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对于美国大众政治行为的研究者来说是令人困惑的。尽管多数亚裔美国人在过去30年里在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他们仍在为得到政治承认而努力，因为他们参与主流政治的程度很低。有关亚裔美国人的“参与赤字”的解释有很多，如：文化缺失（为儒家和道家思想所鼓励的政治冷淡），资源限制（缺乏技能和时间），心理抵制（缺乏政治认同、利益和功效），恐惧（来自移出国的政府机器的迫害和阻碍），移入国的种族障碍（基于团体的偏见和对非白人移民的歧视），制度障碍（公民社会和投票预登记要求，不良分配，不公正选区划分，只有英语的选举），以及缺乏征召和动员（来自主流政党、团体和候选人组织的），等。尽管对所有这些原因都有经验性研究，但这些解释中没有提及的是，由于其较低的社会化、经济生存压力、缺乏美国公民身份、缺乏英语语言能力以及突然暴露在美国民主价值观和实践之下等，外国出生和非白人移民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主导的社会中有着天然的劣势，难以全面动员。
一、亚裔政治参与的历史演变
在美国，亚裔政治地位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又艰辛的。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颁布为界。在这之前，亚洲移民遭受歧视、排斥，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尽管如此，亚裔美国人仍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求在美国的公正地位和平等待遇。也正因如此，在1965年之前，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中往往不存在与故土利益的联系。1965年之后，随着族裔团体的日益强大和各方面资源的逐渐积累，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日益活跃，与故土相联系的政治游说也逐渐得到发展。
在1965年前，面对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亚裔美国人并被动忍受。尽管未必非常积极，但他们仍运用各种方式以求实现公正待遇，争取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1965年以前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于争取移民和公民权利，尽管也少量地参与选举政治，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建移民社团，反对种族歧视，维护各移民社区的利益。早期美国地方排斥亚洲移民的后果之一，是迫使这些移民不得不团结起来，其表现首先是生活区域的集中化，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地带。为了维持自身生存，移民团体主要围绕洗衣店、餐馆、百货和其他服务行业活动，并建立了复杂的社区组织系统。例如，华人依赖会馆和宗亲组织来相互支持和保护。在反华运动最高潮时期，各华人社团成立强大的联盟旧金山中华总会馆（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也称华人六大公司，由6个华人社团组成。该会馆除了提供包括语言、住房、就业、医疗帮助外，还解决争端和经济纠纷，维护社区利益，抵制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排斥，等。它还通过半官方地位牢固地控制着华人社区，如有权征收年费，对那些未还清债务就打算返回中国的华人拒发“出境证”，直到他们还清债务为止。类似地，其他亚裔组织也建立起自身的社团组织。如成立于1908年的美国日裔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就包括四个机构，不但反抗排斥移民的活动，而且作为实施《君子协定》的参与者也享有半官方地位，有权颁发日本人进入美国的证件。在1917—1923年间，它还涉足了很多诉讼归化法和《外籍人士土地法》的案件。它的中央机构协调政策、雇佣律师，地方协会筹集金钱以满足法庭开支所需。[46]又如，由于社区规模小，韩国裔和印度裔美国人更关注于故土政治的发展而非在美国社会的地位，然而他们明白故土的发展与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提升有重要关系。韩裔美国人协会（KNA）成立于1909年，负责组织群众集会，为律师和其他开支募集资金。除了在政治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它还建立语言学校反对美国的教育隔离政策。1913年在西雅图成立的印度国大党（Ghadar Party），不仅关心故土独立，还把不同宗教背景的印度人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对移民的排斥。
第二，成立政治性社团争取公民利益。随着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亚裔美国人中的外国出生移民比例迅速下降，本土出生的亚裔美国人比例快速增加。例如，外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从1900年时的90%下降到1950年时的47%，同期的外国生日本裔美国人也从98.9%下降到27.2%。[47]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快速增加的土生亚裔美国人开始成立政治社团为自己和同胞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公民权利。第一个亚裔民权组织名为纽约华人平等权利联盟，是为了反抗1892年《吉尔里法案》中对华工更严格的限制而成立的。该联盟的组织者黄清福是一位人权斗士，早在创立该联盟前，便在波士顿、纽约等城市开展斗争，试图改变美国公众对中国文化和人民的误解。在追求公民权时，他说服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乔治·史密斯提出第5182号议案，即《允许美国化了的华人入籍》，这是1882年后美国国会提出的第一个争取华人入籍权利的提案。[48]与华裔社团相比，日本裔美国人公民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成立于1930年，政治影响力更大，其组织者主要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该组织认为，只有百分之百的美国化和忠诚于美国才能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尽管它也涉足一些故土利益的活动，如为一战日本老兵争取公民权利，但更强调忠诚、爱国以及移民社区的美国化进程。[49]该组织的这一消极游说态度，使其在二战期间面临美国政府迫害日本裔美国人时仍倡议服从，甚至试图抑制日本裔美国人的不满情绪。尽管这一举动最终的确为很多遭拘禁的日本裔美国人重获自由作出了贡献，但这种消极策略仍受到不少指责。二战后，该组织还成功地使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日裔美国人撤退法案》和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中关于日本人有权归化的条款。
第三，组建或加入劳工组织，争取亚裔美国人的经济权益。由于经济、文化、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原因，尽管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很早就明白亚洲移民能够被组织起来并要求更好的待遇，但他们仍将亚洲移民劳工排斥在外。例如，早在1867年，内华达高山地区建筑铁路的众多华工就举行了罢工，要求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尽管罢工失败，工资仍得到改善，从原来的每月26美元增加到35美元。[50]日本人于19世纪80至90年代在夏威夷也举行了无数次的罢工，反抗雇主的残暴和居住环境的恶劣。1909年，7000多名日本工人因反对瓦胡岛的大种植园主举行长达四个月的罢工，得到了岛上其他工人的支持。[51]尽管后来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协会利用社区内部的不团结击败了该罢工。
第四，亚裔美国人还通过司法手段反对美国对亚洲移民的歧视。很早开始，亚洲移民就利用联邦司法系统与美国种族歧视做斗争。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市级法院、地方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争取亚洲人的移民、归化权和社会经济权利。1882年之前，有100多起有关华人的案件在加州法院和其他西部地区进行审理；排华期间，有1100多件华人诉讼案件在联邦地方巡回法院受理，将近170多例案件在最高法院接受听证。二战前，记录在案的有关日本裔美国人的联邦案件将近100起。
当然，亚裔美国人还参加了一些选举活动，主要是竞选地方政府官员，集中于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州，人数相对较少。同时，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族群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华人和日本人，而且在政府部门中任职的人数较少，职位也较低。
随着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和《投票权法案》的实施，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组织资源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基于前一时期所遭受的种种歧视，亚裔美国人认为只有在政治上享有与白人相等的权利，才能改变白人长期以来对亚裔的歧视与侮辱，才能维护亚裔群体的利益。这一时期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主要包括以下方式：
第一，成立泛亚裔性质的政治组织和社团。1965年以前亚裔虽然也成立一些社团，但基本都是各自为战；1965年以后，众多的泛亚裔组织和社团得以成立，为种族平等和社会公正而奋斗。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亚裔美国人运动”就体现了在美的亚洲各团体合力争取权利平等的一种政治努力。1968年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活动家成立了第一批泛亚组织中的“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APA）。[52]不久后，旧金山州立大学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并在学生罢课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第二年，中西部和东海岸的亚裔学生都成立了自己的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它们有的注重民权问题，有的关注如选民教育、反亚裔暴力、健康等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并不是一个真正有组织的泛亚裔联盟。第一个真正重要的泛亚裔政治组织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即1986年成立的亚裔美国人投票联盟。这是一个包括华裔、日本裔、印度裔、菲律宾裔、韩国裔、越南裔和泰国裔的组织，试图把亚裔美国人动员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投票力量。[5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促进亚裔参政为目的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这些组织往往由杰出亚裔倡导，积极动员并帮助亚裔了解选举办法及有关规定，号召亚裔选民进行登记和集中支持亚裔候选人。
第二，积极利用亚裔美国人快速增长的财力资源进行政治捐款以影响政治。亚裔在全国性竞选中的政治捐款给人印象非常深刻。1980年，民主党通过亚太裔美国人小组的努力，为吉米·卡特总统竞选赢得亚裔250万美元捐款；1984年总统大选期间，亚裔向两大党捐款达1000万美元，仅次于犹太裔美国人；[54]1992年9月老布什总统在中期选举时从一个亚裔社区征集到150万—200万美元；比尔·克林顿竞选时仅从加州蒙特利尔公园市的一位亚裔捐款者那里就获得25万美元；1996年“政治献金案”之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副主席黄建南（John C.Huang）从亚裔社区筹集到500万美元。[55]亚裔政治捐款在州和地方政府竞选中同样很积极，尤其是在加州。尽管亚裔人口占加州总人口不到10%，但他们的政治捐款经常占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募集捐款总数的20%—30%。当捐款对象是亚裔候选人时，他们的捐款比例会更高。余江月桂在1976—1990年间五次竞选加州州务卿和吴仙标1985年竞选特拉华州副州长时，亚裔捐款分别占他们竞选资金的75%和70%。据调查，参与联邦、州和地方竞选的亚裔选举官员中，有l/3的较为依赖亚裔捐款。[56]
第三，积极参与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由于早期美国两党对亚裔的冷漠与敌视，亚裔对参与政党活动不感兴趣。然而，自从1976年卡特在竞选总统时寻求亚裔的支持后，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亚裔政治活动家开始通过地方政党组织促进亚裔参政，如旧金山华裔民主党俱乐部、华裔共和党俱乐部、日裔民主党俱乐部、日裔选民联盟、韩裔政治协会、菲裔民主党俱乐部、亚裔共和党协会。随着亚裔美国人数量增长，其对选举官员的影响正日益上升，“如果将西裔选票视作海啸，那么亚裔选票就像龙卷风。”[57]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裔参与选举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加。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亚裔登记参加选举的人数从1503212人增加到2468587人，而参加投票的人数也从1074479人增加到2042414人。[58]同时，亚裔还试图超越党派界限独立发展，把选票投给对更多关心亚裔族群发展的候选人。例如，亚裔组织“80/20促进会”便指出，应集中力量支持对“促进会政治宣言”做出承诺的总统候选人，争取80%的亚裔选民支持他，以此显示亚裔的政治力量，进一步争取亚裔的权益。
最后，亚裔美国人也积极参与竞选或通过其他渠道进入美国政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裔参政的族裔更加多元化。过去参政的亚裔多是日本人和华人，但现在的亚裔民选官员中也有印度裔、韩裔、菲律宾裔等，在夏威夷还出现了一个菲律宾裔州长。以前亚裔参政主要集中在夏威夷和加州，亚裔的领袖也大部分出自夏威夷和加州，但现在亚裔参政的地区明显扩大，不但夏威夷和加州的亚裔取得显著的成就，而且在全美34个州中都发现有亚裔担任重要的州和市政府官职。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57—2001年间，有13位亚裔在国会中任职，最多的是日本裔，其次是华裔和韩国裔；更为具体地，有8个日本裔、3个华裔、1个韩国裔和1个印度裔；其中6个来自加州，6个来自夏威夷，1个来自俄勒冈州。[59]
二、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影响
表面上看，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影响似乎很大，但实际上该团体是“随处可见且富有，但却听不到声音”。[60]如同有学者指出的，“作为一个族裔选举团体而言，今天，没有一个亚裔美国人团体在外交政策讨论中有重要作用。”[61]
一方面，亚裔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并不统一，不同的次族裔团体的政治态度存在明显差异。曾经有研究表明，亚裔美国人更可能认同于共和党而非民主党；[62]但随即就有学者发现，亚裔美国人某种程度上更倾向民主党。[63]1994年田野研究所（Field Institute）在加州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48%的亚裔美国人声称自己是民主党人，32%的声称为共和党人，20%声称是独立党派。南加州亚太美国人法律中心（Asian Pacific American Legal Center of Southern California）在1998年对亚裔选民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投民主党票的为42%，而投共和党的票的为34%。但《洛杉矶时报》在1992—199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却略有不同。该调查发现，就投共和党与投民主党的票的比例来讲，华裔和韩国裔的投票行为都相对对称，华裔投为33%∶30%，韩国裔为47%∶44%，越南裔则强烈偏向共和党（61%∶24%），菲律宾裔略倾向于民主党（38%∶40%）。亚裔美国人法律保护与教育基金会（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在1994和1996年对纽约市的亚裔选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亚裔更倾向于民主党，1994年民主党对共和党为43%∶24%，而1996年为54%∶20%。
但如同这些调查所显示的，大量的选民选择“其他”选项。一些可用的全国性民意调查也显示，亚裔的党派倾向正在发生变化。《亚洲人周刊》（Asian Week）在1996年发现在亚裔中党派分野较为均衡，28%为民主党、27%为共和党，41%不属于任何一派。[64]但几年后，全美亚裔政治试点调查（Pilot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Survey,PNAAPS）于2000—2001年对洛杉矶、纽约、火奴鲁鲁、旧金山和芝加哥的华裔、日本裔、韩国裔、菲律宾裔、越南裔及印度裔的调查显示，这些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民主党（36%）而非共和党（16%），其余13%的为独立党派，35%的则无任何党派认同。[65]因此，亚裔的问题不是忠诚哪一个党派，而是有无任何党派信仰的问题。PNAAPS也揭示了这6个次族裔团体的差异，以投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票的比例看，华裔为32%：9%，韩国裔为43%：22%，日本裔为40%：12%，菲律宾裔为40%：23%，印度裔为44%：16%，越南裔略倾向于共和党（12%：16%）。他们中同样还有很多没有党派立场。由于PNAAPS所作调查的五个大都市都更倾向于民主党，而且还有的接受调查者可能没有投票，因此这一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亚裔。
只有少数研究提供了有关亚洲移民党派属性的分析。例如，在旧金山和阿拉米达（Alameda）所作的一项华裔选民教育委员会（Chinese American Voter Education Committee）调查显示，41%的外国生亚裔选民支持民主党，23%的支持共和党，36%的属其他类别。[66]《洛杉矶时报》的一份调查则显示，在南加州，外国出生的华裔、韩国裔、菲律宾裔和越南裔选民更支持共和党而非民主党。[67]在南加州和北加州，外国出生的亚裔都比本土出生的亚裔更支持共和党。PNAAPS显示，34%的亚洲新移民支持民主党，14%的支持共和党，12%为独立党派，20%为无党派。这一政党支持类型对于华裔、日本裔、韩国裔、菲律宾裔和印度裔是正确的，但越南裔却恰好相反。应当指出的是，PNAAPS只调查的是五大都市的公民和非公民，选民和非选民。
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取向也发生了变化。由《亚裔周刊》于1996年所做的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约一半亚裔美国人认为自身是保守主义者，而自由主义者只有38%，中间派12%。相比之下，PNAAPS于2000—2001年所作的调查则似乎相反，在6大亚裔次族裔中，36%的倾向于自由主义，22%的保守主义，32%的中间派。[68]这一倾向在6个次族裔中也有差异，中间派最多的分别是越南裔（47%）、华裔（42%）和日本裔（37%）。《洛杉矶时报》于1992年所做的一项出口调查显示，只有19%的亚裔选民自称为自由主义的，而32%自称为保守主义的，49%的为中间派。[69]
另一方面，亚裔美国人的确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以前，由于美国强烈的排外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移民主要以欧洲白人为主，民族种族关系的调整也只在白人族群之间进行。二战后，美国逐步出现了具有相当人口规模的少数族裔群体，这些新的少数族裔群体为提高其政治地位和支持其故土的社会发展而纷纷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多元主义”要求尊重并平等对待少数族裔群体，并有权提出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就美国外交政策而言，“多元文化主义”要求改变欧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外交事务决策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增强少数族裔群体在涉及其故土事务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特别权利等。[70]另外，美国政治制度对族裔政治的开放允许许多新近组织起来的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出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在有关他们故土的问题方面，更是如此。[71]
亚裔美国人作为美国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少数族裔，他们在努力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也维持着强烈的对故土文化和社会的认同。他们关注故土的发展，与故土保持着密切关系，在美国与故土之间的重大事情上发挥独特而积极的影响。例如，印度裔美国人组织规模较大的社团，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美国—印度—巴基斯坦的关系上对美国施加压力，他们力图将印美关系与巴美关系区分开来，并使美国的南亚政策向印度倾斜。1993年成立的国会印度和印度裔美国人连线（Congressional Caucus on India and Indian-Americans,CCIIA）成立之初便有117名成员，都是印度的支持者，它在美国的南亚政策方面展现出强大影响。1998年5月，印度进行核试验后，美国对印度进行经济制裁，印度裔美国人为说服美国政府放弃对印度的制裁，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在争取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印度裔美国人也异常踊跃。他们积极游说美国政治家、国会议员甚至总统支持印度入常。[72]在美国大力推进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亚裔将会在涉及其故土的事务上积极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利用其政治、经济和组织资源不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21世纪美国多元族裔关系不断地变化和调整，这种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三、亚裔美国人的内部分裂
“亚裔”是一个描述拥有相似种族特征的人口的术语，如特定的肤色、头色和眼睛。尽管这一术语准确地描述了种族特征，但它在社会学研究中却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亚裔”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拥有不同文化、语言甚至人口特征的人都归为一类。因此，尽管被当做一个统一的族裔对待，但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裔美国人这一术语就在新亚裔团体进入美国之际变得更为含糊，他们使这一术语变得更成问题”。[73]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正是决定其政治影响力不高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缘何会对中美关系及中国与相应族裔故土关系产生影响的原因。
亚裔美国人的内部分裂主要有三大体现。首先是在先抵达美国的与后抵达美国的不同部分的移民之间的关系。在同一个种族之内，先期到达的人和后期到达的人，二者之间的关系乃是多数美国少数种族历史上的一个事关重大的因素。一般来说，先期到达的人已经处在有利的地位，除去物质方面的优势之外，这还表现在对当地社会的法律、社团、行为准则和文化有所了解，并已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地社会所接受，懂得如何与之打交道。这些有利条件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缓解后期抵美同胞在过渡阶段遇到的困难，这就要看哪个种族，也要看在历史上是哪个时期，不可笼统而论。有的将本族的后来者看作兄弟，热情而自豪地予以欢迎，并认真地开导他们去适应美国的行为规范，有的则公开对本族的后来者横加挑剔，以避免这些未经美国文化洗礼者的不良行为会招致对他们整个种族进行责难。这是两种极端的态度，居间者的做法不一而足。北部意大利人就曾公开指责南部意大利人，且其态度之激烈实在是美国任何少数种族所望尘莫及的。好多北部意大利人“宁愿自称是美国人”，而不愿遭到本土主义者对南部意大利移民的那种欺凌。他们一口咬定，意大利南北两部分人不是同宗，以致美国政府后来也就把他们在人口调查资料上分开统计。[74]这种情况下曾经发生在犹太人内部：东欧犹太人使在美的德国犹太人感到十分丢脸。他们人数众多，举止粗俗，高度集中，因而显得十分显眼，难免引起其他美国人的惊恐，并有可能诱发某种反犹太主义情绪，那将对已经悄悄获得社会接纳的德国犹太人十分有害。德国犹太人控制的报界，对本族这些难兄难弟持公开的批评态度，说他们代表着“东方的古董”，讲话“嘟囔不清”，而且“衣着不整，爱咋呼，谈吐俗气”。[75]
非常明显地，这种情况在亚裔美国人内部也广泛存在。许多学者批判性地指出，对亚裔美国人的研究主要指向东亚人（“老”的亚裔美国人），而没有太多关注南亚和东南亚的亚裔（“新”亚裔美国人），这是泛亚裔内部的历史、认知和声音的多样性的明确指标。例如，在一篇名为《同属一部分，但被割裂了》（In A Part,Yet Apart）的文章中，作者哀叹说，来自南亚的亚裔人“发现自身如此地不受关注，感觉到似乎自身不过是个秘密团体，往往被涵盖在亚裔美国人之内但却简单地被边缘化了”。[76]许多亚裔学者考察了亚裔美国人的阶层分裂，指出多样的运动类型和不同的命运轨迹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阶层差异往往与次族裔相结合，导致一种次族裔的身份定位的内部冲突。例如，华裔、日本裔、菲律宾裔、韩国裔和印度裔的中产阶级正在增加。但许多其他的次族裔团体，特别是新近的难民团体，仍在美国社会底层苦苦挣扎。[77]
其次是亚裔美国人各次族裔团体之间缺乏共同的认同。在19世纪抵达美国之际，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从来没有认为自身是“亚洲人”。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特定地区或省份的亚裔团体甚至没有把自身当做是华人、日本人、韩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而是认为自己是广东的台山人（Toishan）或开平人（Hoiping），或者是日本的广岛市人或山口县人。每个团体的成员都认为自身在文化和政治上是独特的。他们的故土相互间的历史敌对进一步撕裂了这些团体，这种敌对甚至比其在抵达美国之前更为甚之。但是，亚裔之外的美国人对亚裔团体内部的独特性严重缺乏理解。对他们来说，亚裔有着共同的体态和面部特征。的确，美国对亚裔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基于亚裔人都是相同的假设。[78]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亚裔美国人往往都团结在自身族裔周围，尽量使自身与其他亚裔次族裔团体保持距离，避免成为其他团体的不当行为的替罪羊。[79]也就是说，不是团结起来对抗反亚裔的力量，早期的亚洲移民团体往往在面对外部攻击时，首先从内部瓦解，尽量撇清自己和其他次族裔团体的关系。[80]例如，19世纪末，注意到美国的排华情绪，日本裔移民领袖尽一切可能使自身与华裔移民相区别。[81]但最终日本裔的努力仍失败了。随着1924年移民法案的通过，日本人与华人一样成为注定无法归化为美国人的移民。不到20年后，在“珍珠港事件”后，则是华人试图使自身不被误认为是日本裔。担忧自身成为反日活动的靶子，许多华裔穿上传统中国服装，声称“我是华人”。有些华裔移民，还有韩国裔和菲律宾裔人，甚至与白人一道迫害日本裔，表明“我恨日本人更甚于你（白人）”。[82]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在亚裔内部不仅不存在凝聚力量，相反存在着大量的分裂力量。
第三，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分裂还重大地体现在泛亚裔组织的难以有效建立和运作。泛亚裔联合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发展，一个亚裔内部大的族裔种族主义意识，另一个是对亚裔美国人自身建构的反映。将亚裔人建构为一个同质的且可相互等同的团体，有助于发展来自亚洲的移民的联合。[83]但很显然的是，亚裔美国人的多样性增长，为亚裔美国人的界定本身带来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泛亚裔认同和实践的可行性和恰当性也成为问题。一份有关亚裔美国人现状的重要报告指出，泛亚裔认同是“破碎的”，因为该团体内部存在诸多次族裔和经济多样性，以及承认自身的双重乃至多重混合族裔属性的亚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84]类似地，另一份报告也指出，“移民的经济背景差异和融入模式的不同，可能阻碍泛亚裔认同的形成”。通过对富裕的华裔和逃难的柬埔寨裔的比较，一位学者认为，划定“亚裔美国人”必然会导致由强加的团结而产生的内部矛盾和不稳定，而这是由该团体内部的阶级、次族裔和种族分层所导致的。[85]
的确，自20世纪60年代末泛亚裔概念产生以来的30多年里，亚裔社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为基于种族的排外法律所限制，亚裔移民数量日益增加。许多1965年后的亚裔移民少有参与亚裔美国人的社会运动，也没有多少人视自身为亚裔美国人而不是视自身为如华裔或越南裔。[86]而且，新亚裔移民在文化、代际、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所有这些都使得亚裔联合变得相当困难。例如，亚裔议员、社区领袖及组织团结在一起，反对美国人口统计局用单一代码指代所有亚裔团体。部分是由于其政治游说，人口统计局最终作出让步，在统计整个亚裔人口的同时也详细列出各次族裔团体的人口统计。
【注释】
[1]陈致远：《多元文化的现代美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2]陈奕平：《当代美国亚裔人口的特点及其影响分析》，载《世界民族》2003年第2期，第50-51页。
[3]曾少聪、王晓静：《美国亚裔族群的认同》，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6期，第50页。
[4]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5]Pei-te Lien,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n throug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1）,p.3.
[6]［美］罗杰·丹尼尔斯：《〈1965年移民法〉：20世纪预料与未料的后果》，美国驻华大使馆，2011年8月3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f297b00102dsgt.html。
[7]Leonard Dinner Stein and David Reamers,Ethnic Americans: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New York: Harper & Row,1982）,p.109.
[8]Robert Divine,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1924-1952（New York: Ad Capo Press,1972）,pp.178-186.
[9]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l996年版，第109页。
[10]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Introduction: Revisiting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in 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 eds.,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 A Multidisciplinary Reader（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9.
[11]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Introduction: Revisiting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in 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 eds.,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 A Multidisciplinary Reader（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14.
[12]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Introduction: Revisiting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in 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 eds.,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 A Multidisciplinary Reader（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14.
[13]James P.Smith and Barry Edmonston eds.,The New Americans: Economic,Demograph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Washington,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7）.
[14]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Introduction: Revisiting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in 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 eds.,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 A Multidisciplinary Reader（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13.
[15]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Panethnicity: Bridging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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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Jessica Barnes and Claudette E.Bennett,The Asian Population 2000（Washington,D.C.: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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