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亚裔美国人的游说

冷战结束后，国内利益集团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进而提高了族裔团体政治游说的积极性。随之而来的后果之一是，族裔游说不仅对其故土的真实或想象国家利益产生了影响，也对第三国利益、美国及其故土与第三国关系等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说，族裔游说正日益超越美国与其故土的双边关系，对更大范围的国际互动产生影响，有着广泛的溢出效应。一方面，考虑到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多样性和不团结，亚裔次族裔游说的溢出效应也就相当明显。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特别是中美权势转移的发展，^[1]亚裔次族裔游说也正通过其溢出效应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亚裔次族裔团体的游说都会产生同等的溢出效应。事实上，一方面由于其人口已经初具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其游说已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与中国的关系，因此值得强调的是除华裔外的五大亚裔次族裔团体——印度裔、越南裔、日本裔、韩国裔和菲律宾裔——的游说及其对中美关系、中国与其故土关系的影响。同为亚洲的两个新兴大国，印度与中国既是邻国、又有着历史争端，印度裔美国人的游说进而既有促进故土利益、同时也有通过促进印美关系而遏制中国的意图，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印度裔美国人对印美核协议的游说上。尽管越南与中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妨碍越南裔美国人在从事反故土利益游说的同时，围绕中越关系中的纠纷从事促进越南利益的游说，特别是新近在南海争端上的游说更是如此。日本裔美国人在亚裔美国人中是老牌的游说团体，但近年来很大程度上由于日本自身实力下降和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下降，日本裔美国人的游说影响力明显下降；与之相对比的是韩国裔美国人的游说影响力上升，二者的较量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围绕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上，华裔美国人在此与韩国裔美国人结成了联盟。菲律宾裔美国人也在南海争端上与越南裔形成了一种联手合作的局面，尽管其为故土利益的游说存在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