》节目在策划过程中,策划和编导就已经为未曾谋面的人物安排好了故事,“最好是顽固势力老村长寡不敌众,新办法给了村里能干人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场较量即将展开,欲知结果请看《新闻调查》”,最让编导们兴奋的是现实生活比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更富有戏剧性,选举中杀出了一匹黑马——一个老村长根本没放在眼里却险些爆出竞选冷门的前抽水员,使得故事/选举一波三折,颇具喜剧色彩。竞选“黑马”的出现足以体现选举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而“黑马”落选,由上级部门任命的老村长在竞选中“险胜”,却最终证明了旧的任命式干部任用制度的可信度。

故事化离不开过程展示,能够亲身了解或参与某个过程是一种特权。手术的过程只有医务人员参与,审判的过程在过去也只有相关人员在场,对于大部分事件我们都可以知道其结果,而不能参与其过程,因为很多秘密蕴藏于过程中——魔术之所以为魔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其过程。同样,采用过程展示的方式报道新闻也有非凡功效,使我们每个人都像看好莱坞电影一样,将自我沉溺于故事中,细细地过一回探秘、破案的瘾,让记者代我们行使知情权。

故事化无异于一个温暖的陷阱,当观点、事件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说出、演绎出之后,现象便遭遇个人化、特殊化,必然性被偶然性所遮盖,无疑削弱了其普遍意义。

《山顶上的希望》(《新闻调查》播出)中的主人公张胜利是安徽省某山区桃木疙瘩村的小学教师,桃木疙瘩位于海拔1800米的山顶上,只有九户人家。张是希望工程第一批被救助的学生,也是桃木疙瘩第一个走到山外读书的人。在上海师范学校就读两年,期间曾被选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手,到过美国。毕业后自愿回到桃木疙瘩村任教。节目没有采取劳模式的宣传,而是采用记录的形式,主人公的形象非但不是高大全式的,反倒是有一些心理缺陷的(主人公为了不被人轻视,每天夜里背着同学们苦读,又在天亮时回到床上装睡),应当说这是真实、容易打动观众的宣教方式。但由于人物事件过于特殊、故事过于完整,以致我们似乎找不出可以安插我们自己的位置,节目为我们形塑了一个在各方面都处于边缘的人,偶然跻身于中心,却终于没有融入其中,最后又重返边缘。主人公的自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一个少年丧父的农村孩子上山砍柴、采药、卖头发、卖指甲、甚至出门讨饭,在20世纪末,三个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上课只有一名老师；在鲜艳的红旗下,一群农村孩子认真地唱着变调的国歌,从中我们不是学习某种精神,而是了解和感受另一种生活。换句话说,过去一种行为通常被理解成是某种精神和价值观驱动的,现在同样的行为则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前者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后者却是与我们无关的别人的故事。无需否认,我们为这个不失淳朴没有忘“本”的青年人重返边缘而欣慰,因为他在遵守和维护着某种秩序,虽然他的选择只是因为无力抗争,也因为他代表着某种希望,没有人不愿看到我们民族的希望,尤其是这不需要我们亲自付出代价。作为“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他的行为还使“希望工程”这个以民间形式出现的国家行为,有了延续的合法性,一个巨大的、隐蔽的群体在被遗忘的同时,成了“希望”的承载者和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见证物,国家作为遗忘行为的实施者,以救赎者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重新整合进发展的大叙事中,虽然救赎的资本来自社会。

生活是难以用“故事”穷尽的。“故事”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主导性的权力关系。“怎样对待‘故事’,是接受、顺从,还是拒绝、反抗,这才是分辨‘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标准”。显然,作为国家级的媒介,以新闻形式讲述的一切故事,其真实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对于这些“真实”的故事,没有人能拒绝。

然而,对历史/现实从故事角度去解释,历史/现实便被定型化,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一个旁人没有发言权的故事,“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故事进入一个“非意义王国(哈维尔)”,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被视为偶然,结构、叙述方式甚至话语表述都是被框定的,因此对学者而言,它们就没有值得注意的价值。无怪乎,越来越多的报道不能提供足够的事实信息,或者让事实信息在同一个层面简单重复,对于关系的把握,也一次次采用简单化的处理,总是停留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框架内；结论自然也流于简单甚至片面。

因为有太过明显的功利动机,为了达到宣传目的,有的编导甚至不顾事物的逻辑,将所有的表象和结果都归于同一个原因。《家庭,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的主题是父母离异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在节目中,首先渲染一群青少年犯罪分子的凶残,接着介绍这群犯罪分子的身份,除了姓名和年龄,节目向观众说明的他们的唯一身份是“父母离异”,至于父母离异的情况从何而来,是否经证实,都没有介绍,更没有采访这些人中任一人的父母、家人或能证明他们情况的人。而这些游走于江湖,手段残忍的19、20岁青年完全有能力撒谎以减轻刑罚,甚至连措词都似曾相识,如“我是爷爷奶奶起早贪黑打牛奶喂大的”,于是在犯罪行为中起关键作用的个人因素被削弱了,个人责任也被推卸了,社会也就此免除了对个体的义务,观众的注意力也从犯罪分子身上转移到婚姻问题上,于是犯罪分子俨然成了受害者。节目建立了犯罪分子是父母离异者→父母离异容易导致犯罪→因此父母不应离婚→不离婚孩子就不会犯罪这样的简单逻辑。

当一种社会现象以有头有尾的故事形式出现时,就会遭遇特殊化；社会现象被阐释为一个由命运、或其他偶然性所决定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特殊故事时,就会被故事化解读,从而拒绝了观众的体验式、认同式解读,失去应有的影响力。大多数故事有着我们所能认同的主角,过多地强调个人,我们就会忽视人是社会群体的代表,忽略社会及其制度。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故事主人公有着魔术秀的结局,他总是由于命运的峰回路转或某种巧合,使错综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从而给人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结局,在故事中,文本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被想象性地取消,故事叙述的最终圆满同时也就意味着各种现实困窘的解决。

《宏志班》是《新闻调查》的第一期节目,当时该节目尚未形成特定的形式,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掩饰节目企图的方式,因此对于分析节目的功能、出台意义有特殊的帮助。

宏志班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李金海在该校创办的特殊班级,择生原则有两个,一是北京市月收入不足200元的家庭中的孩子,二是品学兼优。对招收的学生,免全部学费,并且高中三年每年可获得1500元的生活补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宏志班是学校(后有企业)、穷苦学生、媒体(后来加入)共谋的一场演出。学校本意是利用这五十四人的艰辛触动学校的真正主体——对上千名生活优越的机关子弟进行刺激和教育,而被扶助的穷困学生则利用这些资助完成学业,最终实现脱离本阶层生活环境的目的。这种各有目的、相互利用的关系,由于企业和媒体的加入而变得复杂,进而成为媒介和社会话题。

记者/编导白岩松首先把我们带入一个电视剧招收学生演员的现场,这个8集的电视剧以宏志班为原型,最终选择的却是一群出身优越,以龙虾和基围虾为日常谈话内容的孩子做演员。它本身的戏剧性在于,宏志班是将极个别品学兼优的都市底层孩子收编至普通市民阶层,其余大部分成绩一般的孩子成为被遗忘的/不可改造的。于是,在最底层的孩子中间,人为地分出两极,即成绩好/可改造的和成绩一般/不可改造的。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背景下,这个特殊人群的生活本身就易引发宿命感之类的理解,宏志班更使这种误读有了落脚点。它的观赏意义如同一出“苦儿成长记”,宏志班的学生成为悲剧明星和家贫志远的媒介英雄,满足的是普通市民的虚荣和廉价的同情心理,在满足这一心理的同时,引导、提升的使命却退至无限远。结果是,我们看着片中/剧中人物的艰辛生活而尽情挥泪,却不会产生帮助他们的欲望,因为那是他们的“命运”,我们无法解救他们。过去,传统的宣传诉诸于情感是为了促进行动,在这样的叙事中,观众的感动却止于情感宣泄,不仅没有促成行动,而且在情感方面也没有深化和升华。

央视新闻评论部记者有这样一句经验之谈,颇值得我们注意,“一个节目尤其是正面报道,如果没有细节性故事性的设计,等于强行让观众接受”。为《新闻调查》进行策划的学者也强调说,《新闻调查》应当“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本化”,“加强说故事的能力,把事件细节化”。有了细节性的故事设计就是对观众的尊重了吗?在实际操作中,细节化和故事化的确可以淡化宣传的强制性,增强暧昧性,但这种故事化、细节化与人本化有何联系?一个凸显的事实是,在媒介和媒介文本都越来越商业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制媒者将人本化、人文关怀表述为自己的追求。但不能否认,在市场逻辑和权力意志的共同宰制下,媒介所制造的人本化、人文关怀具有很强的魅惑性甚至欺骗性,“人”像“官方”一样,是一个含混的、被想象的群体,“人”需要什么,想说/做什么都是由媒介代理的,媒介用向我们“提供”一切、剥夺我们的理性思考权的方式,来实现对我们的关怀。

在文本操作中,“人”是不包括那些离轨的权力拥有者的。《焦点访谈》的经典镜头是山西某国道上那个对着镜头说“再来(罚)二十”的路警,那个路警也许只是众多同类中“不幸”遭遇电视摄像机“冷枪”的一个,他的行为虽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也许本质上并不坏,他只是在行使领导赋予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权力”而已。作为节目成功的标志,他失去了工作,很可能被改变一生,回家种地,记者们又何尝考虑这些?设想如果对这些公务人员作一些面部马赛克处理,对事不对人,同样达到促进工作的效果,不是更能体现节目编导们所标榜的人文关怀吗?《新闻调查》的记者们常常在向采访对象提问时发表长篇大论,以此表达对那些被压迫者的“人本关怀”,却非要对方用“是”或“不是”作填空式回答,用剥夺对方发言权的方式来实践他们的人文关怀。或许,这里受“关怀”的“人”与其说是“人民”或“百姓”,不如说是“大众”,支撑媒介广告市场的大众。

遵循“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的叙述逻辑在吸引受众提高收视率方面的确行之有效。然而,因为关注细节,在这类节目中,最易引起观众共鸣的不是事件的实质、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目的、手段及结果,而是“态度”,换言之,不是本质和过程,而是表象,嚣张、目中无人的表情和言辞最容易引起观众的义愤,对这样的人物的“修理”,甚至比对重罪犯人的惩罚更让观众感到快意。“这种形式的情感总动员具有攻击性,接近于象征的私刑处死行为。”一般情况下,得罪或不配合记者的人都会在节目中得到相应的报应,一方面,这是由于观众将自己认同为记者一方,并以当事人对记者的态度判定是非,说明观众观看这样的节目理性不足；另一方面,大众化的思维不关注深度(事件的实质),而以平面化的意义即事件与事件、事件与人(自我)的关系来代替,这种倾向同时影响记者和观众,在镜头内外的人感到解气快意之时,中国老百姓原本就比较淡薄的法制意识便无影无踪了,而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态度“诚恳”,却可能得到同情和谅解。“故事化”可能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生活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并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将这些事件悲剧化,以‘从中吸取教训’,或将它们改造成‘社会问题’”(布尔迪厄,第60页),政治意识形态被彻底放逐,必然导致议题的琐碎化,使电视新闻不再是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有关的认识和价值的中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