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康的农村公共空间治理

解读文化小康的农村公共空间治理方面, 主要是以公共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村庙作为治理路径, 进行分析和理解。 哈贝马斯、 福柯、 列裴伏尔等学者的公共空间理论为村庙研究提供了充分借鉴,由此村庙具备了批判性、 国家权力在场、 主体性等多重内涵。 同时, 村庙作为乡村治理中传统的文化资源正在渐渐复兴, 在释放着相应的文化治理效应的同时也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路径。 在厘清村庙的理论内涵和弄懂村庙实际是代表乡村社会层面的内生性力量弥补国家层面文化治理无力的内在逻辑之后, 需要对村庙进行再理解、 再思考, 这对于深入探讨研究村庙的公共性治理之道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

在公共空间的理论的视域下, 将村庙视为乡村治理的公共空间, 探讨在乡村公共性普遍消解的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语境中, 村庙究竟为何, 是否能够通过空间生产促进乡村公共性得到重构, 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思考乡村传统公共文化参与、 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重塑乡村公共性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村庙对西方空间理论的借鉴

公共空间实际包含了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重要义, 是一个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集合器和综合体, 对于公共空间的认识早就应该超越绝对空间、 先验空间以及自然空间的认识。 对于公共空间的全面认识, 正是在公共空间发展历程中的三次论战之中得到明晰,伴随绝对空间-相对空间、 先验空间-经验空间、 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的论战, 公共空间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对于公共空间的属性争论到现在实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那就是, 公共空间是社会实践、 权力建构的重要领域, 公共空间被社会本身的组织和制度塑造的同时, 也受制于国家的政权建构的影响,比如法制、 选举以及其他的一些权力操纵形式, 公共空间已经从纯粹的哲学层面讨论的客观物质性和绝对性的篱笆中走出, 而更多地成为社会批判性工具、 合法性获取的基础。 在绝对、 相对、 先验和经验等空间之中, 我们总能够感受到空间与人类主体之间所特有的一种天然的情感、 认知纽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 空间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 它还是一种文化、 政治、 心理等多重内涵的现象。 空间的构造、 体验以及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 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塑具有重要的影响。 哈贝马斯、 福柯、 列裴伏尔对于公共空间理论的贡献较大, 他们的观点较有代表性, 三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共空间进行了深入剖析, 为我们观察村庙这个特有的乡村公共空间具有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在公共空间理论中具有杰出贡献, 他在 《公共领域结构转型》 中, 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及功能都做了说明, 他认为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公共性消解以及政治冷漠、 公共责任和批判精神逐渐丧失的历史背景中, 需要重拾公共领域的公共舆论话语, 用公共舆论的利器, 通过具体的沙龙、 咖啡屋、 论坛和报纸、 杂志等批判性工具对权力的滥用和越界做出积极的批判, 以这种批判的公共舆论界定与国家的恰当位置, 防止国家以及资本对私人领域的入侵和渗透。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反映了公共空间的批判精神, 体现了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进程中只是分子以及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自觉, 同时, 哈贝马斯还指出了具体可行的公共空间行动的机制, 即借用批判工具, 正如有的学者评论的那样: “在这个空间里,参与者通过公开、 理性和批判性的谈论来形成舆论和民意, 不应取决于暗中操纵, 裹挟强迫, 或是社会压力。”

福柯将公共空间视为权力的栖身之地, 他把公共空间狭隘化,其之所以提到公共空间, 实则讨论的是权力, 他主张权力宰制空间, 而空间中无处不是权力, 《规训与惩罚》 一书中, 福柯就用敞视领域的理论阐释了监狱对于囚犯的权力压力, 囚犯在这个随时被权力注视的空间里显然得到了规训, 这种规训与其说是对权力的强制力和暴力的恐惧, 不如说是进入特定场景之后的权力想象和自我约束。 权力能够栖居任何一个空间之中, 后来人们还借鉴福柯的公共空间理论来观察医院、 学校、 街道、 公园、 社区, 大量的研究揭示了权力无孔不入的特性。

列裴伏尔则在西方公共空间领域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伴随他的 《空间的生产》 一书的发行, 西方公共空间理论的研究范式以及认识论发生了转型, 迫使这种转型来临的是列裴伏尔主张的 “空间三元论”, 他一反传统西方公共空间理论的二元论——将公共空间理解为自然的和精神的, 而提出, 公共空间实际是自然的、 精神的、 社会的, 列裴伏尔对西方公共空间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 认为公共空间是社会性的, 但是, 它并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的容器, 实际为社会关系实践所构建, “社会空间的母体是社会关系, 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 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 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 在其中打上烙印, 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 (2) 提出 “差异空间” 的重要理论概念, 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差异空间” 概念的提出,它的目的在于抽象的权力空间对私人领域的控制和同质化的空间压制这种状态的打破和重构, 以期恢复差异化的权利。 差异空间的建构, 对同质、 单一空间抗争两类事物是联系在一起的。 著名学者列斐伏尔指出 “今时更甚以往, 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 列裴伏尔实际是以批判的视野建构了空间政治学的理论框架, 从日常生活之中去对权力和资本进行批判, 充分尊重了普通人的作为主体存在的价值。

西方公共空间理论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重要的代表性理论主张为村庙公共性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 村庙作为乡村公共空间, 应当具有批判性。 作为公共空间中的人具有批判性, 这个公共空间才具有了批判的功能。 哈贝马斯谈及的主要是城市中的公共空间的批判性, 尤其是文学领域的批判性。 而实际上, 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乡村中的村庙, 很难具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批判力。 村庙批判性主要来源于宗教性仪式和经典传奇故事之中,这种批判也并非直接的批判, 它传递的更多的是规范的社区价值。(2) 村庙作为乡村公共空间, 国家权力和内在规则始终在场。 按照福柯的观点, “权力是无所不在的”。 福柯所言的权力规训功能确实在日常的非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着。 村庙作为一种乡村公共生活的场所, 也充满着规训意味十足的权力, 但是, 这个权力却有大小之分。 在全能主义时期, 国家权力占据了社会空间的全部, 村庙是直接被权力撕裂的对象, 而伴随现代化的宗教制度的建立, 国家的直接干预反而减少了, 制度性示范意味增强了。 (3) 村庙作为乡村公共空间, 具有自主性, 具备主体价值。 由于村庙长期处于 “政府不主动理、 官员不主动管、 村委会不主动问” 的 “放养” 状态, 所以迎来了自治的机遇。 通过定期举办庙会, 村民都联系了来, 充分调动了各社轮流办会的积极性, 也渐渐促成了各社相互协调的机制。

二、 村庙成为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

文化治理是国家建设的一种具体形式, 它通过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传递国家意识形态, 从而为国家在乡村的政权合法性以及持续深入的国家治理奠定来自乡村内部的认同。 但是, 国家建设并非仅仅包括文化治理一种形式, 只是通过文化治理的形式可以从乡村培育出新的乡村治理模式, 其中内含了新的国家-乡村社会互动模式, 从而为之后更多的国家建设形式提供可靠的社会基础。文化治理是一种柔性的治理手段, 也是内含民主参与、 社会认同还有政治合法性的治理工具, 能够与乡村社会的传统资源进行对接,它以 “公共服务下乡” 的姿态, 为国家的基层政权巩固奠定良好的基础。

然而, 文化治理在乡村公共性消解的语境中必然面临诸多治理困境。 吴理财较早注意到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消解的现实, 他从公共性理论和个体化理论的视角, 通过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参与的考察, 揭示了在选择性治理的基层政府治理逻辑之下, 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际已经异化, 乡村文化站也由于财力和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的不足而没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 公共文化服务本来作为国家文化治理逻辑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形式, 也遭遇了治理困境。 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 具体而言, 体现为三个方面的缺失: 文化机构考评中忽视村民参与、 公共文化政策中村民参与不足、 公共文化产品的参与不足。 公共文化机构的考评中忽视了村民参与, 村民满意度不高。 调查发现, 乡村社区的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仅为23.4%, 远远低于市中心社区的41.3%。 政府之所以面临低满意度, 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缺乏。 政府对于乡村地区文化供给的不足, 造成公共文化供给的福利效应没有释放出来——充分数量的供给是文化福利释放的基础。 (2) 政府对村落社会生长的文化缺乏保护, 使得村民产生一种认识即政府对村落社会关心的文化事务不闻不问。 (3) 文化参与机制缺乏, 文化诉求渠道不畅。 长此以往, 村民对政府产生了一种固有的负面心理评价模式, 政府权威受到削弱。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不足, 值得反思, 而通过对近年来全国20余省市的社会调查发现也证实, 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确实没有跟上乡村公众的文化需求的步伐, 而与之相伴的有趣现象是, 乡村传统的文化参与形式却有复兴之势。 虽然, 通过国家公共文化建设可以重建乡村公共空间并重构乡村公共性, 而事实上, 当乡村公共空间衰落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治理以及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对文化民主的严重忽视, 即国家层面面临“失灵” 的时候, 与其思索以 “自上而下” 的方式去建构一种公共空间, 还不如首先尊重乡村社会的内生型公共空间。 从全国的调查数据看, 村庙实际就是这样的内生型公共空间, 村庙的参与成为乡村社会较为主要的文化参与形式, 尤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较为落后的农村, 这种情况更为明晰。

三、 村庙公共空间: 再理解

曹海林关于村庙的理论阐释较有代表性, 他认为 “乡村公共空间本来就是社会空间, 具有社会性, 它是指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 由此, 在曹海林眼中, 首先村庙这个场所的意义在于发挥社会公共交往和公共联络的功能, 其次具备了公共性生产的能力和内涵, 能够发挥整合乡村秩序等功能。 但是, 这些对村庙的理解仍旧是较为抽象的, 结合对双村村庙的深入观察研究, 笔者认为村庙需要被再理解。 (1) 村庙公共空间在乡村的地域空间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是联系乡村社区的文化枢纽, 也是消暑纳凉的公共广场, 但其建筑空间的实质是, 从物质层面讲, 是具有宗教气息的庙宇实体。 (2) 村庙公共空间还具有政治和社会内涵, 它在历史上受制于国家的强权控制, 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场, 但是现代化的宗教组织和管理体系却完善起来, 只要国家需要, 可以随时深入乡村, 深入村庙的各个角落, 所谓的权力入场和在场, 并且村庙成为乡村社会的公共交往和联系的纽带, 依托符号化和抽象化的信仰力量, 由村庙委员会长期而持续的以 “庙会” 的机制将乡村的许许多多的信众以及非信众 “黏结” 起来。(3) 村庙具备了公共空间的批判特征, 只不过在乡村社会, 国家的长期退场以及自治性的惯习已经使得村庙自身忘记了 “国家” 为何物, 并已经对国家的再次整合可能存在的风险 “掉以轻心”。

村庙, 本身是一个建筑空间, 但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宗教特色和乡村印记的建筑物理实体。 村庙, 通过宗教信仰纽带联系了乡村公众, 建筑的本身发挥的功能, 主要体现为其作为宗教信仰符号的承载实体, 作为庙会开展的聚集空间, 作为村落整个空间样式和地理布局的中枢地带, 而恰恰是这种实体性、 客观性乃至绝对化的物理空间的特性, 才给宗教文化和信仰寄托以及关涉村庙公共性内涵的乡村公共交往提供了平台。

探讨村庙空间的本身, 显然是社会人类学、 建筑学、 城市规划、 文学等学科非常乐意为之的话题, 而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村庙, 又有它特殊的内涵。 政治社会学视域下的村庙, 应该回归到国家-社会互动的格局之中, 空间的本身离不开社会, 却更离不开国家, 国家也确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庙空间的消解与重构, 村庙空间实际是融合了国家和社会两大主体, 而村庙本身是出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地带, 学界将村庙一类的社会空间当作第三领域对待, 即区别于权力集装器的国家也不同于散若星光的私人领域。

以公共空间视角审视和研究村庙的公共性生产, 需要正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公共空间的理论渊源在西方, 所以公共空间理论的全名应该叫 “西方公共空间理论”, 而就算在西方公共空间理论的语境之中, 理论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 对于公共空间的理解也具有多学科、 多视角的特点, 引入中国之后, 自然需要切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 尤其在分析中国乡村特殊事物的时候, 更要对纯粹的西方公共空间理论进行 “祛魅”, 要用批判和审视的笔调, 回归到公共空间理论的要义——对公共空间核心要义的尊重体现了重视公共空间理论的适用性和发展性, 而非仅仅着眼于公共空间理论的西方语境; 第二, 村庙本身属于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西部农村, 用 “村村有村庙, 无庙不成村” 的说法来描述村庙的地位和功能毫不夸张, 村庙与乡村公共空间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由此, 对乡村空间的认识对于更好地理解村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乡村空间的功能、 衰落与重建以及空间之中的国家在场与互动情况都是值得关注的, 而村庙则是这些丰富变奏旋律中的一个缩影; 第三, 村庙公共空间的形成有赖于建筑空间实体的本身, 而解释村庙公共空间, 却不能依赖建筑学和规划学的知识, 因为村庙公共空间的本质是社会空间, 它是因应乡村公共性现实发展的重要产物, 更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所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作用下的产物, 是承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村庙兴衰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复兴, 并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产物, 由此, 理解村庙需要具备政治社会学的眼光, 理解村庙复兴则还需要回归到村庙所在的乡村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