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女性节目的文化矛盾

三、当前女性节目的文化矛盾

建立区别于现有的三种女性话语(商业媒介女性话语、社会主义女性话语和原生于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学院派女性话语)的另类女性话语,是《半边天》节目初创者对节目的全部构想。

商业媒介不值得为伍,而社会主义女性话语“由于中国妇女解放确乎是政府推动完成的,并且妇女权利的维护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体制”,于是采用“妇女解放、或男女平等的话题,便可能染有‘与政府合谋’的嫌疑”,此外妇联仍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半官方机构,采用妇联系统话语便像是默认了其领导,具有副部级身份的央视自然不会屈就。而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无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民间、学术话语来说都不受欢迎,由于女性主义已成为标签,一旦被贴上,便寸步难行,因此,她们要与社会认定的女性主义诉求保持距离,尝试用别的方法建立女性主体性,更兼有他者化嫌疑,故唯恐避之不及。那么,对于性别意识的理论资源从何而来?用什么方法建立女性的主体性?

1.立场的缺失

由于编导们来自文艺和新闻传播界,缺乏性别意识和性别理论知识,在对现有女性话语的规避中,世妇会的观点成了《半边天》的理论资源,因为世妇会既可区别学术的立场、又可摆脱国家的话语,至于它是何种性质的国际组织,并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根本辨识不出这种观点的出处。世妇会《行动纲领》所界定的具有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反省意识的妇女节目,包括五个要点：第一,女性应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存在价值,而非男性的附庸；第二,女性应该是,事实上也可以发展为多元化的社会角色,而非仅仅是贤妻良母式的传统角色；第三,女性正在成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推动者、创造者或重要的行动者的形象,应该在大众传媒中得到表现；第四,被观赏性(容貌是否美丽、身材是否苗条、年龄是否年轻或性格是否温柔等)常常成为评价女性的重要标准,对此,媒介应该有所认识和表现；第五,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更习惯从男权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因此,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反省意识意味着要具有批判精神。

随着栏目的日臻成熟,制作者们开始具有了较自觉的性别意识,如拒绝宣传自我牺牲、奉献型的母亲形象,将女劳模们“我不是个好母亲”的自责剪辑掉,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性别意识。主持人阿果在接受网民提问时说,《半边天》在逐渐地发生改变,“女性视角”已不能够诠释半边天的全部,应该更多地“从社会视角和男性视角来看待女性问题……可能《半边天》刚开始尽说女人的好话,保护女人的权利,但后来我们变得更客观、更理性了。我们更注重的是两性关系,不仅关注女性,也关注男性”。这种观点颇似所谓的后女性主义,即认为女性主义奋斗的目标已经大致完成,女人只要肯努力,可以得到任何她们想要的东西。女性主义主张女性集体行动来改造社会,后女性主义则注重个人特质的建立。

然而,“离开性别差异,女性自我将丧失主体性存在的价值,而在正视性别身份的前提下,确立女性独特自我,又必须有一个对性别文化身份批判性认同的知性前提,这在非学术的文化语境中无法产生”。女性主义立场的模糊性生成于当代中国社会独特的语境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互动关系中,如果说“性别历史传统及经验的匮乏是女性成为性别主体道路上不可逾越的结构性空白”,那么,这些女编导们实际上并无可以坚守的性别立场。

克里斯托娃认为,谈论“女性”这个词时,就已经落入男性中心意识的陷阱,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女性”,“妇女一词对我来说只能指称那些无法再现、不可言说、称谓之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一切”。

以女性为定语的所有文化都是个非常“历史”的概念,它首先是面对漫长的历史所构成的前提,指出女性是个弱势群体的事实,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可能提不出自己的价值观、立场,最终导致了无立场的“立场”,即将宽容、多元化等奉为最高宗旨,用以指导节目的制作或阐释成形文本。

从节目的主持人到幕后制作者,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出宽容的追求。为此,节目正面探讨全职太太等问题,立意是：只要是女性自愿,女性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节目组认为这体现出女性节目空间极大的宽容度,然而,在女性尚无成熟的自主意识、在尚不具备女性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宽容”是否过于超前,是否会被误读或被男权制利用呢?

在现代化进程因改革的艰巨而受阻时,媒体甚至主流媒体开始颇具“现代性”地探讨女性是否应该回家的问题,不谋而合地将社会失序、经济困境的责任推至女性身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可见,就业并不等于妇女解放,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前提。女性节目对这一话题的伴奏式参与是媒体机构对这种社会议题的商业性的充分认识。所谓一元或多元的话语实质是：“强势文化多乐于鼓吹同一性、一体性、普遍性和全球性,弱势文化则宁肯提倡相对性、多元性和特殊性。”

2.个人主义的叙述话语

女性空间未必是女性的乌托邦,女性节目或文本表现女性形象,反映女性问题,并不自动产生积极效果,既有可能促进妇女发展,也可能强化关于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从而束缚妇女的发展。女性及其被女性化在女性节目中是由女性来完成的,女性居于叙述人的地位并不必然代表和反映出女性意识,以女性命名、由女性做主持和主创人员,就叙事而言,表明赋予女性话语权的态度,却不意味着女性就掌握了这种话语权,女性的叙述并不必然比男性对男权中心体制所制造的话语有更多反叛,而是可能提供更真实、更准确细腻的女性体验,这也使节目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这样的策略：除非可以从女性角度进行阐释,否则一般的国际国内时政或其他历史的大叙事都不会进入节目叙述者的视野,而主要讲述“女性”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堕入男权社会对男女“势力”范围的刻板划分中,可能给观众造成的印象就是女性叙述不足以承担类似的重大话题。这种公私领域的性别划分传达的真正涵义是：男性是社会的中心,女性只在边缘。

为了构建独特的视角,很多女性主义文本都追求对女性个体生命经验的细致刻画,《半边天》沿用了这种带有标签性质的叙述视角,“在丧失把握语言的能力时,生命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话语,它会冲突封锁思维的语境,向已成规范的意识符号质疑”,“社会结构对个人体验有解释能力,个人体验具有结构化特征”,然而,这有时又不免陷入自言自语的困境。

3.视觉与叙事的冲突

与其他的女性文本相比,制作女性主义的影视文本不仅要反思语言表达中的性别内涵,还要时刻注意视觉语言的一致,后者往往是使女性主义文本出现矛盾、断裂的重要原因。

在“女人故事”中,不论介绍什么样的女性,总想尽可能展示其最美丽的一面,有时是一个造型,有时则干脆对准了女主人公美丽而失真的艺术照。从理论上说,女性节目不必排斥对女性美丽、女性家居生活的表现,但在各种媒介对女性的这一方面有过多表现,已经在事实上造成用身体的局部代替女性、将女性角色囿于家庭的效果后,女性节目是否应当对此加以矫正?姜虹认为,“无论女性作为隐喻的形象,还是‘美’的形象,其实质都是对女性角色本身的物化与空洞化。‘女性’这一角色被抽离了她本应具有的无限丰富的内涵和无数种解释的可能性。在这类形象中,我们看不到女性真实的面目,看到的只是被男性命名、规定、解释的女性”。

就女性叙述人“话语”运作机制或曰编码方式来看,大体可分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层次,有论者将其定义为“共谋性”和“反叛性”两种。“共谋性”女性话语,即女性叙述人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的机制之内,通过借用、改造和寻求一种带有“女性情怀”的编码方式来使用既成语词,从而实现与男性话语区别开来的叙述策略。它多从凸显女性自身的“女性气质”或角色冲突的“两难境地”入手,来铭记和刻写“女性情怀”和“女性意识”,进而追求呈现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

“反叛性”女性话语,指这种女性话语及其编码方式以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和解构为己任,这种话语方式在当今中国电视中几乎是完全缺席的。中国的女性节目更习惯以比较温和的“共谋性”女性话语来“讲述故事”,立足于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来张扬和审视女性情怀和角色位置,对女性的表现往往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发展及变化密切相关,不落后于时代的女性形象,一直是女性节目乃至主流的女性文化、女性书写最为钟情的形象。

对“共谋性”话语来说,借用男性话语来张扬女性的“个性”与“气质”,“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认同、认可男权中心文化中的女性角色规范,从而迷失或模糊了对女性的自我、自主、自尊的目标追求和叙述指向”(李显杰、修倜,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