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报及其对中国报业的影响

一、近代外报及其对中国报业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邸报和京报没有演绎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中国报纸源于近代西方报刊。在19世纪后半叶,外报客观上起到了培育中国新报刊的作用。

乾隆皇帝退位(1735-1795)后,清朝开始衰退。民间秘密社团猖獗,老百姓揭竿而起。朝廷腐败,宦官弄权。而西方势力的冲击加剧了朝廷危机,整个中国陷入混乱之中。在19世纪,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使中国成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夜郎自大”的牺牲品。

西方商人、传教士和舰队所明证的西方哲学,搅乱了中国人的思想。大多数中国人耿耿于怀的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在西方小国面前怎么会不可救药?中西开战初期,西方就轻而易举取得了胜利通常还不为中国人所信服,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到了世纪末,战事击垮了中国不可战胜的光荣和梦想,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并进行必要的改革。^[1]

在各国政府的武力支持下,欧洲和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迅速涌进中国沿海地区并进入腹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国人社区中出现了各种外语报刊和汉语报刊,有传教士创办的,后来也有一些外国政府出版的。

西方新闻业是高度技术化、商业化和盈利性的,而且崇尚基于培根哲学的新闻自由理念。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像鸦片贸易这样的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被中国政府禁止,西方传教士必须应对来自中国政府的阻挠,转向创办报纸作为接触中国人的主要途径。中国人感兴趣的是运用于西方舰船枪炮上的自然科学,对于外报自然产生抵触情绪。所以,西方传教士和出版商采用各种接近中国读者的策略创办中英文报刊,以便传播西方文化。

1.本土化策略:接近儒家思想

西方传教士在创办第一批中国近代报刊时就采用所谓的本土化策略,即在报刊中融入儒家思想,旨在取悦和接近中国读者。

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罗伯特·莫理森(Robert Morri 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选择当时尚未被新加坡庇护的港口城市马六甲(Malacca),创办了第一份近代出版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米怜将其描述为“调查社会观点和事务的月刊”^[2]。作为编辑,米怜使用“博爱者”(One Who Loves Many)的名字。“博爱者”定期出现在1815年12月期刊中一位中国人邀请报纸回应或者给他写信的信函上,署名“愚弟米怜”(Your humble brother Milne),而杂志所刊登的内容是不署名的。出于接近中国读者的考虑,米怜在封面上印制了代表儒家思想的经典句子“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3]。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大部分是福音传道的文章,很少刊登新闻。有关福音传道的《张远两友相论》系列文章讲述了叫“张”和“远”的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成为中国天主教徒传播的经典文章。米怜在写完这组文章之前就去世了,后来由艾约瑟(Joseph Edkins)添加了后续的两个章节。在半个世纪内,不少于13篇口头或者其他文本来源于这组文章,在这些文章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两个朋友仍然被广为流传。

在有些期刊中,米怜采用中国式的表达方法来表示对中国封建朝廷及其文化的“崇敬”。他使用《京报》普遍采用的编辑手段,即一个独立的版面来提高“神”的地位。后来,他还增加儿童版,刊登一些由中国教会学校的学生创作的诗歌。

1823年至1826年,英国传教士沃尔特·亨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巴达维亚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月刊,他使用“尚德者”(One Who Adores Virtue)的编辑笔名。为了接近儒家文化,他在创刊号封面上印有“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4]。

在1833年,来自德国波米兰尼亚州(Prussian Pomerania)的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eidrich August Gutzlaff,又译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他采用“每月统记传”五个字作为报刊名称,前面加上“东西洋考”几个字,旨在探索东西方所有国家的文化。而这个名称很可能是从1618年出版的有关中国明朝与38个王国贸易关系的著作中借来的。郭士立采用“爱汉者”(One Who Loves the Chinese)的编辑笔名,即“爱中国人的人”,并把“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刊登在创刊号封面上。^[5]

2.创新传播理念

米怜是第一位以国际化视野创办中文报刊的西方传教士。他善于规划未来,以具有开拓性、自由观点、极大的热情来实施其办报计划;他非常善于观察,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来找到很多契机。他了解中国人对西方的偏见,而且明白如何来应对这些偏见。^[6]在1819年,米怜对于已经发行四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办刊旨趣作了叙述^[7]。他的办刊自述基本反应了当时外报的编辑和传播理念:

第一期本报文字印刷,胥不免于简陋之讥。惟积学之士,当能心知其意,而曲为之谅。记者深愿此后假以时日,俾得于中国文字研究益深,而逐渐加以改善。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悯,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知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延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作始虽简,将毕必巨,若干人创之于前,若夫发挥光大,则后之学者,责无旁贷矣。是故不揣谫陋,而率尔为之,非冒昧也,不过树之风声,为后人之先驱云尔。

本报篇幅有限,种种资料,自不能网罗无遗;然非割弃或停止也,将循序而为之耳。前此所载论说,多属宗教道德问题,天文轶事传记政治各端,采择甚寡。此限于地位,致较预计为少,非本意也。

欲使本报随时改良,以引起读者之兴味,非竭教士一任半月之时间以从事于斯不为功,且须征求外来稿件,以补其不足。记者甚愿致力于是。他日国人之习华文者日多,当有佳作以光本报之篇幅,而年来最不易得者,即此项资料是也。本报发展,尚在萌芽时代,更无酬报可言。年来月印五百册,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利,以销售于南洋群岛、暹逻(今泰国)、交趾支那(Cochin-China)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内地亦时有输入焉。近者改印一千册,需要大增,销路渐畅,三四年后,或能增至二千册以上,未可知也。

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则以一种温和的风格来展现欧洲文化和学问的优越性。正如他在创刊词中所言:

当文明在全球几乎所有其他地区消除愚昧和偏见而迅速发展时,甚至固执的印度人(Hindoos)也创办了几种自己语言的刊物,唯有中国人无动于衷,就像过去一样闭关自守。尽管我们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接触、贸易和交流,他们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地球上所有国家中的第一帝国,而将其他所有国家视为“蛮夷”(Barbarians)。这种夜郎自大的自满情绪严重影响了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贸易往来……本期刊登了有关与中国这个庞大而封闭国家交往冲突的观点,使得中国人了解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原则。期刊将不涉及政治,也无意用刺激性语言和话题激怒他们。我们有更好的办法来显示,我们并非“蛮夷”。编辑选择用事实说话的方法来说服中国人,他们仍然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同时,编辑也维护外国人对于本国政界的立场和利益,尽量与他们和睦相处,以期取得最终的成功。

3.整合传播策略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创办外报时,为了接近读者和提高报纸的发行量,他们采用现代意义的整合传播策略。首先,传教士在中国所在地组建宗教传播机构,同时借助贸易组织或者政府机构,创办报馆和报刊,即进行传播机构的整合;其次,他们培养了一大批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并发展本土的报刊编辑人才,实施所谓的人事整合;西方早期报刊落地中国,在传播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同时,他们通过这些外报有意识地介绍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为本国政府和商人的军事侵略、政治传播和经济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偷偷摸摸印刷报刊,这是冒险的行为,其代价是昂贵的。在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过程中,米怜除了雇佣学校的学生之外,还聘请中国作者梁亚发(梁发)。梁发是第一个被任命的中国牧师。1846年,他和英国传教士沃尔特·亨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等汉学家一道工作。作为一个仅接受过三四年教育的贫穷村民,梁亚发在广州学习毛笔制作贸易和木版雕刻,后来他跟随米怜从广州来到马六甲,从事印刷职业。梁亚发隐姓埋名,自己创作中文作品。他曾经以“学业”(Student of Excellence)和“居士” (Retired Scholar)等笔名发表文章。他编辑的《劝世良言》,经过马礼逊修改后,成为宣扬基督教的途径,并引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关注。

传教士和汉学家约翰·罗伯特·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 son)在实施恒河外方传教计划(Ultra-Ganges Mission)的过程中,非常支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杂志,给予很多资助。在1823年3 月,马礼逊于马六甲尝试出版一份周刊,他只出版一期,在单张报刊上印着“中文活字印刷报纸”的字样。十年后,马礼逊又在马六甲尝试创办另一份周刊《杂文编》(Tsan-wen Pien),它可能是威廉姆斯(Williams)以同名相称的同一份刊物《远望》 (The Tele scope)。三种杂录刊物,每种四页,印刷总计20000份。澳门葡萄牙总督花利亚(Bernardo Aleixo de Lemos)征求东印度公司(E.I.Company)的同意,禁止马礼逊的马家英式印刷所(Albion Press)印刷和发行报刊,这些报刊随即停刊。

沃尔特·亨利·麦都思于1817年来到马六甲,其任务是监督和管理传教报刊,并为米怜的杂志撰写系列地理方面的文章。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中,麦都思很少刊登新闻,倾向于刊登教育类文章。他揭露并抨击中国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虽然他自己也发表从菲利普·道得理治(Philip Doddridge)的《信仰在心灵中的跃升与进展》(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us in the Soul)中翻译过来的宗教论述。麦都思倾向于更加自由的写作风格,经常使用近乎长篇对话,旨在让刊物贴近职员、机械工人、店员和其他识字不多的人群。这样,麦都思的杂志发行量大增,印刷总数一度达到8300份。^[8]

郭士立最早在爪哇的荷兰协会(Netherlands Society)服务,后来到了暹逻。为了学说中文,他曾经到一个福建移民家里生活,成为地道的“中国通”。当时在中国,外国传教士是没有任何传道机会的,但是,很可能是由于郭士立与中国人过分亲密的关系,他竟然能够不受干扰地印刷和发行自己的杂志。

在1834年,郭士立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在广州发起并成立了旨在中国传播实用知识的协会。该协会计划翻译和出版涵盖所有西方科学知识的系列著作,少数有争议的政治和宗教内容除外。郭士立马上将其停刊的杂志转交给这个协会,并定下合同,协会分两批复印12期杂志1000本。协会在广州遭遇阻力,复印工作最后在新加坡完成。复印的杂志就在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和多岛海(Archipelago)等地发行。1837-1838年,杂志再次出版并在新加坡印刷。郭士立和马礼逊在广州联合编辑杂志,直到麦都斯在新加坡接管。

当时,尽管没有中国人为杂志供稿,但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却表明愿意刊登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例如《伦敦十咏》(an Ode on London)的文章就是来自南非的一位中国旅行者写的一封信,和来自欧洲的一位中国女孩写给中国姑妈的信,信中描述了英国妇女的情况。郭士立的杂志中没有福音传道的文章,比米怜和麦都斯的杂志刊登更多的新闻,并引进市场化读物。其杂志的插图丰富,而且效果好,包括大幅彩色地图。所有的杂志都不刊登广告,只有出版商的通知。这三份杂志都用木版印刷,尽管麦都斯采用石版印刷了很多中文书和小册子。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于1832年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广州创刊。郭士立极力促成这份报纸的出版,并答应报纸一旦出版,他就把自己的从暹罗到天津的杂志的邮递路线提供给报纸发行使用。1847-1848年,当E.C.裨治文和威廉姆斯不在广州期间,詹姆斯·裨治文(James Granger Bridgman)编辑该报刊达数月之久。《中国丛报》的目标旨在为中国及其邻国“提供最真实和有价值的信息”,编辑们试图揭开中国封建帝国的神秘面纱。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前三期报纸全部加印。有几年,报纸的发行量一度达到1000份。在伦敦,1837年8月5日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如此评论:“该报刊即使在伦敦也是最好的”。然而,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之后,《中国丛报》衰落了。在最后7年的出版中,其财政赤字由其他印刷房的收入来弥补。在1851年出版的最后一年中,仅有300个订阅者,每人的订阅费为3美元。

而《中国丛报》的衰退或许象征着西方对中国的入侵。威廉姆斯本人在终刊中提到了日益发展的中国沿海地区的英文报纸,并得出结论:中国需要比《中国丛报》“更为重要的东西”^[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