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上述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社会等级制的条件下，臣民是不可能获得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即使在民主体制得以确立的情况下，公众也需要通过他们的代表去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一旦公众把政策问题建构权交由代表去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也就不再是一项权利，而是以权利异化形式出现的权力。专业化是政策问题建构科学化的原因和动力，在促进社会治理科学体制生成的过程中而彻底地剥夺了公众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发展都包含着专业化的向度，政策问题建构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历程。专业化把启蒙思想中的科学内涵发掘了出来，从而把技术专家推入社会治理的中心。在政策问题建构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技术专家获得了垄断权，确立起了话语霸权。与此同时，政治精英要么把自己武装成技术专家，要么向技术专家缴械投降而做技术专家手中的玩偶。至于公众以及他们的意见，则因为缺乏专业知识的支持而总是被排斥在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之外。从上述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社会等级制的条件下，臣民是不可能获得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即使在民主体制得以确立的情况下，公众也需要通过他们的代表去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一旦公众把政策问题建构权交由代表去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也就不再是一项权利，而是以权利异化形式出现的权力。因而，政策问题建构不再是公众应有的权利，而是由少数人掌握和行使的权力。结果，公众参与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民主也走向了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科学的兴起。专业化是政策问题建构科学化的原因和动力，在促进社会治理科学体制生成的过程中而彻底地剥夺了公众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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