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讨论亚裔美国人的游说及其对中美关系、中国与相应次族裔团体故土关系之前，有必要通过少数典型案例，进一步说明美国族裔游说的总体概况和策略应用，特别是如何应对爱国主义的两难困境的。有不少族裔团体的政治游说都是相当成功的，如犹太裔、希腊裔、爱尔兰裔、亚美尼亚裔、古巴裔等。本节主要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即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策略和古巴裔的反故土利益游说。前者事实上同时涉及阿拉伯裔和犹太裔的游说，涵盖了积极游说、消极游说、游说竞争、证明族裔爱国主义、打压竞争性族裔游说团体等策略，而后者集中体现的是反故土利益游说策略。这些游说策略在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的亚裔美国人的游说中都有明确体现，但由于亚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总体水平和成功程度都不高，因此观察阿拉伯裔、犹太裔和古巴裔的游说活动，将有助于深化对亚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的理解。
一、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策略[89]
阿拉伯裔美国人参与美国政治的历史相当长，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已经开始关注巴勒斯坦问题。[90]很大程度上由于面临不利的美国社会—政治氛围，阿拉伯裔美国人在相当长时间里都选择了消极游说策略；同时，由于面临强大的对抗性族裔游说团体，即犹太裔美国人的游说团体，阿拉伯裔美国人在游说时不得不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逐渐向积极游说方向发展，并开始与仍占强势地位的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展开了竞争。
整个冷战时期，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同时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则是美国国内对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强大偏见，另一方面是强大的对抗性的犹太裔游说力量的存在，因此阿拉伯裔美国人不得不采取消极游说策略：抵抗犹太裔美国人的压制和抹黑，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聚焦点便是巴勒斯坦问题。
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面临的第一大障碍是美国人对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强大偏见。冷战时期，对于中东问题可能导致美苏陷入对抗甚至冲突的担忧异常强大。根据盖洛普1985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有58%的美国人相信，以色列和中东的争端“极可能”成为“美苏重大冲突或战争”的根源。另有25.5%的人相信，以色列和其余中东国家的敌对关系“很有可能”导致两个超级大国陷入冲突。这意味着美国人将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一方面，由于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苏联保持中立甚至同情态度，美国将以色列视作天然盟友，对阿拉伯人的事业并不同情。“自哈里·杜鲁门直到乔治·W.布什的美国决策者们倾向于将阿拉伯人对民族自决的渴望视作是政治上的原始、经济上的怀疑和意识形态上的荒谬。”[91]另一方面，由于一贯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信念，即以色列及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坚强地通过血、汗和泪将以色列国家的梦想转变成为中东现实”，冷战时期的美国公众舆论和相关外交政策培育了一种与以色列的浓厚的同盟情感，同时视巴勒斯坦人为美国共和主义精神的对立面。
对阿拉伯裔美国人而言，展开政治游说的第二大障碍便是强大得多的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力量的存在，到今天仍是如此。尽管犹太人口在美国只有约6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3%，但其中的94%都生活在13个关键的州中——仅这13个州的选票就足以决定总统归属。而犹太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度相当高，每次选举的投票率几乎都在90%以上。今天，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更为强大。例如，在第109届国会（2005—2006年）中，就有11位参议员是犹太裔（11%），而犹太裔众议员占到众议院6%。[92]犹太裔美国人还组建了600多个游说团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联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CPMAJO），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犹太公共事务委员会（Jewish Committee of Public Affairs,JCPA）以及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AJC）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于1951年成立，迅速成为美国最大、最著名的一个游说集团。根据1997年《财富》杂志对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调查，它在美国所有院外游说集团中它的力量排第二位。2005年《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的调查也将其排第二。[93]冷战时期，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对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大力压制，甚至予以抹黑。仅从一个例子便能看出。1984年，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下，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竞选失败。珀西参议员在多数亲以色列决议中都持支持态度，仅有两次小“错误”，一次是1975年未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对福特总统有关重新评估中东政策的声明的联名信上签名，另一次是没像其他人一样将阿拉法特称作“恐怖主义分子”。[94]
与强大的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力量相比，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力量就小了很多。今天美国生活着约350万阿拉伯裔美国人，其中近一半聚居在5个州：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密歇根、新泽西和纽约。但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内部是非常不团结的，有近40%的来自黎巴嫩且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很大程度上并不支持反以色列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活动。阿拉伯裔美国人中真正活跃的是只有约7万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但由于他们在政治上高度活跃，其观念和关切得到了政治领导人和媒体的不成比例的重视，巴勒斯坦问题也相应地成了团结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唯一重要事务，同时也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中最重要的事情。[95]
由于强大的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力量存在，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期建立的好几个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都在不到20年里停止了运作。如阿拉伯裔美国人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ab Americans,NAAA）和阿拉伯学生组织（Organization of Arab Students,OAS）等团体，都已成为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全国协会本身是为了抵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美国尤其是国会的影响而成立的，致力于“劝说国会修正对以色列的全面承诺”。但是，即便在它处于巅峰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该组织也不过20万人；正如该组织领导人所承认的，它“从未有效地改变过国会的中东政策”。[96]
美国政府和普通公众的偏见，再加上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团体的强大，迫使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展开游说的过程中不得不时刻提防自己的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只有在此前提下才可能为阿拉伯世界谋求一定利益。这就注定了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的防御性特征和消极游说的必然。总体而言，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冷战时期的消极游说策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抵抗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力量的压制，反对美国行政部门出台的各种不利于阿拉伯世界的政策，反对美国国会出台的亲以色列的立法。例如，根据一项研究，2004年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努力主要包括以下问题：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谴责由以色列引发的恐怖主义的决议；反对犹太人有关支持布什总统支持以色列的信件的决议；反对呼吁沙特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叙利亚采取负责行为的决议；反对支持以色列建立安全墙的决议；反对呼吁巴勒斯坦人承担特定义务的信；等。[97]尽管根据本书的标准，2004年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已经进入积极游说阶段，但仍有如此多的消极游说案例，充分说明冷战时期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时面临的巨大压力。
第二，出高价雇佣前美国政府高官担任说客。例如，强烈批评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团体的前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便为沙特和阿联酋所雇佣；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前负责立法的助理国务卿和特别助手弗里德·达顿（Fred Dutton）也为沙特所雇佣。其他曾为阿拉伯裔美国人服务的高官还有：尼克松总统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P.Rogers）等。[98]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利用巴勒斯坦问题团结阿拉伯裔美国人。与犹太人游说团体代表不同，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永远也不可能代表“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裔美国人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裂，既有源于故土差异的、也有源于宗教差异的。[99]由于美国人将以色列当做天然盟友，这意味着以色列可持续压制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渴望，同时不会因违背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而遭受惩罚。尽管存在严重分裂，几乎所有阿拉伯裔美国人都对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或多或少地持同情态度。正如一位以色列教授所指出的，“的确，考虑到共同体的多样性——就半国家性的家园、宗教和意识形态信念而言，可以说正是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为在美国的泛阿拉伯种族认同提供了基础。”[100]这样，尽管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不能代表“阿拉伯国家”成为一个团结的政治团体，但它却能表达出某种共同的立场，尤其是就巴勒斯坦问题而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开始不断呼号，美国应当寻求“对巴勒斯坦局势的公正、平等的解决方案”以便“结束”“具有国际性威胁的冲突”。[101]
总体而言，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冷战时期主要采取一种消极游说的策略，通过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呼吁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避免被民族主义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冷战时期，阿拉伯裔美国人在美国公众舆论中的形象不佳，尤其是他们被视为是美国在中东的特别盟友以色列的敌人。[102]其次，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不得不与已经成熟且拥有丰富资源的犹太美国人游说团体进行斗争，处于一种不利的氛围当中，决策者都认为其基本立场应当是将以色列置于美国的政策优先上。而且，政治人物，尤其是白宫的政治人物，相当明白“考虑到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强大影响力，敢于激起其愤怒的政府要么是大胆的、要么是鲁莽的，尤其是在选举时期。已经有如此多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103]第三，在中东危机持续时期，阿拉伯裔美国人及其领导人并没有提出特别的解决巴以冲突的方案。相反，阿拉伯裔美国人组织却不得不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以减少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负面印象。换句话说，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的最低目标是避免其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而提出特别的方案，如以土地换和平方案来以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公平地解决巴以冲突，则是次要事务。所有这些原因都来源于外交政策分析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一个组织在决策者层面缺乏对其目标的基本认知或认识时，便不会产生有效行动。[104]
冷战结束改变了这一局面，也使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逐渐转向相对而言的“积极游说”时期。一方面，由于巴勒斯坦人的斗争，美国在冷战后逐步接受了巴勒斯坦建国的立场，这使得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具有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使犹太裔美国人以“亲共”抹黑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可能性消失，阿拉伯裔可重大改善其在美国人眼中的形象。尽管强大的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力量及其对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打压仍持续存在，但现在阿拉伯裔美国人已经无须再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而是可以大张旗鼓地为巴勒斯坦问题进行游说，因为这已经成为美国的既定政策，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是在促进这一政策的落实；换句话说，这也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
就在冷战格局逐渐松动的1987年，巴勒斯坦人出于无法继续忍受以色列的铁血政策发动了“第二次大起义”（Second Intifada）。对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来说，“第二次大起义”证明，中东的剥削局面不能再为美国内任何人所容忍。“第二次大起义是和平进程之父，这一事件使西方所有人确信，我们需要巴勒斯坦建国方案。”它事实上也导致了“美国国内的第二次大起义”，使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获得了合法性，为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发表意见创造了机会。[105]此后，巴勒斯坦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美国必须逐渐了解”的巴勒斯坦民族应当拥有其正当权利的事情。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现在可放心采取积极游说策略，充当代理人，向美国人传递巴勒斯坦作为手无寸铁的人民起来反抗重型武装的以色列军队的形象。
冷战结束进一步缓解了阿拉伯裔美国人在游说时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风险。冷战时期，阿拉伯裔美国人及其故土都被迫处于防守地位，因为它们被当做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冷战结束带来一种结构变化，不再迫使阿拉伯裔美国人选边。它也使美国有精力关注更小的地区冲突，而非专注于结构性的全球行动。无疑，冷战结束标志着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冲突、有利于新聚焦的发展，这有利于阿拉伯裔美国人团体的游说努力。现在，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将不再被视作“意识形态敌对的人质”，而巴勒斯坦反对占领的斗争也不再被当做是对反苏的美国同盟的叛乱。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逐渐接受了巴勒斯坦建国的立场，尤其是克林顿政府达成的奥斯陆宣言和布什政府提出的路线图计划，进一步强化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的合法性。1992年，老布什总统第一次使用了“巴勒斯坦国”这一词汇，这标志着美国政策立场的转变。[106]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阿以就巴勒斯坦问题达成了《奥斯陆宣言》。大多数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宣言签字仪式，这标志着其合法性得到正式承认。在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看来，“阿拉伯裔美国人被当做奥斯陆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那是很重要的”。那一天对那些在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人来说是特别值得庆祝的，因为他们相信，巴勒斯坦建国将是这一协议的最终结果。[107]
尽管《奥斯陆宣言》更多是原则性的，但对阿拉伯裔美国人从事积极游说来说已经足够。阿拉伯裔美国人现有可以由自己、而不是其敌人来解释一切事情。阿拉伯裔美国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不再是禁忌：对巴勒斯坦人拥有其权利已经得到理解，对这些权利的支持不再被视作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危险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团体和以色列游说团体得到了同等待遇——多年来他们都如此的不受欢迎。在奥斯陆和平进程后，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实上受邀在与巴勒斯坦和美国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上发言。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某种程度上为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带来了新的麻烦，因为“基地”组织声称其发动“9·11”的原因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久拖不决。换句话说，“基地”组织将巴勒斯坦问题当作了其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正当性理由。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突出了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该话题已经被极端组织所占领；建立巴勒斯坦国才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出路。这样，阿拉伯裔游说团体开始采用新的游说话语，即建立巴勒斯坦国将结束巴以冲突，并赋予巴勒斯坦人以民主，进而有助于结束全球反恐战争。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布什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部分是阿拉伯裔美国人积极游说的后果，并于2002年提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其核心和最终目标是建立巴勒斯坦国。这一政策的出台，为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带来了极大益处，因为它将指导美国外交政策迈向其所预期的“实现巴勒斯坦国的进程”的目标。首先，它大大提高了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的能见度，尤其是在解释最终的巴勒斯坦国应当是什么样等问题上。[108]第二，它使阿拉伯裔美国人更易接近政府官员，因为阿拉伯裔美国人潜在地可充当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络员。第三，路线图提供了采取切实步骤的达致和平的明晰途径。沿着这条途径，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有能力界定其认为适当的步骤。
随着《奥斯陆宣言》和中东和平路线图的采纳，阿拉伯裔美国人为巴勒斯坦问题而游说的合法性大大上升，这使其可以逐渐放弃消极游说策略，采用更为正面和主动的积极游说。现在，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开始围绕美国国家利益来界定其游说活动：他们致力于使美国决策者相信，基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方案实现中东和平，有利于美国的最大利益。同时，他们还试图说服公众，他们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倡导者，是有利于其作为美国人的利益的，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利益。美国的利益可通过支持道义上公正的巴勒斯坦独立、结束占领的目标而得到服务；美国人可“通过行善而做得更好”，但不是在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而是应用美国政府所表达的、为公众及大多数政治集团所接受的美国中东政策的现有目标和战略的逻辑。[109]
当然，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策略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里根政府任内，巴勒斯坦问题尚未得到外交界的承认；而奥斯陆会议前，老布什政府也只是简单地承认中东冲突需要解决。因此，在中东和平路线图出台前、或者说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头几年中，尽管《奥斯陆宣言》出台，但阿拉伯裔美国人仍无法明确地论述巴勒斯坦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因为当时的美国决策者尚未认真对待这一问题。随着布什政府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出台，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变得更加积极，它可以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基础上发展出更为明确的巴勒斯坦建国方案，具体而言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如果不建立巴勒斯坦国，在那一地区便无法实现其他目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是对恐怖主义分子的一个重大打击，因为巴勒斯坦问题被恐怖主义分子当做是反对美国的首要理由；帮助创建巴勒斯坦国将扩大美国作为世界领导人的作用；与伊斯兰世界的更好关系，将为美国公司带来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贸易机会；解决以巴冲突将促进美国的价值观。[110]
就目前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努力而言，其积极游说更多只局限于巴勒斯坦问题，一旦涉及更大的议题，阿拉伯裔美国人内部的分裂便凸显无遗。就其未来发展而言，如何团结不同派别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实现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成为摆在阿拉伯裔美国人面前的最大机遇和挑战。
二、古巴裔美国人的反故土利益游说[111]
尽管以色列裔美国人是美国最为成功的族裔游说团体之一，但仅占美国总人口0.5%的古巴裔美国人或许更为成功、更为独特。其成功在于，尽管自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实施的贸易禁运政策根本没有达到目标，[112]但却被成功地维持了近半个世纪，而且还有延续的趋势；其独特在于，绝大多数族裔游说都为了促进其故土利益，但古巴裔美国人却从事着反故土利益的游说，旨在强化对古巴的禁运，甚至推翻古巴现政权。
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有着与几乎所有其他族裔游说相区别的特征，即它更多对古巴采取强硬立场，从事反故土的游说。古巴裔美国人真正利用政治游说作为影响美古关系和美国对古巴政策，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此之前，古巴裔美国人经历了近20年的流亡政治，政治参与度较低，更多试图通过暴动、暗杀等极端手段推翻古巴政权进而重返古巴。[113]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古巴裔美国人开始加入和自创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于1981年效仿犹太人创建了古巴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The 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以下简称“古美基金会”）成立，迅速发展成为古巴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代表性组织，标志着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活动开始。此后，古巴裔美国人的游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总体趋势是朝向不那么强硬、不那么反故土利益的方向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自1981年至1989年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古巴裔美国人与美国政府牢固结盟的时期。
根据一位学者的观点，古巴裔美国人对美国古巴政策的影响力最大的时代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114]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时期古美基金会与联邦政府，尤其是里根政府有着特殊关系，并享受着诸多特权。首先，在其建立之初，古美基金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竞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几个组织对美国的古巴政策感兴趣，而且绝大多数都不具备与古美基金会竞争的实力。古美基金会拥有充足资金，主席由曾参与猪湾入侵的古巴裔大商人乔治·迈斯·卡诺萨（Jorge Mas Canosa）担任，50名基金会领导委员会成员每人每年需交纳1万美元会费，共几百人的高级会员每人每年交纳1千美元，上万名普通会员每人每年交纳120美元。[115]
其次，古美基金会与里根政府的立场近乎完全相同，得到里根政府的大力支持。从一开始起，里根政府便鼓励和支持古美基金会的出现，认为其是“有助于促进美国政策利益的明智的政治发展”。[116]这种支持一方面是由于里根重新升级冷战、并在拉丁美洲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是因为总统先前对古巴政策的控制权正遭到来自国会等其他部门的更大竞争。[117]作为一个极端保守的政治组织，古美基金会主张美国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反对任何的妥协和谈判，正是里根政府所需要的战略盟友。
正如卡诺萨所引以为豪的，古美基金会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功便是，促成里根总统于1985年批准建立专门进行反古巴宣传的马蒂电台。古美基金会成立伊始便鼓动里根政府创建这一电台，尽管遭到自由派团体古巴裔美国人委员会（Cuban American Committee）的竭力反对，古美基金会仍通过邀请思想库论证、收买关键议员及攻击反对者等手段，使国会两院于1983年批准该提案，并为电台设立专门提出拨款预案。[118]
古美基金会此期与联邦政府的联盟关系相当牢固，成为影响美国对古政策的最重要力量。例如，就在古美基金会创建2年后的1983年，里根政府建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以便在全球促进民主。全国民主基金会向古美基金会的前线团体，如欧洲古巴人权联盟（European Coali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Cuba）等，提供了几十万美元的资助。又如，自1988年起，美国移民归化局与古美基金会达成一项名为“出埃及计划”（Project Exodus）的特殊安排，允许得到古美基金会资助的古巴流亡人员从第三国进入美国。该项目使古美基金会在美国的支持者大增，同时也得到更多的政府赞助。[119]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990年开始至1997年，古巴裔美国人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取得诸多重大成就，进入其政治游说的鼎盛时期。
20世纪90年代，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陷入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首先，冷战结束，使古巴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大为下降。其次，古巴为缓解冷战结束带来的困境，开始实施内政外交改革。第三，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缓解对古巴的制裁、同古巴接触的声音。最后，经济移民和第二代古巴裔美国人的力量正逐渐成长，而他们总体上是反对强化制裁古巴的。这些变化使古巴裔强硬派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他们感到曾经扮演过的政治核心的角色正在从指尖滑落”，并“确信必须采用一切手段影响美古关系的发展”。[120]
以这一危机感为动力，古巴裔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首先是《1992年古巴民主法》（Cuban Democracy Act of 1992，又称作《托里切利法》）的生效。[121]尽管充满争议且一开始并未得到老布什的支持，但正是古巴裔美国人的游说努力为其通过提供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古美基金会长期为国会议员提供赞助，向众议院提交法案草案的托里切利众议员在1983年至1997年间共获得古巴裔社团捐赠达25.5万美元，而向参议院提交法案草案的鲍伯·格雷厄姆（Bob Graham，民主党，佛罗里达州）在竞争参议员期间也获得了13.9万美元捐赠。[122]另一方面，古巴裔美国人在1992年大选中采取了两面下注的手法。在古美基金会的组织下，古巴裔美国人共向克林顿捐献27.5万美元，向老布什捐献55万美元。[123]这一战术使老布什最终迫于选举压力签署了该法案。
其次，是《1996年古巴自由与民主声援法》（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 of 1996，即著名的《赫尔姆斯—伯顿法》）的通过和生效，而这是古巴裔美国人和古美基金会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大胜利。1995年2月，赫尔姆斯参议员（Jesse Helms，共和党，北卡罗莱纳州）和丹·伯顿众议员（Dan Burton，共和党，印第安纳州）便向国会提交了《赫尔姆斯—伯顿法》。该法案将过去几年来美国对古巴实施制裁的行政命令汇编起来。如果获得批准，这将成为自美古关系僵化以来最严厉的制裁。其具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第三条，基本反映了古巴裔强硬派和古美基金会的立场，遭到美国盟友的强烈反对。主张解除对古巴制裁的美国—古巴基金会（U.S.Cuba Foundation）认为，“该法案不是为古巴带来自由的方案，而是补偿那些富裕的（前）古巴大地主的诡计。”[124]克林顿总统最终于1996年3月12日签署了该法案，标志着古美基金会的最终获胜。[125]
此外，古美基金会还在1993年成功地否决了克林顿总统的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提名。一开始，克林顿总统提名由著名古巴裔美国人马里奥·贝扎（Mario Baeza）担任此职，但卡诺萨以贝扎曾两次访问古巴且因其不是古美基金会成员而可能对古巴“软弱”为由，予以反对。最终，克林顿不得不打消了这一想法。[126]
第三阶段是自1997年至今，由于多方面原因，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进入了漫长的转型时期。
随着卡诺萨于1997年去世，古巴裔美国人游说呈现出衰落和转型之势。其原因相当复杂，既有古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的因素，也有因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古巴裔美国人关注点的转变，还有国际社会对美国长期对古制裁政策的普遍反对，而古美基金会自身的演变也相当重要。
在卡诺萨于1997年去世后，古美基金会经历了一场导致组织分裂的领导危机。卡诺萨的儿子担任了新的领导，决定采取更为温和的行动，即促进古巴向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和平转型。这一导向引起基金会内部一向占主导的强硬派的反对，2001年8月，20位强硬派成员宣布退出古美基金会，并成立古巴自由委员会（Cuban Liberty Council），继续游说美国政府奉行强硬政策。尽管古巴自由委员会无法与古美基金会抗衡，事实上还在某些强硬政策领域与后者合作，但这仍标志着古巴裔强硬派游说组织正逐渐走向没落。[127]
古巴裔美国人的强硬派游说力量的衰落，其实自老布什政府时期便已显露，到克林顿时期更为明显。尽管《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最终均获通过，但无论是老布什还是克林顿，最终都是迫于无奈分别签署这两个法案的。到执政后期，克林顿政府日益不再关注强硬派古巴裔人的政治诉求，其最为明显的体现是1999—2000年的埃连事件。尽管古美基金会从事件一开始便将埃连塑造为“卡斯特罗政权的牺牲品”，[128]但克林顿政府仍坚持将埃连送到其亲生父亲那里，并最终派出司法部特工抢人。[129]同样是在2000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允许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粮食和药品禁运，克林顿也对此表示支持。
古巴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转型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强硬派的影响持续衰落，温和派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美国对古政策中的古巴裔游说影响正在下降。尽管小布什政府仍坚持对古巴的强硬政策，特别是设立了“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ssistance to a Free Cuba; CAFC），[130]但古巴裔美国人在其中的影响力却相当小，古美基金会甚至没有收到参加这一委员会成立仪式的邀请。[131]奥巴马政府与小布什政府一样，仍坚持对古巴的强硬政策，但却在不断尝试放松对古巴的禁运，而古巴裔美国人在其中同样没有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应当承认的是，由于其反故土利益性质的游说，古巴裔美国人在游说过程中并未遭遇有关爱国主义的质疑。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赋予古巴裔较强的游说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其未来的转型将较为困难，并极可能使其现有的优势逐渐丧失。由于更多以政治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古裔美国人从一开始便受到了更高的政治待遇，再加上他们坚定地反对古巴现政权，使得人们从未质疑古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正如第一位古巴裔女参议员丽拉·罗丝拉廷恩（Leana Ros-Lehtinen，共和党，佛罗里达州）说：“古巴人真正开始参与美国政治是在70年代末，使古巴获得自由仍是我们首要关注的议题，我们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就是因为它的纲领是反共产主义的。”[132]但这些优势使古巴裔人难以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尽管其可能具备了较为娴熟的参与美国政治的技能。随着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改善和随之而来的美国内对古巴的社会—政治态度变化，古巴裔美国人现有的反故土利益的游说策略可能与美国的政策和社会期望相冲突，进而迫使其不得改变游说策略。长期而言，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必将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注释】
[1]［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2]［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4]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3.
[5]Patrick J.Haney and Walt Vanderbush,“The Role of Ethnic Interest Groups in US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2 (June 1999),p.345.
[6]V.P.Shannon,Balancing Ac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3）,p.5.
[7]V.P.Shannon,Balancing Ac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3）,p.5.
[8]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8.
[9]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8.
[10]David J.Sadd and Neal G.Lendenmann,“Arab American Grievances,”Foreign Policy,No.60（Autumn 1985）,p.22.
[11]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8.
[12]Paul Glastris and Kevin Whitelaw,“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 in Washington,”U.S.News & World Report,Vol.123,Issue 3（21 September 1997）,p.2.
[13]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47-48.
[14]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
[15]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0.
[16]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7.
[17]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8.
[18]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1; Yossi Shain,“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No.100,25th Anniversary Issue（Autumn 1995）,p.72; Paul Glastris and Kevin Whitelaw,“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 in Washington,”U.S.News & World Report,Vol.123,Issue 3（21 September 1997）,p.2.
[19]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5-96.
[20]David M.Paul and Rachel Anderson Paul,Ethnic Lobbies and US Foreign Policy（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9）,p.102; 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9; V.P.Shannon,Balancing Ac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3）,p.7.
[21]David M.Paul and Rachel Anderson Paul,Ethnic Lobbies and US Foreign Policy（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9）,p.111.
[22]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2.
[23]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7.
[24]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7.
[25]David M.Paul and Rachel Anderson Paul,Ethnic Lobbies and US Foreign Policy（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9）,pp.70-71.
[26]Janice J.Terry,U.S.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Role of Lobbies and Special Interest Groups（London: Pluto Press,2005）,p.78.
[27]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9.
[28]Janice J.Terry,U.S.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Role of Lobbies and Special Interest Groups（London: Pluto Press,2005）,p.30.
[29]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18.
[30]David M.Paul and Rachel Anderson Paul,Ethnic Lobbies and US Foreign Policy（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9）,p.65.
[31]Yossi Shain,“Ethnic Diasporas and U.S.Foreign Poli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9,No.5（Winter 1994-1995）; Yossi Shain,“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No.100,25th Anniversary Issue（Autumn 1995）; Paul Glastris and Kevin Whitelaw,“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 in Washington,”U.S.News & World Report,Vol.123,Issue 3（21 September 1997）.
[32]Yossi Shain,“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No.100,25th Anniversary Issue（Autumn 1995）,p.86.
[33]Yossi Shain,Marketing the American Creed Abroad: US Diasporas and Homeland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5.
[34]Michael Clough,“Grass-Roots Policymaking: Say Good-Bye to the‘Wise Men’,”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1994）,pp.2-8.
[35]Yossi Shain,Marketing the American Creed Abroad: US Diasporas and Homeland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s.1,2.
[36]Yossi Shain,“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No.100,25th Anniversary Issue（Autumn 1995）,pp.83,84.
[37]Yossi Shain,“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No.100,25th Anniversary Issue（Autumn 1995）,p.83.
[38]Yossi Shain,“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No.100,25th Anniversary Issue（Autumn 1995）,p.84.
[39]Paul Glastris and Kevin Whitelaw,“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 in Washington,”U.S.News & World Report,Vol.123,Issue 3（21 September 1997）,p.3.
[40]Quoted in 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5.
[41]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
[42]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5.
[43]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7）,pp.28-40.
[44]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New York: WW Norton,1992）.
[45]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4.
[46]James M.Lindsay,“Getting Uncle Sam’s Ear: Will Ethnic Lobbies Cramp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Style?” Brookings Review（Winter 2002）,p.40.
[47]Khalil Marrar,The Arab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The Two-State Solution（New York: Routledge,2009）,p.86.
[48]John J.Mearsheimer,.“The US Should Act as Honest Broker,”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s,Economics & Culture,Vol.15,Issue 1 of 2（2008）,p.147.
[49]Paul Glastris and Kevin Whitelaw,“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 in Washington,” U.S.News & World Report,Vol.123,Issue 3（21 September 1997）,p.3.
[50]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
[51]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
[52]Eric Alterman,Who Speaks for America?: Why Democracy Matters in Foreign Policy（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136.
[53]Thomas Ambrosio,“Ethnic Identity Groups and U.S.Foreign Policy,”in Thomas Ambrosio ed.,Ethnic Identity Groups and U.S.Foreign Policy（Westport,CT: Praeger Publishers,2002）,p.12.
[54]［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55]“Illegal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Policy Paper by The American Legion And Documentation to Support Americanism Resolution,The National Americanism Commission,Indianapolis,Indiana,July 2005,p.19.
[56]［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57]See 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他在第46、75页使用了“民族爱国主义”一词，在第78页又用到了“民族的或国家的爱国主义”一词，在第90页试图将二者加以区分。
[58]M.G.Dietz,“Patriotism,” in I.Ball et al.eds.,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91.
[59]See M.G.Dietz,“Patriotis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erm,” in I.Primoratz ed.,Patriotism（Amherst,NY: Humanity Books,2002）.
[60]Ia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 eds.,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00.
[61]See Maurizio Viroli,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pp.1-2.
[62]时殷弘：《民族主义、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63]这一术语已经被广泛运用，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4]时殷弘：《民族主义、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65]See 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7.
[66]Maurizio Viroli,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chap.5.
[67]转引自［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68]See H.Tajfel and J.C.Turner,“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Worchel and W.G.Austin eds.,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2nd edition（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1986）,pp.7-24.
[69]Daniel Druckmam,“Nationalism,Patriotism,and Group Loyal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38（1994）,pp.43-68; Amelie Mummendey and Andreas Klink,“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ut-Group Reje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40（2001）,pp.159-172.
[7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7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72]关于民族主义促进民族国家的诞生入往往需要通过战争的讨论，可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73]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chap.2.
[74]John L.Sullivan,Amy Fried and Mary G.Dietz,“Patriotism,Politics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8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6,No.1（1992）,p.208.
[75]Athur A.Stein,The Nation at War（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
[76]Samuel P.Huntington,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04）,pp.357-362.
[77]Jon Western,“The War over Iraq: Selling War to the American Public,”Security Studies,Vol.14,No.1（January-March 2005）,p.101.
[78]R.B.Friedman,“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seph Raz ed.,Authorit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0）,p.77.
[79]R.B.Friedman,“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seph Raz ed.,Authorit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0）,p.78.
[80]Thomas Nagel,Equality and Partial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8.
[8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82]“没有同意的同意”是指一个人（机构、国家等）往往这样要求他者的服从，即：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所以你必须同意、必须服从，哪怕你并不愿意。相关讨论，参见［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83]有关这种美国必将持续在处于善恶斗争之中、并必须取得对恶的全面胜利的经典论述，可参见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1966）。
[84]Ronald Reagan,“Speech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Orlando,Florida,March 8,1983,http://www.nationalcenter.org/ReaganEvilEmpire1983.html.
[85]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87）,pp.247-249.
[86]Gary Gerstle and John Mollenkopf,“The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Immigrants,Then and Now,”in Gary Gerstle and John Mollenkopf eds.,E Pluribus Unum?: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Immigrant Political Incorporation（New.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1）,pp.15-18.
[87]“Illegal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Policy Paper by The American Legion and Documentation to Support Americanism Resolution,The National Americanism Commission,Indianapolis,Indiana,July 2005,p.17.
[88]Kenneth D.Wald and Bryan Williams,“Diaspora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Variation in the Transanational Ethnic Alliance of American Jews,”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4 September 2005.
[89]本节讨论主要基于拙文《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以阿裔美国人的游说为例》，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2期。
[90]杨明光、刘军：《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研究》，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4页。
[91]Douglas Little,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Chapel Hill,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p.11.
[92]Mitchell Bard,“The Israeli and Arab Lobbies,”Jewish Virtual Library,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US-Israel/lobby.html.
[93]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7）,p.117; 李伟建等著：《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26页。
[94]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7）,pp.158-159.
[95]John Perazzo,“Discover the Arab Lobby‘Network’,”FrontPageMagazine.com,January 17,2007,http://www.frontpagemag.com/Articles/Read.aspx?GUID=F1BA8662-BB64-4358-BC6CD862E27FB90E.
[96]Saad Ibrahim,“American Domestic Forces and the October War,”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4,No.1（Autumn 1974）,p.64.
[97]Mitchell Bard,“The Israeli and Arab Lobbies,”Jewish Virtual Library,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US-Israel/lobby.html.
[98]John Perazzo,“Discover the Arab Lobby‘Network’,”FrontPageMagazine.com,January 17,2007,http://www.frontpagemag.com/Articles/Read.aspx?GUID=F1BA8662-BB64-4358-BC6CD862E27FB90E.
[99]Steven L.Spiegel,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From Truman to Reag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8.
[100]Yossi Shain,“Arab Americans at a Crossroads,”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25,No.3（Spring 1996）,p.46.
[101]Mohammed K.Shadid,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lestinians（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81）,pp.13-14.
[102]Helen Hatab Samhan,“Politics and Exclusion: The Arab American Experience,”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16,No.2（Winter 1987）,pp.11-28.
[103]Beverley Milton-Edwards and Peter Hinchcliffe,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2nd Edition（New York: Routledge,2003）,p.38.
[104]See Alexander George and Robert Keohane,“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s: Uses and Limitations,”in Alexander George ed.,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Boulder,CO: Westview Press,1980）,pp.217-237.
[105]Eqbal Ahmad,Jeanne Butterfield,Noam Chomsky,Denis F.Doyon,Deena Hurwitz,Shiela Ryan,and James Zogby,“Middle East Peace Priorities in the US: Seven Perspectives,”Middle East Report,No.158,Palestine and Israel in the US Arena（May-June 1989）,pp.6-11.
[106]Arab American Institute,“Bush on Palestinian Rights,”Nota Bene（June 1992）,p.4.
[107]Arab American Institute,“Arab Americans Witness Signing of Historic Peace Accord,Meet with Clinton,”AAI Issues（Summer 1993）,p.1.
[108]美国人巴勒斯坦问题小组（American Task Force on Palestine）事实上已经展开了这一方面的工作。American Task Force on Palestine,“A Vision for the State of Palestine,” http://www.americantaskforce.org/pdfs/advocacy_strategy.pdf.
[109]American Task Force on Palestine,“A Vision for the State of Palestine,”http://www.americantaskforce.org/pdfs/advocacy_strategy.pdf.
[110]Arab American Institute,“AAI Co-sponsors Capitol Hill Briefing on the Crisis in Gaza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February 24,2008,http://www.aaiusa.org/issues/3488/aai-co-sponsors- capitol-hill-briefing-on-the-crisis-in-gaza-and-future-prospects-for-israelipalestinian-peace.
[111]本节讨论主要基于拙文《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
[112]有关美国对古巴禁运政策的失败，已有很多讨论，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古美基金会（CANF）对奥巴马政府改变对古巴政策的一项建议，参见The 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CANF）,“A New Course for U.S.-Cuba Policy: Advancing People-Driven Change,” April,2009,http://www.canf.org/issues/policy- positions/。
[113]有关古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发展，可参见顾婷婷：《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发展及其演变》，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6-7页。
[114]Jorge I.Domínguez,“Latinos and U.S.Foreign Policy,” Paper No.06-05,May 2006（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p.27.
[115]徐世澄：《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116]Patrick J.Haney and Walt Vanderbush,“The Role of Ethnic Interest Groups in U.S.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2（June 1999）,p.350.
[117]Patrick J.Haney and Walt Vanderbush,The Cuban Embargo: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ittsburgh,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5）,p.31.
[118]徐世澄：《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119]Jane Franklin,“The Cuba Obsession,”The Progressive,Vol.57,Issue 7（July 1993）,http://andromeda.rutgers.edu/～hbf/canf.htm,accessed on June 15,2010.
[120]Soraya M.Castro Marino,“U.S.-Cub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29,No.4（July 2002）,pp.56-59.
[121]该法以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Robert Torricelli）和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格雷厄姆（Bob Graham）1992年2月分别向众、参两院提交的旨在强化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的议案为基础。参见刘家海：《美古对古巴的封锁》，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9期，第40页。
[122]张文宗：《古巴裔美国人与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政策——以<古巴民主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出台为例》，载《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第53-54页。
[123]Jane Franklin,“The Cuba Obsession,”The Progressive,Vol.57,Issue 7（July 1993）,http://andromeda.rutgers.edu/～hbf/canf.htm,accessed on June 15,2010.
[124]George Moffett,“Clinton Shuns Potent Anti-Castro Lobby,”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ne 9,1995,p.1.
[125]Patrick J.Haney and Walt Vanderbush,The Cuban Embargo: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ittsburgh,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5）,p.108.
[126]Jane Franklin,“The Cuba Obsession,”The Progressive,Vol.57,Issue 7（July 1993）,http://andromeda.rutgers.edu/～hbf/canf.htm,accessed on June 15,2010.
[127]Pete Kasperowicz,“The Bush Administration,Cuba and the Cuban-American Lobby,”Center for National Policy,April 2002,pp.6-7.
[128]Kathlyn Gay,Leaving Cuba: Operation Pedro（Brookfield,Connecticut: Millbrook Press,2000）,pp.111-113.
[129]有关埃连事件的分析，可参见李晓岗：《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载《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2期，第41-42页。
[130]“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Cuban Policy in Rose Garden Speech,”U.S.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0,2003,http://www.state.gov/p/wha/rls/rm/25154.htm,accessed on April 4,2007.
[131]Wayne S.Smith,“Bush,Congress at odds on Cuba,”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November 3,2003,http://www.globalexchange.org/countries/americas/cuba/uscuba/1268.html,accessed on April 4,2007.
[132]Miguel Gonzalez-Pando,The Cuban Americans（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1998）,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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