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追求与导向性的矛盾

三、多元追求与导向性的矛盾

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是电视节目和电视形式得以存活的第一前提。由于自身地位的稳固和现代观念的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对异质文化越来越宽容,然而宽容并非不加控制,而是对自我阵地的明确化——所谓“抓大放小”,就是对节目的选题、思想、价值观等进行控制,开放除此之外的意识形态空间,电视谈话节目因此获取了生存的可能。但要想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需要寻觅广泛有效的策略,在主流宣传与大众收视之间建立平衡,在具体操作中,选用社会敏感而政府未必敏感的非政治性话题,在节目中尽可能让不同的观众陈述多样化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结尾不作评价,通过种种技术操作,来保证政府所弘扬的观念从观众的口中说出,并且声音最大。

《实话实说》开播不足两个月就被停播了一段时间,理由是导向不明确。毫无疑问,这成为节目制作者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此之前,播出过的节目不过十期：《谁来保护消费者》、《鸟与我们》、《讨论家庭服务员》、《为什么吸烟》、《游戏》、《子女眼中的父母》、《广告知多少》、《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不打不成才》、《该不该减肥》,这是一组与政治完全绝缘的话题,甚或有些无聊,何以又触痛了权力机构?事实上,与其说权力机构被触痛,不如说是观众对作为国家级电视机构的舆论导向期待与节目制作者拒绝导向承诺的矛盾。

在《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中,制作者将各种观念陈列出来,意在说明不要回报是高尚的,要回报也是合理的,因为用现代观念来看,回报也许是使这种风气形成或张扬的机制。但节目播出后,有观众质问：到底应不应该要回报,你们要提倡什么?观众的质疑是对中国电视作为权威宣传工具的身份的有力指认,它证明了节目使自我身份模糊化的努力全然失效,虽然节目的制作者和一些振臂欢呼的评论者都宣称,这个节目为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的交流平台。但老百姓很清楚,电视永远是电视。动机/行为与身份/角色的错位是不被普通观众所认同的。

有了教训,制作者们改变了策略,开始选择“个人经历、个人感受的话题,介绍人生故事,就是再有争论也是局部感觉的,不牵扯到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或者就只是一种具体做法的一个讨论,不让人感到是精神文明建设上的问题”。复播的第一期《热爱生命》请来三位癌症患者,介绍他们的人生经验和感悟,调子颇为积极、乐观,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说：“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比起癌症患者的经历来说,我们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教育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善待生命,善待人生,对得起生命的每一天”,这种不怕困难的呼唤成为《实话实说》的一个隐蔽的主线,主持人曾在多个节目中呼唤不要放弃希望,自我救赎。到1999年11月,《从头再来》更是直接请下岗后“再就业”者言传身教,结尾主持人再次说起我们熟悉的话：“路在我们每个人脚下”,联想到1993年后经济增长率逐年下滑的事实,或许不能说这是单纯的人生心理教育。

《实话实说》这个文本名称无论是对于编导还是观众都是一个陷阱,意味着只有一种说法是“实话”,意味着将“事实”等同于“真实”,排除了事物发展的其余可能。

谈话节目大多以无结论式的方式结束,意在说明,很多事件或观念并非能以简单的是非来判断价值；谈话本身也可以有意义,为谈话而谈话。开放式的、多元的节目样式为学者介入电视提供了切入点,在这个令人瞩目的权力场,营建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既要保证发言/观念的多样,又要注入些人文关怀色彩,因此涉及了广泛的社会话题。电视是一个高度分化、具有异质性的媒体,它能够同时容纳许多不同意见、阶级或讯息。这种让各种意见并存的策略,目的在于使所有主体都能归于规范之内,营造出一种有限度的、受规范的多元色彩,表面上虽尽量平衡所有意见,却是“以规范性的参考架构来发展主题或意见观点”。电视文本中的多元意义是与主流意见夹杂、互相唱和,而不是站出来与主流意识作商议的声音,多元意识不是完全开放,而是有界限的,它们并非随处漂浮,其流向、分布、集散、速度等,都少不了主导意识在背后兴风作浪。

钱永祥认为,近代政治思想所谓的“公共”,指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形态,特色在于必须藉非权威的方式求取共识。“差异”指的是利益、认知、身份与信念、价值观各方面的差异；“共识”指的是能够接受经营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规范与权利、义务关系；所谓“非权威”的方式,指的是这种“接受”缺乏一个先在的目的或者价值标准,足以提供毋庸争议的理由；知识分子理应以宽容开放的说理与沟通来探讨议题；并且在探讨议题的时候,不能诉诸人格、身份、学术、专业、传统、信念等权威。这种以说理途径处理议题,却不能诉诸特定领域之权威的情况,乃是公共领域的特色,抹杀这种特色,我们就离开了公共领域,回到了教室、工厂、军营、董事会或者教堂。

精英的后启蒙追求对电视谈话节目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是整个社会文化语境对启蒙和文化品味的追求,给节目制作者带来潜在影响；二是学者/精英对电视谈话节目的直接介入。作为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的对象,传媒产品/电视节目通常在“过度阐释”中,被赋予种种政治色彩与政治意味,而制媒者本人则更强调节目本身所具有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更多地指涉着个人、个体生命。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坚守书斋的精英拒绝承认电视是“言论的公开市场”,但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的制作者)都以人文关怀的措辞作为包装,就连娱乐节目在论述其合法性时,也会祭出人文关怀这张大牌。制片人时间、策划杨东平、主持人崔永元在多个场合强调节目的人文关怀。在《实话实说的实话》一书中,总策划杨东平说：“《实话实说》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还体现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另一种人文的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意见的权利。”制片人时间也提到：“办谈话节目的根本冲动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办法就是让人说话。”

这种人文关怀是通过节目定位的平民化,实质是前文提到的世俗化努力来实现的。平民化究其实还是为了收视率,根本动力在于媒介的竞争,平民与平民之间不会相互讲人文关怀,讲人文关怀的势必是处于某种优势地位的人对弱势者的姿态,当下的制媒者们口口声声讲着平民化的同时,其实是将自己设置于精英的地位上的。所谓人文关怀的奥秘还要属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学术精英们最精通,于是,观众得到了“人文关怀”,电视机构用低廉的价钱雇佣学术精英们也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可谓皆大欢喜,学术精英们更是收获颇多,既为大众启了蒙,又改造了庸俗化的媒体,个人也精神物质双丰收。权力机构最喜闻乐见的也莫过于这种“万民同乐”的场面了。市场之手用不同的利益发放方式,弥合了这些动机各异的文化力量之间的差异和鸿沟。

娱乐是谈话节目的一个内在元素,这本可以使身为国家宣传机构的电视台更隐蔽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建构,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但制作者们出于收视率的考虑,可能会本末倒置,将娱乐因素、观赏性视为最基本的要素,把主流意识形态化整为零,使启蒙性被彻底搁置。

就法轮功问题而言,1999年8月期间,《实话实说》分别请原法轮功练习者、法轮功的报道者、见证者,做了题为《送瘟神》、《真相》、《回家》、《目击》四期节目,但反响并不大。2000年11月,《告诉你一个秘密》请美国反伪科学人士詹姆斯·兰迪在轻松戏谑的气氛中,以现场表演的方式破译了一些超自然的神话,现场反应颇佳。2001年三四月间,法轮功非法活动势头又起,《实话实说》随即又做了《擦亮你的眼睛》、《睁大你的眼睛》两期节目,前一期节目里,司马南当众表演了发外气、锤击头部、残留信息提取、拧勺子等“绝活”。后一期中,除司马南表演外,还有一位心理学博士表演催眠术,这两期节目引起很大反响,据说收视率增加1000万。崔永元曾就此介绍说：“当时我们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想到要从三点上纠正大家对‘特异功能’的认识。首先就从‘眼见为实’破起。大家总爱说‘我亲眼看到的’,但实际上想要蒙蔽人的眼睛非常容易,我们就要让大家看看多少以为‘眼见为实’的东西其实都是假的；第二,很多人在认识上有些误区,认为只要是一般人做不了的事就叫‘特异功能’,但魔术师就可以做到让一个人没有支点地躺在那里,但它实际上只是魔术,是有窍门的；第三,人体确实具有各种潜能,但它与别人无关,没有超出人体科学范畴,也不是特异功能。但是我们不想用太多的理论和道理来教育大家,而是尽量用表演来推翻那些所谓的‘特异功能’。”他还介绍说,《实话实说》节目组正打算制作一个二三十集的系列节目,专门教大家拆穿“特异功能”的招数,并在专门的时间里固定播出。每集教五六招,大约70招左右。可以想见,这个尚未打造出来的节目会有不低的收视率,也一定会得到高层的认可,然而,这几千万观众将怀着什么样的心理观看这些节目呢?他们当中会不会有法轮功练习者?

作为政府下达的“规定动作”,题材的特殊性首先保证了节目的生存可能,只要节目的“立场”没有出现偏差,节目就可以保证获得审查通过。然而,节目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是否真的有效?在现场台上台下关注于勺子怎么样才能变软、头顶数砖的崔永元能否真的顶住司马南的重击时,法轮功得以滋生的真正社会文化背景和心理被推至无限远的后台。不言而喻,现场不会有法轮功的练习者,而电视机前的法轮功学员会否因此而迷途知返,还是会激起更强烈的“护法”心理,我们不得而知,对于那些其他伪科学的信奉者,勺子变软、重锤击头、耳朵听字、催眠术等的确不会再让他们迷惑,可是,再看到其他他们无法解释的“神功”时,他们会怎样?

调侃是《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的一大能事,更是大众生活方式与话语方式的重要特征,它能帮助掌握话语权的主持人建立与观众的亲密联系,但却是与主流宣传习惯和节目的启蒙追求相背离的。当主持人以轻松的态度和口吻对主人公的行为加以调侃时,我们所能注意到和所能记住的,大概就只剩下行为本身或其不合时宜性了,编导们最初所关注的节目的意义将被彻底地消融于场内的笑声中。

编导的策略失当会使相当一部分谈话达不到现场交锋的效果,节目也因此失去了这一形式原有的思想交流的可能。谈话变成言说技巧的表演与竞赛,使节目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启蒙努力,都更像一副道具或节目的一面背景墙。

从题材上看,节目讨论过住家男人,也分析过父子同班上学的现象,但由于这些现象都极为特殊、不具有普遍性,使得个案及其主角成为纯粹仅供赏阅的故事,既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理,又可以体会近距离评价他人的感受。编导和策划们借新事物倡导新观念的努力成为其中一道景观,只能被少数人识读。

误读也反映学者/启蒙者所处位置的尴尬——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挥舞着国家意志的旗帜,即使发出一些有异质性的声音,其特定的身份也很难得到被启蒙者的认同。在另一些节目中,个体借助媒体将私人的困境转移至公众,这种转移在释放个体的沉重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个体主体意义和能动性的消解。谈话节目的这种强大的消融性从社会学意义上看,究竟是具有使人获得现实解放的积极作用还是其他的消极作用,笔者不敢妄加判断,但可以肯定,这种效果绝非启蒙主义者所追求。

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锵锵三人行》是定位相当鲜明的谈话节目,拥有为数不少的内地观众。节目自诉“将私人间的侃谈搬上电视”,“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趣味”。每天,主持人和两位嘉宾就一些时事、人物话题,作即兴、随意的评述和交谈,嬉笑怒骂虽然事前也有安排,但谈话的自由度非常高。如果这样的节目出现在国内荧屏,尤其是央视的版图上,不仅传媒领导机构不会允许,观众也不能接受,国内观众评价境内外电视采取的似乎是双重标准,在娱乐效果上,抱怨国内电视不能达到境外电视的水平；在道德和价值观上,却又不能允许国内电视等同境外电视,这无疑也造成了节目制作者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