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活动是工业化的产物，政治生活中的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也应当看作现代化的成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活动职业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这样一来，在实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理性化的同时，也脱离了人民，甚至经常性地与人民相对立，总是在科学的名义下为利益集团所用。
职业活动是工业化的产物，政治生活中的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也应当看作现代化的成果。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使社会治理活动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以等级身份为依据。在现代民主政治及其代议结构中产生的政治家不应看作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一个职业群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活动职业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化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职业化扩大到了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范围时，又受到了官僚制的格式化，从而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所有社会治理者都纳入到了严密的职业体系之中。官僚制在对专业知识和标准化技术的追求中实际上塑造出了一个职业等级体系，结果，社会治理者也就被形塑成为技术专家。虽然政策问题建构权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力，而在实际上，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则是一群技术精英，并在官僚制这一分工—协作体系中按照自身的职业活动逻辑开展行动。这样一来，在实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理性化的同时，也脱离了人民，甚至经常性地与人民相对立，总是在科学的名义下为利益集团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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