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与意义交换

第三节　符号互动与意义交换

符号是传播中特别重要的因素，人们究竟如何通过符号来完成传播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呢？一方面，对于符号来说，意义是它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在传播中使用符号，正是希望通过共享的符号意义，把自己的意思清晰地向对方表达。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

一、何谓“意义”

对于“意义”，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它理解为意思、含义等。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常用的词汇，如“这篇文章的写作意义是……”，“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支歌曲的意义”。不过，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围绕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实际衍生了卷帙浩繁的探讨，有一部著作就专门取名为《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意义是现代语言学中备受关注的热门问题，语言学家们着迷于语言与现实间的关联，不断追问“语言何以能够起到交流作用，何以能够表达人的思想和对实在世界加以描述”^[17]。上一节中我们介绍过的语义分析研究，就属于此类。此外，在现代哲学中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语言转向，希望在其基础上更深入地探究实在及其本质。有相当多围绕语言意义展开的研究，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也相继崛起。

在传播学领域中，意义问题也特别受到重视。大家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近几十年来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传播产业突飞猛进的快速增长。过去，一张报纸仅有几个版面，一个地方不过寥寥几份报纸；打开广播、电视，能够收听、收看的频率、频道都很有限。我们从媒体上得知昨天发生的新闻事件，还觉得特别新鲜。现在的情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报纸动辄就是几十甚至上百版，拿在手上颇有分量，很少会有人再像原来那样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报屁股”细细读上一遍。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多得令我们难以选择，对于事件的现场直播、同步展现也早已屡见不鲜。相信现在几乎没有人再会为找不到可看可听的媒体内容而发愁，一旦连上网络，更是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多些，再多些！快些，再快些！然而，大家每天面对着信息的铺天盖地，符号的“狂轰滥炸”，又产生了新的迷茫与困惑——意义何在？我们似乎是无意识地被这些信息、符号所裹挟。失去了意义，也就切断了我们和这些传播内容之间的联结纽带，仿佛是在虚空中飘浮。每天尽管接触得很多，但回头想来，到底记住了多少、感悟了什么呢？如果传播失去了意义的成分，它将变得徒有形式——“看上去很美”，却把真正重要的核心给弄丢了。

在传播研究者看来，意义与其说是某项传播内容（不管是某个文本、某种言说还是某项行动、某个节目）的自带之物，原本就包含其中；不如说是参与传播的各个成员相互碰撞后得到的东西。它并非预先给定、不言而喻，而是源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意义是传播的产物或结果”^[18]。由此，即使内容相同，参与者如果发生变动，形成的意义也往往不尽一致。比如，观看同一则广告，有的人可能产生认同，觉得使用了广告中的产品之后，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将带来轻松愉快的感受，因而产生了购买产品的欲望；有的人则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广告制作者精心编造出的幻梦，期望广告快点结束好继续欣赏自己喜爱的电视剧。在人际传播中，参与者可以直接、及时、密切地互动，对于某个议题原本各执己见的人们，在充分讨论之后有时也能达成共识，产生共享的意义。

二、符号的意义及相关概念

符号，在传播中不可或缺，可以说无符号即无传播。传播中形成、交换的意义，正是以其间用到的符号的意义作为重要基础。下面我们就来对符号的意义进行一番考察。

1.符号的意义问题

符号学先驱皮尔斯很早就提出，符号的构成要素有三：除了符号的形式、指称的对象，还有对符号的解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其中，对符号的解释，指的正是对符号意义的把握。

图4－1　语义三角图

皮尔斯的看法是，在符号学研究者中早已结成了共识，尽管每个人“对这三方面的定义多少有所不同，强调的是不同的方面，但这个三位一体说仍成为符号论思想的核心”^[19]。学者奥格登和理查兹则用一个简单的图示对此加以描绘，令人一目了然（见图4－1）。

符号（形式）与所指对象间并无必然联系，常源自有意指定，经历长久的使用而约定俗成，所以上图中两者仅用虚线连起。而人们的思想，对于特定的所指对象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情感、行动倾向，这源自明确的因果联系因而可以用实线相连。这样的因果联系能够转接到思想与符号（形式）的关系中，同样是实线连接，形成了符号的意义；表明当人们接触到符号后，它所指对象在他们心目中的意义就将必然被唤起。

每一符号，都拥有自己的意义，与之须臾难离。其中既沉淀着长久以来难以数计的社会成员对符号渐渐趋同的解释，也包括特定个体在与所指对象相关经验基础上发展起的独特理解。它们在传播过程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正如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所言：“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单独存在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这些要素在一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不管叫做什么，它们都是传播中可以还原成‘意思’的要素。”^[20]

2.符号意义的类型

关于符号的意义，有许多成对出现的概念，代表着从不同角度切入所做的划分。首先我们来看符号的明示意义与暗示意义。明示意义是符号的主要意义、核心意义，暗示意义则是符号的引申意义、外围意义。以一个语言符号为例，当我们翻开一本字典、词典，对它的解释中排在前面的往往是它的明示意义，而暗示意义则一般要到后面才出现，甚至不出现。比如“青蛙”，我们都知道，它的明示意义指的是一种两栖动物，头扁而宽、口阔眼大，常为绿色，趾间有蹼。而如果该符号在网上出现，或是被一个年轻人使用时，它也可以用来指人。这时用到的就是它的暗示意义，指其貌不扬的男性。对于一个符号来说，它的明示意义较为稳定，被属于同一地域、文化群体的成员普遍承认；而暗示意义的流动性比较大，可能是近期才出现的，持续一段时间后也可能会消失，它的使用范围有大有小，也可以流传到各社会阶层，但还是以少数人使用的情况居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符号的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逻辑学对于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有较多探讨，一般认为，外延是概念指示的所有事物的集合，内涵则是概念指示事物的本质属性、特征。比如，“狗”这一概念，其外延包括从大型的藏獒到小型的吉娃娃等各种各样的狗，甚至还有已经不在世间的狗，其内涵则是狗的本质特征：一种哺乳动物，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嗅觉听觉灵敏等。虽然一些符号能用来代表概念，但符号的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和概念的外延、内涵并不能画上等号。符号研究专家苏珊·朗格提出，符号的外延是符号与它所指物体之间的关联。当一个人使用符号时，符号所指的物体既可以就在他身边，也可以存在相当距离。比如一个人说到“狗”时，可以指他正牵着走的那条哈士奇。又或者是他和自己的狗不在一起时，因为在头脑中想到它，令符号“狗”与那条狗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而符号的内涵，包括一个人与符号相关的全部情感和联想。一个被狗咬过的人，和一个从小就拥有一只狗作为玩伴的人，对于符号“狗”的内涵会有相当不同的把握。

最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符号的指示性意义与区别性意义。指示性意义涉及符号与它指代对象之间的关系，区别性意义则涉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即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异同，它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居于符号系统内的什么位置。比如，“河”与“溪”都可以指线形的流动水体，但两者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流经的区域也不一样，“溪”只是山中的小河沟，不与外界相通，“河”往往发源于高山，顺势而下，一直流入湖泊或海洋。

三、符号的象征互动理论

1937年，赫伯特·布鲁默在《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又译作“符号互动论”）一词，用以概括美国诸位前贤如詹姆斯、杜威、库利、帕克、米德等人围绕“社会心理状态”展开的相关研究和取得的理论共识。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后来被广泛沿用。尽管布鲁默谦虚地称，这个词组源于他随意的杜撰，但这确实抓住了库利、米德等社会学家、哲学家著作中的核心。

象征互动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较为盛行，到今天仍不失其重要影响、价值。它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现象学有比较密切的关联，与结构－功能主义、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等在基本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

象征互动论者认为，传播先于结构，正是通过传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意义才得以形成，结构才得以产生、维系、变化。传播（互动）行为及其间生成的意义，令人之所以为人，令社会得以可能。社会、群体、自我等，“不是里面充满固有意义的容器，而是容器与充填物互相建构的过程，意义产生的同时，对象才存在”^[21]。没有互动、没有意义，个人也就不会形成自我，以及联结成社会。

依据社会学家玛尼斯和梅尔策后来的概括，象征互动论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核心命题。^[22]

（1）人们通过给他们的经历赋予意义来理解事物；人类的知觉总是受到一个符号过滤器的调控。

（2）意义是在人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的，意义产生于社会团体间符号的交换中。

（3）一切社会结构与机构都是由相互作用中的人们建立的。

（4）个人行为不是严格地由前面的事件决定，而是自发产生的。

（5）心灵由内部对话构成，它反映了个人与他人的相互作用。

（6）行为是在社会团体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或建立的。

（7）人们的经历无法通过其公开的、可观察的行为完全显现，而必须同时考察他们对事件的理解、赋予事件的意义。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互作用”、“社会团体”、“符号”、“意义”等是一再出现的关键词，也是象征互动论研究者极为关注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看，个人的行为活动，往往需通过与他人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完成。个人的经验，总是受到他所隶属的社会团体对符号运用的影响。意义，作为经验的核心，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

象征互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社会学家库利特别强调传播/互动对于人、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他对传播的定义就突出体现了传播与人性的深切关联：“所有人类关系借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包括心灵中的所有符号，加上在空间中传送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就是传播。没有这样的传播，心灵就不能生发出真正人性，而且必定仍然处在非人非兽的状态。”^[23]在他看来，人类的起源、发展主要循着两条轨道演进：“一条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另一条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在前者中漂流的是生物种质，在后者中负载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生物遗传由祖先所决定，与他人的交流则萌发了人的社会生命。”^[24]库利十分看重人际传播对个人社会化的功用，特别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首属群体”（家庭、邻里、玩伴）的影响。他还提出了“镜中我”概念，即他人的反应如同个人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我们会据此来定位自我，调节自己的思想、行为。

另一位代表人物帕克分享着象征互动论者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格外重视。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心灵塑造并决定着同伴的公开行动，因此，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生活在其他个体的头脑中。传播正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取代了那个仅仅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25]。受齐美尔激发，帕克及其学生对城市中的种种互动形式展开了详细的经验研究。帕克认为，城市环境与乡村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大相迥异，希望通过大众传播能对此加以改善，增进人们之间的互动。由是，做过11年新闻记者的帕克，到芝加哥大学执教后，还曾身体力行，协助创办报纸《思想新闻》，就是怀抱着借此维系个人心智健康、社会持久不衰的美好愿望。

象征互动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乔治·米德，在其专著《心灵、自我与社会》中，他较为全面地提出、阐述了象征互动论的主要观点。这本书的书名，即凸显了米德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三个概念。他将这三个概念视为同一个一般过程：社会行动的三个不同侧面。先看“社会”，米德对它的理解是相互作用构成的网络，网络中的每位成员皆通过使用符号来给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赋予意义。社会是其成员合作行为的集合。人们要实现合作，就必须能理解他人的意图，而这离不开对符号的运用、对符号意义的共享。通过使用符号，我们可以想象他人对我们的反应，依此选择自己的行为。再看“自我”，米德认为，每个人的“自我”由“主我”与“宾我”两部分组成。其中，“主我”是个人内在的冲动和创造性；“宾我”则是对于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觉知，对于“主我”常有调控作用。正是通过语言（有意义的符号），人们才能体验像他人一样旁观自己。“宾我”中很重要的是，对于他人对自己总体看法、评价的感知。与我们关系密切、对我们有较大影响力的他人的看法，特别受到重视。最后是“心灵”，米德把它定义为与自己进行的相互作用。这种与自我一同发展的能力，在人们的每次行动中均需加以运用，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心灵往往产生于有问题的情境，个人在此时思考未来的行动，他们需要设想种种后果，推演选择可行方案。这种与自己的相互作用，同样离不开符号，正是通过可以命名概念的有意义的符号，个人才能将种种外在刺激转化为思索的客体。

在米德等人之后，象征互动论继续发展，主要形成了两大流派。其一，由上述的布鲁默领导的流派，延续着米德等人的思想、研究方法。其二则由曼福德·库恩等人领衔的流派，引入了科学方法、量化分析。其他重要发展者还包括戈夫曼、特纳等人。

四、编码与解码中的意义交换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获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常常通过使用符号来实现，符号必须具备为大家共享的意义。然而当人们运用符号来与他人进行传播时（不论是人际传播，还是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传播者希望表达的意义，和接受者实际解读的意义，能完全画上等号吗？我们恐怕很难肯定。反例几乎不胜枚举，每个人都有过被别人误解的经历，有的时候即使是非常熟悉的家人、朋友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这会让人感觉无奈。收看电视剧时，本来应该是惨兮兮的场面，主演太过做作的表情和动作，却会令我们哈哈大笑。发送信息是容易的，但真要做到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沟“通”、认“同”，却是困难的。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些特定的传播类型，具体分析符号、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的传递、流动。

熟悉传播学史的人都不会忘记，在传播学形成的初期，信息论对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香农－韦弗模式和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体现了编码与解码的过程。

在符号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苏珊·朗格提出过一些观点，与这个问题有一定关联。依她看来，每个符号，既具有大家共享的意义，也包括使用者个人赋予的特定意义。对于符号指代的对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经历，这些都会融入我们对符号意义的把握中。由此，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或是传播者对于符号匠心独具的运用，接收者不一定能够完全领会；或是传播者原本无心的符号使用，在接收者那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唤起了许多意义联想。

拿到一篇文学作品时，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往往只能从字面意义对它加以理解。而文学批评家们，还会详细结合作者本人的经历、以往的作品、其他作家的作品等，对于作品蕴含的深意细加推敲。对于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红学研究经久不衰，各种解读层出不穷，正体现了研究者从文字符号中把握作者曹雪芹特别寄托（隐藏意义）的不懈努力。比如贾府的四位小姐，分别名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一般读者只会觉得这是古代女子美丽的芳名，她们的名字里都包含一个“春”字，也是古代同辈取名的常用方式。而研究者却发现，曹雪芹对笔下人物的命名并非信笔为之。作为可以指代其人的符号，这些姓名别有寓意。四个人名字里的第一个字合起来“元、迎、叹、惜”，正好与“原应叹息”谐音，隐喻着人物跌宕起伏、令人感慨的命运。这还只是其中一个简单的例子，符号的运用可以相当出神入化，其中包含的意义也就特别丰富多样、耐人寻味。

施拉姆在香农模型的基础上，还提出过另外一种传播模式，和对符号的意义理解也较为相关，具体如图4－2^[26]所示。

图4－2　施拉姆经验范围传播模式

这一模式相比香农模型改动并不大，添加的是信源、信宿的经验范围，两者的重叠之处才是双方真正能共享的意义。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有它生效的边界，在特定区域、特定人群中和特定意义相关联。离开这一限定，其意义往往就会失去，或者发生很大变化。如果传播者、接收者同属一个区域、一个群体，其经验范围有相当大的重合领域，他们对符号意义的理解就能取得“大同”，两人的沟通也比较容易、比较顺畅。传播者的原意，经过自己的编码，对方的解码，还能大体确保。而两者经验范围的差异越大，产生误解的几率就越高。让我们设想一种极端状况，当一个将点头理解为“是”、摇头理解为“否”的人，碰上一个对此理解正好相反的人，那还不是“秀才遇到兵”，会闹出一连串笑话来？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满是趣闻轶事，盖因于此。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较为复杂的传播模型（图4－3）^[27]，它由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提出，描述了电视传播中、传媒机构（节目制作者）与观众之间意义交换的情形，也可以推而广之，应用到对其他大众传播类型的理解中。相比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型里描述的传播者与接受者平等交流的理想状态，霍尔的模型里，包含各种变化，与现实情况更为贴近，带有较强的批判色彩。

图4－3　编码－译码模式

这个模型不像我们之前看到过的那些图示那样一目了然，包括数层结构。左边描述的是传播者的情况，右边是接受者的情况。让我们以电视新闻节目为例，加以说明。新闻事件发生后，前去采访的记者得到了各种新闻素材、形成了对事件的基本把握（含义结构1），他会据此写作文字稿件，编辑现场画面、声音，完成一条电视新闻报道，即立足于含义结构编码，形成某种符号组合。实际情况可能远比这复杂，各级编辑也常常会参与到“含义结构”的确定和“编码”工作中来。总之，最后播出的报道将以特定的编码形式呈现。观众收看到报道时，便开始启动“译码”程序，获得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含义结构2）。

霍尔认为，传播者也好，接收者也好，每个人对于人、事、物的意义解读都与其自身的知识框架、处于其中的生产关系乃至拥有的技术基础设施密切相关。大众传播中，编码和解码并不是像香农模型里那样忠实于原始讯息，力求精确的操作行为。在媒体机构这一方，出于意识形态目的或受到其他利益驱动，而操纵控制符号，对现实情况歪曲呈现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对于自己的大广告客户，媒体可能会尽量拍摄它美好画面，选用其他人的肯定评价，在配发的文字稿中也不乏溢美之词，将它人为拔高，并安排在较好的位置，反复播出。

当然，在观众这一边，对此种情况也并非一无所知、毫无警觉。这正如上一章讲到的霍尔提出了接受者的三种解读方式。完全像传播者希望的那样、认同他们传播意图的情况其实很少发生。接受者通常会在传播者提供的意义框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挥、演绎。甚至是完全和传播者反着来，对媒介内容加以颠覆性解读。比如当媒体上铺天盖地地说什么东西好的时候，大家难免怀疑背后有什么猫腻，觉得它很可能不好，至少也不像宣扬的那么神奇。这种意义的对立解读，在霍尔的这个模式中，使用了反向、虚线的箭头来标示。

综上所述，传播中普遍的符号运用，令“编码”、“解码”成为不可或缺的过程环节。而在不同的传播情境中，这里面既涉及意义的交换，有时还会演变成意义的攻防，需要我们结合具体情况审慎地考察，细致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