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台湾裔美国人构成了亲台华裔美国人的主体，但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显然并不仅限于台湾裔美国人；同时，也并非所有台湾裔美国人都是亲台的。如前所述，台湾裔美国人可能亲台，也可能选择政治上中立，甚至可能亲大陆。总体而言，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是利用“反共牌”从事亲台游说；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此后的亲台华裔游说更多转向了打“民主牌”。本节将首先考察在20世纪80年代前以“反共”为主要特征的亲台华裔游说。在这一时期，在台湾当局、台湾裔美国人及美国少数政客的联合下，美国出现了一个亲台的“中国帮”，其中又以1953年创立的“百万人反对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Against the Admission of Red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COOM，简称百万人委员会）为典型代表。[23]最后，本节将对“中国帮”的必然衰落作进一步分析。
一、“中国帮”与亲台华裔游说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台湾地区海外移民，台湾当局采用了“双重国籍”制度。正是这一制度，使得一些传统的侨社领导人可被选为台湾地区“立法院”或“侨委会”委员，经常往来于美台之间，发表“反共言论”。亲台华裔游说力量，在人员构成方面，主要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支部和分部的成员）和忠实信徒，也有一些受国民党恐吓利诱或相信其反共宣传而对大陆误解的华侨华人；在社团组成方面，主要是旧金山中华总会馆以及属下的七大会馆（宁阳总会馆、肇庆总会馆、合和总会馆、冈州总会馆、阳和总会馆、三邑总会馆、人和总会馆）、各地中华公所/会馆、华商总会、秉公堂、三顺堂、安良堂、崇正堂和萃胜堂等传统侨社。亲台华裔游说的目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反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劳工武装、群众运动和自由思潮，支持“中华民国”，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此外，由于台湾当局承认“双重国籍”，因此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华侨华人和社团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即凡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华侨华人基本上都是支持或倾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而悬挂台湾当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会所基本上都是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社团组织。[24]
以亲台华裔美国人为基础，美国国内发展出一个为台湾当局利益摇旗呐喊的所谓“中国帮”，他们通过竞选捐助，同相关的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向主要的官员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为国会议员代写发言稿，寻求新闻媒体的有利报道等等途径和方式来进行游说，极大地推进了台湾地区利益在美国的推销，特别是在冷战两极对抗的大背景下。所谓“中国帮”事实上是一个试图影响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以利于台湾当局的非正式团体，也有人将其称作“院外援华集团”。这个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组织，其核心是财源充实的国民党官员，如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蒋介石政权的高官，外围是一群美国右翼政界的核心人物，如传教士、反共分子、商人、记者、政客、军界人士等。[25]他们或是由于私人利益与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密切相关，或是出于反对杜鲁门政府、恐惧共产主义及传教士的狂热等形形色色的原因而聚集在蒋介石政权的周围。尽管动机不同，成员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密切联系，但其目标是共同的：致力于维护蒋介石的权力，竭力反对承认新中国的红色政权，“把支持蒋和忠于美国政府变成同义词。”[26]
从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中国帮”便开始公开寻求美国对蒋介石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帮”为台湾当局的利益说话，除了由宋美龄、孔祥熙直接参与的游说活动外，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公使衔参赞”陈之迈等官员还通过直接向国会议员游说、资助亲蒋的院外集团、雇用代理人进行游说等办法影响国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大使”顾维钧善于利用各种机会与国会议员在宴会和其他社交场合见面，向他们介绍国民党的观点，设法引起国会对中国问题足够的关注，并向议员提供有关资料，甚至亲自捉刀为一些议员代拟发言稿或议案的草案。例如，1946年12月，顾维钧亲自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范登堡拟定了一份美国应无条件加强援蒋的说帖，以便范登堡与杜鲁门讨论对华政策时使用。1948年春，顾维钧又向亲蒋议员提供了驻美“大使馆”所拟的援华法案修正案和军援法案草案。他还向新闻舆论界进行游说，并取得很丰硕的成果。例如，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初的4个月间，由于顾维钧本人的活动，有美联社、合众社、《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十多家主要媒体按顾维钧所解释的观点和提供的材料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章和报道。[27]
但“中国帮”内部最为知名的人物并非台湾裔美国人，相反却是与台“驻美大使”往来密切的美国商人阿尔弗雷德·柯尔伯（Alfred Kohlberg）和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顾维钧往往通过他们影响美国国会议员和公众舆论，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决策。[28]柯尔伯是一位以经营中国刺绣品生意而暴富的“手帕大王”，同时担任美国对华政策协会（American China Policy Association,ACPA）主任，曾是“中国帮”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但是，柯尔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都遭到指控，因为被认为其在美国国内政治的捐款和游说资金都来自于蒋介石政权。[29]出版商亨利·卢斯是一位曾于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的儿子，他通过其手中的杂志如《时代》（Time）和《生活》（Life）发表文章，散布亲国民党和反中国大陆的论调，突出强调蒋介石请求、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援助。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是通过卢斯了解最新的国际动态，尤其是有关中国的新闻。[30]正是由于这些“中国帮”的美国成员在前台摇旗呐喊，这一时期台湾裔美国人才得以隐藏在后，暗中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为与冲锋在前的“中国帮”美国人成员相配合，台湾裔美国人也组建起一批组织和出版一些刊物，并雇用了很多说客。例如，“在美国亲蒋宣传的任何行动中，总是冲锋在前”的《中国月刊》杂志，将不同情蒋介石的美国人一律指控为“卖国者”，而这份期刊上的文章常被当做“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宣传来源而在国会听证会上加以引证，还常被收入《国会纪录》。[31]而1949年3月成立的“中国应急委员会”等组织，其成立目的就在于迫使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更多的援助，而“这些组织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国会议员”[32]。此外，在国民党雇用的说客中，最重要的是威廉·古德温（William J.Goodwin），他为国民党进行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国会议员。[33]古德温是40年代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在1948—1950年期间，古德温先后受雇于“中华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和“中华新闻社”担任公共关系顾问。但他所从事的都是政治性的游说活动，而与他保持联系的也不是“资源委员会”或“中华新闻社”官员，而是台湾“驻美使馆公使”陈之迈。据称，在他举行酒会和宴会所招待的100名国会议员中，约有50人改变了信仰转而支持国民党的事业。他还声称为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共和党，威斯康星州）提出关于共产党人已渗透到国务院中这一指控“奠定了基础”。[34]
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国内的反共产主义思潮迅速高涨，这也为亲台华裔游说提供了机会。1951年初，在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成立了美洲第一个“反共总会”，会议通过章程并选出以黄仁俊为主席，李扬圣和邝墀为副主席的领导成员。旧金山“反共总会”成立后，各地也纷纷成立反共分会，在当时人人自危、人心惶恐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提出异议。[35]起初，“反共总会”活动频繁，利用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之机压制华人社会反对国民党的声音。在旧金山，甚至连反共但也反蒋的《世界日报》也受到恐吓。[36]
亲台华裔游说团体的努力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帮”逐渐团结起来，支持有利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立法，并调查1949年“丢失中国”前国务院的活动和政策。在这些人中，原本与“中国帮”有联系的有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Henry Judd，共和党人，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史黛尔·布里奇（Styles Bridges，共和党人，新罕布什尔州）、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共和党人，新泽西州）和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共和党人，加利福尼亚州）。[37]此外，国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对“中国帮”议员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的议员，例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共和党，密歇根州），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伊顿（Charles Eaton，共和党，新泽西州）、众议员詹姆斯·富尔顿（James Fulton，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肯尼思·基汀（Kenneth Keating，共和党，纽约州）等。美国国会中那些热衷于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议员在对华政策上影响很大。例如，“中国帮”的亲蒋派在50年代初迫使国会通过了援蒋议案。此事还可以从顾维钧的回忆录的相关叙述中来窥见他们的成功。他写道，“参院及众院两外交委员会昨日通过议案，将尚未动用的一亿零三百万美元援华拨款期限延长一年，到1951年6月底，参院外委会决议表示希望至少将五千万美元用于援助中华民国政府，包括台湾及海南岛；众院外委会决议则表示希望至少将四千万美元用于同一目的。”[38]
蒋介石也试图利用“谁丢失了中国”争论让美国增加对其“政权”的支持。1957年9月，台湾当局与公共关系公司汉密尔顿—怀特公司（Hamilton Wright Organization）签订协议，以便在美国发动一场亲国民党的媒体宣传战。根据协议，汉密尔顿—怀特公司从1957年10月1日至1958年9月30日，应当“宣传台湾发展充满活力而又健康的经济的努力”，并“让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人民注意到‘自由中国’在实现‘反攻大陆’的最终目标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这一宣传战计划“启蒙美国公众舆论，并宣传‘自由中国’在建立并维持民主进程与民主生活方式上的努力。”[39]
二、“百万人委员会”的兴起与衰落
在“反共总会”成立后，亲台华裔游说的努力重点逐渐转向对美国主流社会宣传台湾当局的功绩，极力反对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当局。与其努力相联系的，美国国内的游说力量和利益集团也创建了各种“草根”组织以制造和维持公众中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于1953年创立的“百万人委员会”。该组织以马文·莱伯曼（Marvin Liebman）的公共关系公司为代表，呼吁公众和立法议员支持，极力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也对白宫施加压力，反对其对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予以承认。莱伯曼试图获得有影响力的政客支持，他还将获得的财政捐赠用于资助委员会的反共产主义活动。[40]
“百万人委员会”的成立是受了法国人尼古拉斯·德·罗什福尔（Nicholas de Rochefort）提出在全球发起一场请愿活动抵制共产主义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建议的影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查尔斯·爱迪生(Charles Edison）、弗雷德里克·麦基、贝蒂斯·奥尔斯顿·加赛德（Bettis Alston Garside，即B.A.Garside）和马文·李伯曼共同组织领导了一场反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请愿活动。1953年10月22日，周以德代表“百万人委员会”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递交了请愿书。请愿书上列举了八条原因，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共计210位美国各界名流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表示支持，其中有23名众议员和30名参议员，此外还有12位州长、20位退休军官、7位前任外交官和大使、11位前任政府官员、22位科学家和教育家、18位出版商和新闻记者、33位工商界人士、14位宗教界领袖、4位劳工领袖、7位文艺界人士和13位来自其他领域的人士。通过此次请愿活动，“百万人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41]
“百万人委员会”认为，大陆政权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因为它是一个独裁政权，不在意人权与自由。同样，“百万人委员会”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入将意味着从联合国驱逐国民党代表，这将是“对人类尊严和国际正义的不可思议的愤怒”，并可能“摧毁美国在亚洲的自由世界的声望和地位。”委员会也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因其领导人听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莱伯曼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保卫自由世界的自由和体面”。[42]
莱伯曼也参与到保守主义运动中，担任一个资金筹措者和纽约市哈罗德—奥拉姆公共关系公司（Harold L.Oram,Inc.）的代理人。通过他的公司，莱伯曼计划利用其国会发起人及其他支持者，将1953年的请愿发送给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在这一过程中，莱伯曼收集到100多万份联系人名单和地址，以便增加“百万人委员会”的影响力。为了使“百万人委员会”的信息为尽可能多的美国公众所获得，并降低委员会的成本，莱伯曼也和其他的保守主义和反共组织交换联系人名单。莱伯曼希望他的组织可建立一种两党共识，迫使白宫在世界事务中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43]
尽管莱伯曼本人与“中国帮”有公开联系，但在“百万人委员会”与“中国帮”之间却少有直接联系。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机构都是亲台华裔游说的核心机构，前者更多采取塑造公众舆论的间接游说手段，而后者则是直接面对国会议员的直接游说组织。这一差异使得“百万人委员会”与亲台华裔的关系很少显山露水。例如，莱伯曼的财务状况显示，“百万人委员会”并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直接资助；但莱伯曼与蒋介石的确有间接联系，甚至是个人会晤。莱伯曼至少到台北访问过两次。一次是在1961年初，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会晤，会晤情况刊登于1961年6月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44]他第二次访问台北是1967年秋，他在那里参加了周以德的生日宴会，由宋美龄在家里主持。
“百万人委员会”的群众性，使亲台华裔的活动更加隐蔽。尽管该组织声称拥有超过100万美国人的签名，但事实上只通过少数个人进行操作的。在一个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领导下，“百万人委员会”是一个非正式组织，试图动员美国人“采取公民行动反对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让步”。指导委员会是一个两党性质的团体，有6—12名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他们举行会议并听取执行秘书长莱伯曼和财政官贝蒂斯·奥尔斯顿·加赛德的报告，后者事实上负责“百万人委员会”的日常运作。莱伯曼也发挥筹资人和公共关系顾问的作用，“在与指导委员会咨询的前提下管理、参谋并执行委员会的计划”。[45]
1958年，莱伯曼和“百万人委员会”与其主要合伙公司哈罗德—奥拉姆公司发生了问题，这迫使莱伯曼不得不将“百万人委员会”纳入自己名下。那一年，一个亲联合国的团体迫使奥拉姆暂停其代表“百万人委员会”的合同。作为抗议，莱伯曼从哈罗德—奥拉姆公司退出，并建立了马文—莱伯曼协会。到1969年为止，莱伯曼的新公司一直都代表着“百万人委员会”，以及其他24个反共组织——主要是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组织，如“自由中国学生会”（Student Committee for a Free China）、“美国保守主义联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中国商人委员会”（Businessman’s Committee on China）、“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戈德华特草案运动”（Draft Goldwater Movement），等等。[46]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之所以能得到美国两大机构，即“中国帮”和“百万人委员会”，从民间和官方两个角度同时提供掩护，有其重要的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美国全国性的“草根保守主义”运动兴趣，诸如职业人士、管理人员及其家人、美国中产阶级等草根活动家受益于新工业技术，信奉宗教并定时上教堂，受教育良好并对外交政策了解较多。他们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奴役，以善恶二分法看待世界，并认为自由民主人士允许苏联在世界上尽可能多地建立共产主义。这些新保守主义活跃分子中流行着各种反共书籍、电影、小册子和请愿书，他们还努力选出志同道合的官员，担任学校董事会、州议员甚至国会议员。[47]在这一背景下，莱伯曼及“百万人委员会”赢得了重要的政治盟友，并与“中国帮”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局面。例如，“中国帮”重要成员周以德和威廉·诺兰都承诺在国会以法案和决议的形式推动“百万人委员会”的议程，他们还在“百万人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这些政治盟友在组织“反共”支持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海危机使美国与大陆关系改善困难，麦卡锡主义培育了一种弥漫全美的“反共”情绪。美国人的反应是组织并加入地方和全国性的反共产主义组织。这些组织严重依赖于成员，出版新闻简报，发展新成员和支持者，并迫使国会议员支持“反共”措施。[48]
然而，这种情况到20世纪60年代逐渐发生了改变，导致亲台华裔美国人不得不逐渐从后台走到前台，其游说努力也开始变得明显。1961年，“百万人委员会”日益注意到美国的中国政策变化。马文·莱伯曼及其支持者们相信，肯尼迪政府已经就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发出了复杂信号。因此，他们继续对政府施压，阻止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继续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百万人委员会”希望重现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辉煌，但“中国帮”的领导结构变化和“百万人委员会”的财政支持陷入困境，大大限制了其行动能力。肯尼迪政府早期的人事任命引起了“百万人委员会”的极大焦虑。尽管肯尼迪计划延续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遏制大陆、支持台湾当局的政策，但他也在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更密切的工作关系，因为中国拥有核武器的进程在大大加快。[49]他任命那些提倡“两个中国”政策的人担任高级外交官，这使莱伯曼及其他反共分子将肯尼迪的行动解释为迈向“两个中国”政策，可能导致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进而美国对其予以外交承认。[50]在他们看来，肯尼迪政府似乎正威胁到现状。“百万人委员会”指导委员会进而启动一项新的请愿和写信战役，并对议员们施加压力以表达国会反对美国和联合国承认中国大陆政权的意愿。
但到1961年，“百万人委员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首先，“百万人委员会”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已经离开了国会。威廉·诺兰和亚历山大·史密斯于1958年退休，其后周以德也于1962年退休，由此出现的空缺难以填补。但莱伯曼仍有一些国会盟友在“百万人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任职，如参议员托马斯·多德和参议员雅各布·雅韦茨，同时国会的舆论气氛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1961年7月28日，参议员全体一致地（76∶0）通过参议院第34号草案决议案（Senate Concurrent Resolution 34），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反对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8月31日，众议院也唱名表决以395∶0通过一项决议案。[51]尽管这些决议案是“百万人委员会”的重大成功，但没有议员愿意再次尝试提出新的决议案。
其次，财政问题也阻碍着“百万人委员会”的游说努力。“百万人委员会”需要稳定收入以维持运转，进而对中国政策施加影响。指导委员会希望得到大额捐献，以便支付复制和邮寄信件与请愿书、出版小册子和小书、制作短片、召开会议以及莱伯曼作为代表的开支。莱伯曼意识到，现有的捐赠已经不可能支持这些开支，不得不寻求新的收入来源。通过将其11000名捐献者的名单出售给其他组织，“百万人委员会”改善了资金状况。[52]其他收入则来自于出售小册子、书籍、短片等。尽管如此，“百万人委员会”的公共捐献事实上从69688.54美元下降到了46515.00美元，下降了33.25%。同时，资金筹措的成本也从总筹资额的33.0%上升到了78.8%。[53]
第三，莱伯曼的一些支持者指责“百万人委员会”反大陆甚于亲台湾，认为真正的事务应当是扶持台湾，只有首先扶持台湾才能真正反大陆。在1961年8月的一封信中，吉尔伯特·约拿斯（Gilbert Jonas）就如何应对“两个中国”问题提出了好几项建议。他提议，莱伯曼应当集中关注“中华民国”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因为“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消极原因很少公开支持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如果委员会采取更为积极的方法促进“中华民国”的成功而非中国大陆的失败，那么“‘自由中国’可发展成为美国支持的更为有效的实体，代表美国舆论和权势的更为充分的跨部门性。这一举动将试图发展并支持‘自由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可靠的盟友的想象。”[54]
最后，“百万人委员会”还面临着来自媒体的批评。《国家》（Nation）杂志指出，“百万人委员会”声称的和实际的支持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旧金山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厄班·威特克（Urban Whitaker）便写了一篇论文，质疑该组织的成员数量。威特克评论说，1961年，“百万人委员会”只有6000名捐赠会员，但却印发了25000—35000份文章和小册子分发。[55]在威特克质疑百万人委员会成员数量的同时，西弗吉尼亚《查尔斯顿报》（Charleston Gazette）的一位撰稿人哈里·厄恩斯特（Harry W.Ernst）揭露了百万人委员会所列的支持者中的国会议员间的矛盾。在一份有关如果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就放弃其联合国成员身份的印刷品中，“百万人委员会”声称得到了55位参议员和295位众议员的支持。但当厄恩斯特的出版商写信给其中50位国会支持者时，却只有25位作出了反应。在这25位回信的议员当中，只有3位称支持“百万人委员会”的立场，“绝大多数回了信的议员都表示，他们并不同意‘百万人委员会’以其名义在全国散发的激进声明”。[56]
随着“中国帮”和“百万人委员会”的逐渐衰落，亲台华裔美国人不得不尝试单独活动。1964年，“反共总会”和其他亲台华裔团体以美国全体华侨华人的名义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坚决反对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间接证明，随着“百万人委员会”的衰落，亲台华裔不得不再次站到了前台。
三、“中国帮”的衰落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后，亲台华裔游说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有两个方面需要重点强调：一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国内对中国大陆的兴趣日益增加，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美国对台战略调整也进入实质性阶段；二是对亲台华裔游说构成重大支持的“中国帮”也开始衰落了。正因如此，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特别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台湾地区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也进入一个长达10余年的沉寂期。
尽管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公众舆论中认为中国是美国头号威胁的比例上升，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中国增加了解和接触的愿望。在大学和中学里，讲授共产主义课程正在成为时尚。以往各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多注重历史和语言学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这些对了解现代中国十分必要的领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些大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迅速增加了对中国研究的资助。1964年中，从美国有影响的报纸、杂志及广播媒体中可以得知，公众对于中国问题以及对华政策辩论的兴趣进一步高涨。12月初，位于旧金山的一家商业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政府“应该重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交流的大门”。12月12日，一群专家及许多学生和感兴趣的市民在加州伯克利参加了一场生气勃勃的“今日中国”讨论。与会专家各抒己见，讨论中充满了思想的碰撞和情感的迸发。讨论结束后，不论是专家还是听众，无一不对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些前政府官员在告别政坛后，也开始围绕对华政策大胆直言。1964年11月18日，已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小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Jr.）在旧金山再次发表演说，敦促邀请中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武器控制谈判，放松美国的旅行限制，重新审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1965年1月，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Robert Gates,Jr.）在一次演说中建议，一旦美国在东南亚确立了实力地位，应该开始与中共谈判，认为“没有理由不就整个问题进行会谈和达成妥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自麦卡锡时代后，首次开始就对华政策公开发表看法。绝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都在政府机构及学术团体中任职，只有这些具备特殊知识和经历的专家的参与，对中国问题的公开辩论以及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才更有意义。[57]
美国前驻华记者斯蒂尔（A.T.Steele）在1963—1965年就美国对华舆论作过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调查主要分两方面进行，一部分是1964年5月至6月由密歇根大学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全国性调查，经科学选样产生的1501名成年人接受了采访，他们能基本代表美国成年人口的意见。另一部分是斯蒂尔本人在1963年春至1965年夏，走访14个城市，对各地的“意见领袖”进行的200场专访，被采访者包括商人、教授、议员、政府官员、工人领袖、编辑、医生、律师、牧师等等。此外另有一些小范围的问卷调查。因此这一调查结果能基本反映富布赖特听证会前夕的美国对华舆论。
在密歇根大学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总统建议美中人民互访，或建议与中国互换大使、与中国就亚洲问题进行讨论时，赞成者分别达到73%、51%和71%。另有两个问题的赞成者未过半数，分别是如果总统建议向中国出售小麦（43%赞成，47%反对）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31%赞成，53%反对）。然而通过斯蒂尔的采访发现，许多反对对华贸易的人是从遵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出发，并非出自本人意愿，绝大多数美国商业团体和普通民众都欢迎政府修正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此外，尽管大多数人反对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但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这一比例已大幅下降（1953年11月的调查结果为：74%反对，12%赞成）。许多人表示，只要中国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他们将改变看法；并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可避免的。[58]
调查还显示，民众有明确的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意愿，同意为保卫金门、马祖而与中国交战的比例在下降。人们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的力量对比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已不再被美国人当真。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有调查显示，58%的美国人赞成援蒋反攻大陆，到了196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0%。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尽管仍被美国政府视作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大多数美国人已将它看作一个地方政权了，在谈及“中国”时他们意指共产党中国。[59]
调查结束后，斯蒂尔作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未公开讨论，但孤立中国的政策已遭到专家们的抨击，而遏制政策仍受欢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公众舆论希望在国会及人民中间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公开的重新评价，“我们承担不起将对华政策的任何一方面当作神圣不可侵犯、无法进行公开辩论之事。”[60]这一结论恰巧在富布赖特听证会前夕得出，它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了听证会甚至鲍大可“遏制但不孤立”思想的社会背景。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美国的“中国帮”逐渐衰落。1964年11月29日的《华盛顿邮报》撰文分析了这一集团元气大伤的现状：“参议院里，麦卡伦、麦卡锡和布里奇已作古，诺兰和杰纳已离任。军方人士中，陈纳德将军和赫尔利已作古，魏德迈将军和拉福德已退休。文职官员中，蒲立德大使、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厄尔和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早已退休。社会名流中，中国丝帕的进口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领导人柯尔伯格已作古，《时代》出版商亨利·卢斯已不甚出头露面；其妻克莱尔·卢斯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立场发生了转变；曼彻斯特《工会领袖》出版商洛布在内华达州已失去影响；经常出席国会听证的作家厄特利现在置身于华盛顿鸡尾酒会中。院外援华集团中仍然活跃的一个成员是曾在中国做传教医师的前众议员周以德，现今属于‘百万人委员会’成员，这一组织被一官员谨慎地称为‘与其说是客观存在，不如说是一个名词’。”其实早在50年代末，“百万人委员会”就已风光不再。1959年，它只筹集到不足10万美元的捐款。1960年，众议员查尔斯·波特（Charles Porter，）在众议院的一次演说中，称其为“百万鬼游说集团”（lobby of a million ghosts）。1961年，其成员只有6000人，印刷的各种小册子只有3万份左右，经费只筹集到7.9万美元。一些政治人物的名字悄悄地从其信笺上端消失。1966年，参议员贾维茨更是公开与之决裂。[61]
与“中国帮”的衰落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压力集团的兴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为“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ADA），这一团体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很少有基层群众追随。它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敦促美国政府及盟国，就给予北京政权外交承认及其进入联合国问题立即举行谈判。早在1950年，“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的政纲就提出：“我们坚信，我们迟早会同有效统治中国的毛泽东政权建立外交关系。”[62]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一政纲为麦卡锡的攻击提供了炮弹。“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在麦卡锡时代后一度销声匿迹，但肯尼迪上台后，这一团体相当多的成员占据了政府显要职位，其中3名进入了内阁。这曾被舆论看作肯尼迪即将采取对华灵活姿态的征兆。
另一有影响的压力集团是代表全美国2/3新教徒的“全国教会委员会”（NCC），它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感兴趣，大多数成员都有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委员会的大部分领导人倾向于同共产党中国建立良好关系。早在1958年11月，全国教会委员会曾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召集“第五世界秩序大会”，有关中国问题的会议决议中指出：应敦促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在保卫台湾及朝鲜人民权利的同时，采取步骤将中国接纳进联合国并予以外交承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有诸多不利：使中国人民对美国及其他国家怀有错误的印象，使美国人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阻碍了裁军谈判进程，限制了国际组织的作用。另一个宗教组织“全国立法支持者委员会”（FCNL）也长期致力于促使美国政府修正对华政策，寻求中美分歧的和平解决。它主要通过鼓励向国会议员发信件、电报或对其造访的方式，来抵消“百万人委员会”对国会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组织和个人对政府修正对华政策形成了一定压力，如旧金山地区一些组织敦促放宽对华贸易，生于中国的厄恩斯特·纳什（Ernest Nash）以发表演讲等方式致力于对抗他所称的“美国大部分公众舆论对中国1959年以来的发展的令人震惊的迟钝。”[63]
中国与莫斯科关系的破裂也是美国舆论对华缓和的原因之一，它至少“平息了公众对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担心”[64]。杰里尔·罗赛蒂从另一独特的角度阐释了公众舆论的变化：多数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缺乏常识和兴趣，这种“低水平的关心程度和知识程度”使公众舆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容易随时间推移出现剧烈变动。[65]斯蒂尔的一个调查结果也能给我们启迪：他发现年轻人比中老年人更倾向于改善对华关系，究其原因，中老年人更容易回想起中美之间的敌对和不愉快，且相对来说受教育程度低于年轻人。它表明反对与中国接触的情绪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66]
20世纪60年代中期，“院外援华集团”的影响逐渐式微，国会对华态度更多地基于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利益关系的考虑，而非游说集团的影响。[67]国会内部，保守派势力进一步衰落，其在众院内的比例由1961年的74%下降至1965年的25%，与此同时，自由派力量兴起，为国会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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