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权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大的进程中，随着平民代表进入议会，打破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封闭性，此后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逐步地向更广泛的阶层开放。到了近代，随着普选权的确立，人民的政策问题建构权也在理论上得到了确证。公众把代表选举了出来的时候，也就把自己的政策问题建构权交给了这些治理精英，致使政策问题建构权出现了异化。
从上述的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而政策的来源又可以追溯到政策问题建构权。中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权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大的进程中，随着平民代表进入议会，打破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封闭性，此后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逐步地向更广泛的阶层开放。到了近代，随着普选权的确立，人民的政策问题建构权也在理论上得到了确证。但是，在代议制中，普选权的实现所带来的结果则是治理精英的出现。公众把代表选举了出来的时候，也就把自己的政策问题建构权交给了这些治理精英，致使政策问题建构权出现了异化。在公众丧失了实质性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后，存在于社会发展中的那些真正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往往无法进入政策议程，治理精英则可以通过政党以及借助于舆论等各种各样的手段而把那些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事项作为政策问题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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