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美关系的游说

如同其他所有族裔团体一样，亲大陆华裔美国人也首先努力促进美国与其故土关系的发展，充当二者交流的桥梁。当然，亲大陆华裔美国人促进中美关系的游说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使其极易陷入爱国主义的两难困境之中。冷战时期，这一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和对抗性的亲台华裔美国人团体的游说影响力。冷战结束后，这种游说阻碍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强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取得对苏联的胜利后自认为“历史必将终结”，进而在全球大搞“民主推广”，因此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情绪转变成为今天对于其所认为的“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敌视情绪，中国始终是这些情绪的对象之一。其次是中国快速崛起导致的美国对自身霸权丧失的恐惧及由此而来的对中国的敌意。《纽约时报》的头版往往以《我们的中国贸易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增加》等为标题。^[15]2010年国会选举中的电视广告中充斥着一种巨龙形象，塑造出美国议员们通过自由贸易政策将就业机会送给中国、甚至还对中国说“谢谢”的形象。^[16]第三仍是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从“反共牌”为主要手段转向以“民主牌”为主要手段，其影响力同样巨大，而其破坏力甚至更为强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亲大陆华裔美国的游说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更多在强化组织资源的准备，积极游说努力却相对欠缺。

一、组织建设

相对于亲台华裔美国人良好的组织力量，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组织相对缺乏。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环境恶劣以及不少华裔对于促进中美关系保持距离。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组织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是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而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连线组织的成立，表明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组织资源正得到快速发展。

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组织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70年代，即中美关系逐渐迈向正常化时期。在此前的1969年，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一些松动。当时，在美国国内反战学生运动的大背景下，激进的土生华裔青年在反共势力控制下的纽约和旧金山率先向国民党和保守势力发起挑战，“红卫兵党”在旧金山华人社区举办了五四运动50周年纪念会，讲台上高挂着中国五星红旗和毛泽东画像，这是自1949年以来华裔社区首次出现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组织的活动。^[17]尽管此次活动更多是美国当时的一种反潮流现象，但它仍起到了促进华裔美国人内部对大陆的认知改善的客观作用。1970年，上述两地的华裔青年组织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开创了华裔美国人庆祝中国国庆节的先例。在纽约和旧金山华裔青年引领华裔内部政治立场变化风向的同时，公开或半公开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和舆论平台也逐渐出现。例如，第一家公开支持中国的报纸《华声报》于1969年在旧金山创办，而采取中间偏左立场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美日报》也于1972年创办。

正是在这些青年组织和报纸的努力下，华裔美国人内部的反共意识逐渐淡化，并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逐步迈向正常化期间的各种亲大陆华裔美国人游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71年3月，美国国务院撤销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禁令，并于6月撤销对中国的禁运。8月，以亲大陆华裔美国人为主体的各族裔民主人士正式成立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U.S.-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9月，旧金山“华裔民主党促进会”发表声明，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18]这一系列发展进一步鼓励了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力量的壮大。1971年10月，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在纽约和旧金山联合举办自1949年以来最盛大的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同年的保钓运动后，华裔美国人内部开始出现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舆论呼声。1972年1月，旧金山华裔社区组织了一个“中美邦交协进会”（Chinese Americans for Better U.S.-China Relations Committee），发动社区华裔美国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改善中美关系，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递交白宫。^[19]此后，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又有一批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组织得以建立，如以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为首任会长的“全美华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NACA）于1977年成立，此外还有如“华人联合会”、“夏威夷华人促进会”等。

在上述旨在促进中美关系的各种组织建立的同时，来自中国内地的华裔美国人也开始组建自身的社团，诸如东北同乡会、华北同乡会、齐鲁会馆、安徽同乡会、苏浙同乡会、四川同乡会、湖南同乡会等纷纷涌现。这些同乡会大多对中美关系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问题不持立场，以避免陷入爱国主义两难困境之中。其中最为知名的中立性组织，抑或仅从事华裔美国人的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游说的组织是于1973年成立的“美华协会”（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OCA）。该组织是当时唯一的全美性华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在全美24个州有40多个分支机构，主要从事国会议员游说活动。其主要宗旨是尊重美国宪法，发扬政治民主，鼓励华裔美国人积极参与美国社会活动，争取少数族裔平等机会，扫除歧视性法律和法令，发挥华裔的优良传统。但该组织也声明，它并不参与美国的任何对外政策，无论是涉及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可以认为，尽管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大为改善，但第一代的华裔美国人仍踌躇不前，反而是美国土生的华裔美国人在促进中美关系中扮演了进步角色；他们此后还向福特和卡特政府施压，以促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20]

20世纪70年代，亲大陆华裔美国人游说的组织建设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根据台湾当局的一份统计，在1975年时华裔美国人中亲台组织有1200多家，相较于此前20年没有什么变化；但亲大陆的组织迅速发展到500多家，此外还有600余家新兴的组织不持政治立场。^[21]由此而来的是华裔美国人内部的政治态度分化日益明显。根据《世界日报》于1978年12月29日对旧金山湾区的华裔美国人的政治认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36.1%的认同“中华民国”，28.6%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有35.2%。^[22]尽管到1985年美国的亲大陆和亲台的华裔报纸比例已变为6∶4，但华裔美国内部更大的共识却是不以中国政治而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导向。这标志着自1949年以来华裔美国人政治认同的一个重大转折，即从冷战开始时的亲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的亲北京，再逐渐过渡到不以党派政治而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导向。^[23]

冷战结束后，亲大陆华裔美国人游说的组织基础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冷战结束后不时出现的针对华裔美国人的敌视情绪，如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在1996年的“政治献金案”之后以及在1998年的“李文和间谍案”之后等等；二是中国本身的持续崛起，使广大华裔美国人意识到故土的重大机遇，而要抓住这种机遇便需要组织起来促进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只有在一个有利的中美关系大环境下，华裔美国人才可能同时利用在美国和中国的双重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新的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团体得以组建，有的甚至是跨族裔的组织，其中重要的有1988年组建的法拉盛华人参政促进会、1990年成立的百人会、1996年创建的美籍华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华人参政促进会，以及1998年的跨族裔的泛亚裔“80/20促进会”。

1990年，面对头一年政治风波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重大误解，以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和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为首的华裔美国人精英决定组建百人会，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美国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帮助在美国的同胞在各个领域争取更多机遇”。百人会的宗旨主要有两个：一是改善和加强美国与大中华区的关系，二是推动美国华裔全面参与美国社会。^[24]百人会入会有三项“硬性”条件：必须是华裔；在所在领域中取得杰出成就，是领袖人物；必须积极参与华裔社区活动，愿意为实现社团目标贡献自己的资源。百人会的新会员并非申请加入，而是要由3名老会员推荐，且每年需缴纳2000美元的会费，此外还要贡献自身的其他资源以推动百人会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由此可见，百人会一直保持着华裔单一族裔的“纯粹性”，从华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出发确立社团宗旨，兼顾美国和中国双方的国家利益，在避免陷入爱国主义的两难困境的同时，尽可能地为促进中美关系而游说。

“百人会”作为目前在华裔美国人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华人精英组织，通过游说和宣传等方式，试图担当“文化大使”的角色。1993年，百人会不惜花费巨资，首次委托权威机构就中美关系进行科学调查，进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民意调查,并于次年访华时将调查结果告之中国政府；2005年，百人会的“美国人对华态度”民意调查，受到包括国会在内的美国各大机构的关注；2012年3月，百人会出版了最新的《美中公众观念调查》，引起中美双方的高度关注。“9·11”事件后，百人会撰写了一份《美中关系白皮书》，专门发给美国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和工商界头面人物，建议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同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以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2001年和2005年，百人会傅履仁和沈坚白先后率团访问中国，拜会中国国家领导人并就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交换意见；1995年和2001年，百人会赴台湾拜会其高层领导，传达华裔对中美台关系的关注；百人会历次年会和大中华区会议均以中美关系为中心议题，探讨中美关系发展的现状、趋势；百人会发表了大量政策声明和重要文章，反映美籍华人对中美关系的独特观点；百人会还成立了文化协会，开展中美文化研究，在中美举办各类文教活动，接待大中华地区的领袖和代表团。百人会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桥接中美”，如今其秉持的“求同存异”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努力获得了大中华区及美国的政府官员广泛认同。^[25]

百人会也对行政部门和国会进行直接的正式游说，通过递交意见书、召开对话会、邀请访华等形式，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国。正如他们在其网站主页上所打出的“求同存异”的口号那样，积极帮助推动中美两国政府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一方面，“百人会”的成员经常和美国政府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官员见面，和他们互通信息，并提供制定决策的有关建议。例如，1996年4月，百人会就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向克林顿总统和国会提出意见书，要求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两年后，在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社会出现了一股阻止克林顿访华的逆流。为此，田长霖和百人会同仁在北加州举行紧急会议，会后向传媒公布了一份题为《求同存异——对华政策的制胜之途》的白皮书，向美中两国政府提出10项具体建议，表达一个中国对所有华人的重要性，提出美中应“求同存异”，以加强基于互信互利的双边关系。此举在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克林顿对他们的主张非常欣赏，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还专门引用了“求同存异”这个词。^[26]此外，百人会每年都会派代表团赴国会、白宫、北京以及台北与相关部门沟通，以期促进中美关系，特别是试图推动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扩大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和经济关系以及在全球防务和环境问题上的双边合作等。

与百人会相比，“80/20促进会”更多旨在促进华裔美国人以及更广泛的亚裔美国人的投票热情。该促进会的宗旨是通过选票发挥影响力，从而为包括华裔在内的所有亚裔争取平等的工作、生存及参政权利。其具体策略是以亚裔联合的选票支持重视种族平等和愿意任用亚裔担任决策职务的候选人。该会在其宗旨指引下展开了一系列活动：1999年6月20日，写信给总统候选人戈尔和布什，要求候选人作出有利于亚裔的承诺；2000年6月20日，发动成员给白宫发送传真，要求克林顿任命日裔峰田出任首位亚裔内阁部长；同年10月27日，通过抗议迫使电视台停止播出侮辱亚裔为“黄祸”的电视竞选广告；12月27日，要求当选总统布什让亚裔美国人出任新政府内阁成员；2001年6月7日，呼吁亚裔美国人在国庆节悬挂美国国旗，出资5万美元在东西两岸主要华文媒体做广告；等等。^[27]正是由于该促进会的努力，使得亚裔美国人的人力资源优势逐渐得以显现。在该促进会正式运作以前，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群体投票分散，常常是投给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票数一半对一半，致使候选人对亚裔选票很不重视，进而削弱了亚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在该促进会成立后，它“吸引80%的亚裔选民追随促进会推荐的候选人，造成了左右选情的政治影响力”。^[28]

随着亲大陆华裔美国人游说的组织机制日益发展，美国国会开始重视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影响力，其直接体现便是2005年5月27日成立的国会众议院“中国连线”（China Caucus）组织。以“正确认识中国”为号召，共和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倡议成立了“中国连线”。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成立了“台湾连线”且势力强大的背景下，“中国连线”的成立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高层访问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两国的议会交流渐显制度化，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美国国会的积极工作获得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在成立“中国连线”的新闻稿中，福布斯指出，近年来，美国各界的注意力都置于伊拉克、反恐、朝鲜、伊朗等议题，以致“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全球变化的趋势”，即：“中国的变化，在未来十年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及防卫”。他认为，尽管美国方面没有充分重视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已经就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做好了准备。为了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促进美国更好地规划与中国的交往，他与同事们希望通过成立“中国连线”促使各界认真思考有关中国的种种问题，以深入了解中国在未来世代对美国的影响，从而订定对策。^[29]

“中国连线”的成立将为美国国会提供更多、更深入的讨论空间，共同研究中国崛起对区域及全球的影响。“中国连线”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的军事/舰队建设，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国的能源/资源需求及其对美的可能影响，以及中国的人权/宗教自由状况。其主要目的在于，就与中国和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对国会议员进行教育，并进行讨论；国会“中国连线”将调查中国的全球影响，及其日益增强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影响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中国连线”的第一批成员共有9位，由福布斯担任连线主席，另外8位分别是：伊克·斯科尔顿（Ike Skelton，民主党、密苏里州）、杰姆·库柏（Jim Cooper，民主党、田纳西州）、约瑟夫·克劳利（Joseph Crowley，民主党、纽约州）、乔·安·戴维斯（Jo Ann Davis，女，共和党、弗吉尼亚州）、史蒂夫·皮尔斯（Steve Pearce共和党、新墨西哥州）、萨姆·格拉维斯（Sam Graves，共和党、密苏里州）、加里·米勒（Gary Miller，共和党、佛罗里达州），以及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共和党、弗吉尼亚州）。在其高峰时，“中国连线”拥有40余位众议员；在第113届国会（2013—2014）中有37位成员。

也应看到的是，“中国连线”并不存在“亲中”或“反华”的问题，因为这些美国众议员首先关注的美国国家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华裔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也说明华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仍需要继续鼓励。

二、参与和学习游说

的确，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更多是间接的通过如集会、抗议、陈情、舆论影响等手段进行游说，对行政官员和国会议员的直接游说相对而言仍处于非常不发达的地步。正如美中商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前主席罗伯特·卡普（Robert A.Kapp）所指出的，尽管中美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且经贸摩擦正迅速增加，但亲大陆华裔美国人“从未将这作为对美国政客施压的资源”。^[30]更为具体地，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由于爱国主义两难困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参与和学习如何为故土利益而游说的阶段，他们必须首先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然后才可能为故土利益而游说。尽管如此，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仍有一定的发展，这将为未来强化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奠定有利基础。

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参与和学习首先体现在2000年为促使美国国会通过赋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即原来的最惠国待遇（MFN）问题——的努力中。1999年底，中美两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协议。这一协议的前提，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承诺促使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正因如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是第106届美国国会（1999—2000）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中美于1999年底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条件达成双边协议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明显加快，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随后的非歧视贸易待遇问题将涉及美国部分国内法条款的修改。另一方面，经过此前十年的风风雨雨，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国会普遍认为，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甚至整个对华政策的确需要一次总结性的评估，中国即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这种总结提供了条件。围绕是否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存在明显分歧。劳工组织等团体利用劳工标准、人权等问题大做文章，试图通过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影响议员态度，阻止国会批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工商利益集团则从维护在华商业利益出发，强调批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对美国的经济意义。这种斗争集中体现在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中。据统计，106届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共168件，而涉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对华非歧视贸易待遇问题的有19件，占11.3%。^[31]

为了保证美国国会通过赋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美国内各种力量纷纷动员起来，展开了大量的游说活动，亲大陆华裔美国人也参与其中。事实上，正是通过对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游说活动，令美国各界注意到一个新的“中国帮”（New China Lobby，相对下一章所要讨论的主要是支持蒋介石台湾当局的“中国帮”而言）正在形成。这个新“中国帮”大多是由中国的“老朋友”所组成的，如亨利·基辛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劳伦斯·埃格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乔治·舒尔茨、塞鲁斯·万斯和亚历山大·黑格等等。^[32]新“中国帮”主要围绕两个政治目标展开活动：强化美国与中国的政治联系，进而削弱其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促进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这一目标使得美国的商业精英成为推动实现中国战略的一个合理桥梁。在美国商业精英中，最支持中国利益的是美中商会、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for American Trade）以及各大与中国有密切商业往来的公司，如波音、通用汽车和AT&T等。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帮助中国游说美国同意最惠国待遇的最强大的力量。在2000年赋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国地位的游说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美国的商业共同体，包括大量美国财富500强的公司，其对新“中国帮”的支持非常大。这一商业共同体主要通过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加以协调，包括55家公司，加起来在中国有1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包括通用电器、埃克森美孚、联合技术、宝洁、西屋和IBM等跨国公司。波音和其他大企业则耗资2000万美元雇佣有影响力的游说公司，基辛格和亚历山大·黑格在1996—1997年间曾担任该游说公司推动中国游说的顾问。^[33]新“中国帮”也雇佣美国前政府官员来帮助撰写社论、公共论坛和做电视节目，制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单、简报和报告，并以这些公共关系产品塑造舆论、营造舆论攻势。^[34]新“中国帮”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草根运动来监督上千家小型企业的支持，这些小型企业都与中国有业务联系。波音公司自身就动员了事实上遍布全美所有州的共计4万家供应商。^[35]其他一些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如全美制造业主协会，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以及包括美国石油研究所、药品研究与制造协会以及商业软件联盟等的贸易协会，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战略。最后，还有美中商会的300个商业成员，包括银行、金融、防务、药品、汽车、金融服务、零售商、高技术及其他工业公司。加起来，估计约有700家美国企业加入到游说中，其政治行动委员会共计向国会议员捐献了2000万美元。新“中国帮”的游说对象包括103位国会议员，其中101位最后投票支持。很明显，未来的贸易及其他经济摩擦会持续发生，中国将利用专业的游说公司加上强大的美国商业力量，以便实现游说目的。

为使美国国会顺利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法案，亲大陆华裔美国人作出了不懈努力。以百人会为首的华裔游说团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其宣布支持支持赋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后，先前强调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的参议员巴内特·约翰斯顿（Bennett Johnston，民主党，路易斯安那州）立即召开记者执行会宣布支持百人会的决定。^[36]南加州的100多个华人团体在2000年5月16日联合发起在加州南部华人中征集万人签名的活动，呼吁美国会议员在5月下旬的投票表决中赞成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37]美国加州南部华裔领袖之一、美中工商协会会长程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组织者希望通过这次史无前例的万人签名活动明确告诉国会议员，凡是投票造成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的议员，华裔美国人选民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都支持他们连任；对那些不赞成该议案的议员，华裔美国人选民将投反对票。^[38]当地华裔美国人还给所在选区议员写信、发电子邮件来表达这一意见。发起签名活动的华裔美国人团体还公布了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公开信。信中说，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稳定友好的美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公开信说，美国华人深深关注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一事，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业务和将来。他们期盼美国议员做出明智选择。^[39]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下，尽管台湾裔美国人对北京持有怀疑态度，但在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的问题上，仍压倒性地支持这一选择。^[40]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帮”在动员亲大陆华裔美国人支持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仍很大，远大于印度裔美国人等其他亚裔次族裔团体。华裔美国人一贯在美国外交政策议题上比较沉默，没有什么政策议题得以动员。还须指出的是，中国没有受到严峻外部威胁，而华裔美国人不仅内部存在多样性，而且也不像古巴裔美国人那样视自身为政治移民，并不追求推翻共产党政府。^[41]

在支持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游说中，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她就是后来担任小布什政府劳工部长的赵小兰（Elaine Chao）。她于1953年生于台北，祖籍上海嘉定，1961年随父母移居美国，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美国人，同时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由于父亲赵锡成的故土情怀及其与江泽民在上海交大的深厚砚谊，赵小兰与中国政府高层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在其任职听证会上，有位国会议员语带双关地试探赵小兰：“你当了劳工部部长，是否将成为美中两国的桥梁？”赵小兰不卑不亢地回答：“布什家庭本身与中国领导人有着极佳的关系，我是美籍华人，当然希望能成为美中交往的桥梁，为两国的友谊和发展贡献力量。”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她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促进中美贸易做出了重要努力。1997年，赵小兰曾带领传统基金会代表团参加1997年香港回归。她也做了很多工作来缓解保守派的反华情绪。她和她的丈夫、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米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共和党，肯塔基州）一起在2000年动员国会共和党人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参与和学习故土利益游说的另一个案例是在始于2010年的要求美国政府为1882年《排华法案》道歉的努力中。尽管《排华法案》早已不复存在，但多数华裔美国人认为，“种族歧视还是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根除的唯一方法就是公开承认种族歧视的历史错误，并辅以全民教育来纠正社会的负面心理。事实上，早在华裔美国人团体启动就《排华法案》道歉之前，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已开始就其历史上的对少数族裔歧视行为进行了正式道歉。如1988年，美国政府就其“二战集中营”政策向日裔移民道歉，并对受害人及家庭给予每人2万美元的赔偿；2008年美国政府就其当年的奴隶制度向非洲裔美国人正式道歉；2006年，加拿大政府就其排华政策及向华人征“人头税”的历史向华裔加拿大人正式道歉。因此，华裔美国人要求美国政府正式道歉，不仅有助于促进美国社会的公正平等，还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

早在2009年，加利福尼亚州华裔众议员方文忠（Paul Fong）便在州众议会提出ACR42号法案，要求州政府对过去歧视华裔移民的法令正式道歉。该法案经州参、众议会全票通过，并获州长施瓦辛格签署立法。同年，旧金山市议会也通过了类似法案，就《排华法案》向华裔美国人表示道歉。此后，方文忠立刻与国会亚太裔小组委员会主席本田（Mike Honda，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讨论如何达成为《排华法案》受害者洗冤的最后目的。自赵美心于2009年当选为代表南加州地区的国会众议员之后，本田随即考虑由她提出计划中的法案，主要原因是赵美心是华裔众议员，且对《排华法案》有深刻的认识。本田的建议最终取得赵美心的同意。^[42]

2010年5月8日，来自全美各地的华裔社团领袖齐聚华盛顿，首次就1882年《排华法案》展开磋商，希望推动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法案正式向华人道歉。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美华协会、中华会馆、美国华人历史协会、美洲同源总会等著名华裔社团的负责人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在这些全美性华裔美国人社团的组织下，已有100多个华裔团体及数千名个人联名签署了一封给联邦政府的请愿书，并分别提交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请愿书除敦促国会通过道歉法案外，还建议将12月17日《排华法案》废除日变为“美国民族大同日”。请愿书指出，美国有责任认识过去的不公正，并解决这些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后果，阻止类似不公正现象的发生。^[43]5月27日，华裔美国人社团代表到访众议院，递交请愿书，敦促国会为《排华法案》正式道歉。

2011年5月，众议员赵美心首次向国会参众两院提交H.Res.683号议案﹐要求国会正视1882年《排华法案》等一系列迫害华人法律﹐并正式致歉。在2010年的基础上，华裔美国人动员了更大力量，组建起“1882计划”，以“勿忘1882”为口号，以期推动美国政府最高层明确承认当年的错误，对受到影响的华人家庭在感情上作出弥补。华裔美国人的努力得到了比上一年更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国会找到了更多的支持者。众议院方面，除赵美心外，朱迪·比格特（Judith Biggert，共和党，伊利诺伊州）和麦克·科夫曼（Mike Coffman，共和党，科罗拉多州）同意担任议案的联署人；参议院方面，黛安·费因斯坦（Dianne Goldman Berman Feinstein，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和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共和党，马萨诸塞州）等6名参议员联署。这些议员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各占一半，使议案从一开始就在两党内打好了基础。^[44]但要在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中通过一位民主党议员提出的议案是相当困难的。结果是，到2011年10月国会休会前，尽管国会参议院事实上已经通过《排华法案》致歉案（S.Res.201），但赵美心的提案只能留待次年讨论了。

最终，在2012年《排华法案》颁布130年之际，经过众议院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两党联合协议，《排华法案》致歉案终于在6月18日得以通过，国会两院正式承认了这些丑陋的针对中国移民的法律，并且对通过这些法律表示真诚的歉意。

从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参与和学习中可以看到，其游说影响力仍很低。这既有亲大陆华裔美国人自身的政治热情不高有关，也与中国大陆对美游说工作的不够重视有关，还与亲大陆华裔美国人面临着强大的对抗性游说力量有关。事实上，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心中仍有着强烈的故土情结。例如，在美国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旧金山地区的好几千华裔签署了联名请愿书以示抗议。^[45]而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华裔美国人对于美国CNN电视台主持人的无礼言辞的抗议也是其对故土热爱的表达。而中国作为整体对于游说美国的不够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调查，中国并不在华盛顿的游说前十之列。^[46]最后，新的“中国帮”往往为其对手所包围，不仅包括亲台华裔美国人这样的直接对抗性团体，还包括如反共产主义团体、宗教信仰团体和人权团体等，这也使得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相当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