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题的关键词

三、作为主题的关键词

在《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庞杂广博的评说话题中,“反腐败”和“减轻农民负担”始终是频率最高、分量最重的两个话题。显然,这两个语词联系着转型期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也是普通百姓所关注的政治话题。对同一话题的共同兴趣为电视媒介弥合二者之间的断裂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的利益基础、动机又使这种弥合只能止于表层,在为普通百姓找回现实利益、满足他们的利益表达和宣泄需要的同时,完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生产。

反腐败

自开播以来,揭露和抨击腐败现象始终是《焦点访谈》的一大主题,在1994年275期节目中播出了40次,占近15%；在1995年360期中播出了57次,占近16%；在1996年364期中播出了60次,占近16%。近几年来,《焦点访谈》以打“反腐”牌赢得了大量观众,尤其是1998年以来,在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下,反腐主题日益鲜明,力度不断加大。在同年11月3日至11月24日的三周内播出的20期节目中,以反腐为主题的占9个,占近50%。

腐败是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将导致公民对政权合法性认同的削弱和消除。当旧制度破坏而新制度远未建立时,社会结构的无序程度大大增加,部分官员便利用可掌握的资源,进行大量非制度化的互动和交换。中国的改革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改变资源占有状态的方式,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因此,更易滋生腐败。

权力机构对腐败问题的看法和表述,是腐败问题报道/公开程度的决定因素。中国领导人对腐败程度的评估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89年以前,官方一般不使用“腐败”一词,1989年以后,开始承认局部地区有“腐败现象”,近两年来,则直言腐败。目前比较正式的对腐败问题的有关表述是：转型时期,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元化,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诱发腐败犯罪的因素大量存在；腐败是历史悠久的社会痼疾,有着极强的隐蔽性和顽固性,反腐倡廉任重道远。

按照国际反腐败会议的估算,贪污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其腐败额度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15%,有经济学家推算,我国腐败额度每年为7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显然,反腐败绝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策略,而是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

媒介参与反腐败报道虽然是在政府的认可下,但立足点却在于满足观众情感需要,那么媒介对于建构观众的反腐意识有何影响?2001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的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显示,多达96%的人关心反腐倡廉的报道(其中关心62.1%,还算关心33.9%),不关心的人仅为4%。居民对越来越多的媒体加入到反腐败的斗争中的现象,持有不同的看法,32.5%的人认为这说明了社会上反腐倡廉的呼声日渐高涨,29.8%的人认为这强调了反腐倡廉任重道远,24.3%的人认为这显示了政府惩治腐败有决心有信心,13.4%的人认为这突出了政府反腐倡廉的成果。

有学者指出,1995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化发展,表现为：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带头腐败；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到1998年,组织化开始向制度化过渡,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用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

有学者谈到,腐败在中国不仅仅是经济或制度问题,它联系着深刻的社会学意义。许多人对腐败的痛恨,并非完全出于道义,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一旦有了机会,他也照样腐败不误,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腐败具有的深厚民间基础,是抗拒各种反腐败政策和措施的强大力量。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腐败了一下,可能在那个问题上又是反对腐败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媒体是如何呈现“腐败”的?

《从市长到囚犯》是《新闻调查》节目所有文字或音像出版物中必不遗漏的一篇。和很多其他反腐败的节目一样,《新闻调查》将犯罪的原因归于受贿主体的思想堕落,于是便想当然地借助中央台的威力,将演播设备移入监狱,与主人公作了“两天的长谈”,试图挖掘受贿者内心深处的东西,因为是以两人对话的形式来剖析和阐释腐败,于是整个社会背景被割裂和抛弃了,一个意义深刻的问题演变成为一场话语角逐。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建立深入平等的谈话机制,记者却扮演了一个道德审判长的角色,并且不时流露出盛气凌人的架势,如质问“你知道你收的最缺德的一笔钱是哪一笔吗”,以道德入罪,将人格与政治权力、道德与法律混淆在一起,但受贿问题毕竟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记者自以为神圣的审判就显得很无力了。“为什么收下别人给的钱”,“(别人)送钱(给你)和不送钱的结果是不是完全一样”,“为什么你能在节日得到钱”这些问题甚至连采访对象也觉得不值得回答,对于大家都十分清楚的道理和问题,记者非要当事人说出来,为的是看到对方的窘态,增强故事的可看性,同时强化自己所代表的正义性角色。

于是,行贿者的罪恶被忽略,腐败产生的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也被淡化。这里犯了类似前文提到的将老百姓与干部对立的错误,因为行贿同样是有错,甚至要遭受法律制裁的,即使社会上有行贿的大气候,你参与其中实际就是助纣为虐,如果我们谅解环境对老百姓的影响,就应当谅解环境和体制对干部的影响。无疑,这种逻辑错误给节目带来的社会效应是隐蔽而又深远的。

节目在串连词和几处段落间歇多次强调“农民的儿子走上受贿的道路”,其潜台词是：农民的儿子应当更朴实,农民的儿子受贿罪加一等。道德堕落成了腐败的唯一动因,对于这种正义消蚀理性的现象,制媒群体中的精英并非没有意识。《新闻调查》编导刘春在一篇随感中写道：“我们只是在‘良心坏了’这个层次做着一篇又一篇腐败启示录”,“我们的调查变成了审查,我们的评论变成了批判。”然而,这种多少“失真”的言说与其说是记者的认识和能力所限,不如说它在一定的语境中根本无法言说,正因为如此,整整两年过后,《成克杰腐败案》中我们没有看到更新、更深的阐释。

功利性明显的动机培养出一批成熟的采访对象,越来越多被采访/监督的官僚找到了应对记者们的办法,即态度诚恳、承认错误。他们的“配合”使节目越来越失去原有的批判功能和批判力度。在《从市长到囚犯》节目的末尾,被采访的前市长说出这样一段话：

“对于这个惨痛教训,我感到非常沉重,我至死都不能忘记,所以我非常感谢司法机关,感谢组织的挽救,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讲句发自)内心的话,我觉得我们各级领导走到这个岗位,党和人民的信任,给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珍惜,(尤其)当你在位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失去了不会再来,不合法的千万别干,干了,吃亏倒霉的只有自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官嘛,总是要有一点权力的,但是如何用好这个权力,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当面对的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千万不可伸手,伸手必被捉。”

这是否是一个迷途知返者对失足经历发出的肺腑之言,我们无从得知。编导们要藉这个重大的题材确保顺利通过官方审查,这个权力的曾经拥有者太清楚面前的摄像机需要自己提供什么,因此不用记者诱导,便有了这番陈辞,只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对这套规则都过于娴熟,以致有些“穿帮”。这样的个案对腐败者的警示作用实在令人怀疑,更遑论对“党风建设”的作用了。

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将种种社会关系矛盾的实质和解决归结为个人品质,“现代政治的理念不在于求得尧舜式领袖,恰恰在于认定不可能求得这种人物,而以完整充分的法律体制代替对个人的完美的道德预期”。权力阶层的道德腐败直接联系着民众对政权的价值判断,由于腐败是与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社会精英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这里引发的反改革、反精英色彩,也意味着对有关改革措施的怀疑和抵触,以及整个社会对精英层的不信任。

农民负担

关于农民负担,与之相关的媒体表述是乱摊派、乱收费,这些实质是政府表述的媒体语言为我们预设了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即那些为了地方利益或一己私利而扭曲执行政府决策的人,“元凶”的提前确定阻止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有关专家早已指出,由于历史和决策操作上的种种原因,农民负担中诸如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计划生育费等公共支出,应属于政府财政支出范畴,而不应由农民承担,因为这些负担本身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是中国城乡居民在法律上身份不同一、权利不平等、义务(负担)不一致的必然结果。此外,由于社会变动带来的利益与资源分配的非规范化格局,造成政府财政能力的削弱,政府为维持运作不得不寻求以预算外的方式筹措政府管理经费,这种行为因其非规范性、非程序性具有很大的制度漏洞,也为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等制造了机会。

按照一些社会学者的观点,农民负担涉及转型社会国家与农民、中央与地方、农民与地方干部三组关系的重建。

社会碎片化使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面临困境,在农村,农民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农民因此沦为一个最脆弱的社会集团,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如何建立新型关系遂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在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中,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权限越来越大,已成为治理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力量,于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上升至显要位置。

与此同时,在经济上身处社会下层、自主意识不断提高的中国农民,越来越不满意地方官僚、基层干部仍旧采用旧的意识形态对自己进行控制,后者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屡屡侵害农民的利益,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诱发农民对改革不满情绪的重要原因。

央视作为国家媒体,在中央与地方的结构关系中完全站在中央一方,成为中央的一种新型治理手段。在地方干部与农民之间,市场的大众主义使它选择农民取向,同时,向农民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使农民与国家之间建立沟通机制。

基层干部的“乱”为,绝非个人道德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旧的体制给各级政府过多介入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提供了合法化保证。媒体所促成的这种视野遮蔽,不仅可能阻滞体制改革的步伐,还可能造成民间对现代化进程及其操控者——政府的信心颠覆,破坏制度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小结

1.《焦点访谈》已经成为中国电视记者们镀金的首要方式,《焦点访谈》的记者们喜好在《焦点访谈》所出版的书中绘声绘色地形容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节目问世十年,已出相关书籍十余本,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公开记录自己的历史?它的读者是谁?这些读者以什么样的目的看这些书?这些问题都不能仅仅以“经济利益”作简单回答。当一个节目忙于总结成绩的时候,就是其形成固定模式、失去创新力的时候,模式的形成意味着遮蔽性的凸显。它也提醒我们：节目仅仅是节目,不可能代替任何一种权力或法制机构),这个集体一再被戴上小自敬业,大到英雄般的帽子。足以打破这个神话的事实是,该节目的人员流动率是最高的。人员既要高速流动,又要保证节目的正常、平稳运转,只有在一定的安全模式下运行,如同Windows的安全模式一样,同样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由于节目的制作主体是无独立人格的主体,既要服务政府,又要迎合百姓(其主要成员与其说是传媒机构热衷于指称的、“人民”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群体,不如说是市民+农民)需求,这种趋上媚下的品格唯一所能牺牲的就是作为一个报道主体的原则,几乎所有的文本中,我们都能看到个人情感(以大众为视点的公众情感)的力量介入甚至操纵,经典新闻学中追求的“真实性”、“客观性”遭到普遍质疑。由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观众的需求本身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因而媒介从业人员必须站在政府承受力的临界点,采取大众取向,尽可能吸引观众。

2.《焦点访谈》等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观众方面都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它以边缘的姿态居于绝对的中心,具有相当的话语权,甚至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权。然而,这种话语权不是通过反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获得的,而是配合、迎合或者说靠取悦主流意识而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借助舆论监督来维护其权威、推动改革政策实施,媒体出于经济及生存考虑,竭力为之代言,但大众却将其视为反对、解构主流权威的力量和场域。

焦点类新闻节目在初期的确能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包括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疏导民众情绪,重塑国家威严等。但在今天,它已经形成一定模式,舆论监督呈现具体化、琐碎化,渐渐丢失了过去的批判性。虽在多种权力机构和话语力量之间游刃有余,却丧失了从前的社会民主建构力量和预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

3.当前,具有社会使命感的一代正渐渐从社会舞台中心退却,年轻的一代原本就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工业化又造成社会分化及社会主体之间的疏离,政府靠什么来维系和重建意识形态的权威?当发生重大事件需要鼓动群力参与时,由谁、在哪、如何去发动?新闻访谈/评论性节目所真正能实现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推动具体政策的实施和问题的解决,而在于重构中央及其宣传机构的权威形象,这个重构过程需要商业化叙事策略的加入,但更要警惕商业化陷阱对意识形态宣传的巨大影响。

4.在阶层分化重组过程中,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自觉,必然导致其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愿望增强,如果不考虑现实政治的种种复杂性,这种愿望的增强无疑是积极的,因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可以增加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个人的成熟感。但由于政治制度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扩大,《焦点访谈》一类的节目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这种政治参与和表达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建构和询唤分散的社会主体,使改革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变革,而成为一种同舟共济、共享艰难式的参与和认知,而那些指责或不满于改革的人,将会同时承受伦理和道德的谴责。

5.在媒介市场化的同时,权力机关逐步实现了对媒介的绝对控制。“媒介权力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实体力量”,成为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意志冲突与平衡妥协的产物,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然而我国的制衡机制非常薄弱且不规范,使得《焦点访谈》及同类节目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非制度化的制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