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裔美国人主要由1975年后的“难民”、“船民”和“遗民”为主体。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尽管仍带有某种反故土气质，但远不如古巴裔美国人那么坚决和彻底——他们并不反对越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试图遏止越南的经济发展。[33]虽然这一复杂心态限制了越南裔美国人的游说成就，但其在南海争端上的积极一致行动，使其影响力明显上升：越南裔美国人自上世纪50年代末起便试图影响美国和越南的南海政策，近年来其行为对2010年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对东南亚其他南海权利申索国在美国的移民产生了示范效应。
一、越南裔美国人的内部结构
如同其他族裔的政治游说一样，越南裔美国人的游说也首先由其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越南裔美国人的历史并不长，尽管1975年以前就有越南人移民到美国，但数量很少，主要是大学生和少数嫁入美国的越南妇女，还有少数送到美国参加军事培训的南越军人。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大量越南人移居美国。随后的30多年里，越南裔美国人数量迅速增长，成为美国亚裔人口中的一个规模较大并对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6年的统计，共有150万越南裔美国人，到2010年更达到174万，构成了美国第四大亚裔族群，位居华裔、印度裔和菲律宾裔之后。越南裔美国人的移入总体上可分为三波高潮，进而塑造了越南裔美国人团体的显著特征。[34]
第一波越南移民可被称作“难民”，主要出于对越南统一的“政治迫害与镇压”等的“恐惧”。这批越南人都是在1975年4月西贡解放、越南统一后到美国的，他们都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要么是先前南越的政治精英，要么是美国当时在南越的雇员。到1975年12月，短短8个月之内，抵达美国的越南“难民”便高达12.9万余人，遍布美国50个州。[35]这是迄今为止，越南移民进入美国的数量最多的一年。这批移民中，很多是南越的政府和军队高官；还有很多与美国人有着密切合作关系，如秘书、翻译、情报专家、宣传人员等。[36]根据一项调查，对这批移民家庭户主的构成分析表明，有47.8%的人拥有高中学历，22.9%的人受过大学教育，7.2%的是医生，24%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只有4.9%的是农民或渔民。[37]考虑到当时越南人口中60%以上的都是农民，可见这批移民大多都是精英阶层。
第二波越南移民可称作“船民”，其中大多是“（华）侨民”。这一波越南移民仍是出于政治原因，自1978年后越南开始实施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后，大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越南人开始设法逃离越南，乘船或徒步——因此一般被称作“船民”——通过柬埔寨进入泰国，然后再抵达位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泰国或菲律宾的难民营，最后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少数西欧国家承认为“难民”，获得合法身份。自1976年至1988年，抵达美国的越南“船民”接近50万之众。[38]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船民”事实上都是越籍华侨。由于与中国关系在这一时期恶化、特别是1979年的中越边境冲突后，越南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越籍华侨；这一政策持续了好几年，多达几十万华侨遭驱逐。尽管有大量的华侨回到了中国，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世界各地，其中美国是最大的非中国目的地。在这一时期，总计有30万华侨最终进入了美国。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到2000年，此类越南裔美国人的数量达39万人。尽管被称作“船民”，但事实上这一批越南移民中少有真正的渔民，大多仍来自于城市，因为乘船的费用并不是一般渔民所能承受的。
第三波越南移民可被称作“遗民”，因其大多都是先前两波移民的亲属，或者是美军在越南的后裔，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来到美国的。在前两波移民进入美国并取得合法身份之后，他们在越南的亲属如何移入美国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为避免先前两波移民在路途上的巨大危险，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设计了允许难民直接离开越南进入本国的计划。在美国，这被命名为“有序离境计划”（Orderly Departure Program,ODP）。截至1998年，该计划共接纳了36.2万越南移民。同期，作为美国对其“南越盟友”的一种补偿，美国开始执行两项计划，即“人道主义计划”（Humanitarian Operation）和“美亚裔人计划”（Amerasian Program），以支持越南“难民”离境。“人道主义计划”的有效期是1989—1998年，共计有12.3万南越军队士兵、官员及其家属进入美国。[39]“美亚裔人计划”，又称《美国人返乡法》（American Homecoming Act），于1988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并于1989年开始实施，其关注重点是让美国士兵在越南的子女及其家属回到美国。截至2000年，该计划共接受了约8.4万人。[40]相对于前两批移民，“遗民”的成分更为复杂，他们往往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斗争经验，经常组织右翼团体并召集迁居美国和散居世界各地的越南人投身于他们的“反共事业”。[41]
由于上述三波高潮，越南裔美国人呈现出以下结构性特征，并对其政治游说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越南裔美国人的移民动机主要是政治考虑，因此其政治立场相对保守，普遍认同持“反共产主义”立场的共和党。例如，根据2000年的一次民意调查，600名受访的奥兰治县越裔美国人压倒性地将“与共产主义战斗”当做“首要”或“非常重要”的事务。[42]
其次，与其他少数族裔类似，越南裔美国人相对集中，极大地提高了其政治重要性。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对越南移民实施分散安置政策，但很快便被越南裔美国人的主动回流所瓦解。自1982年起，越南裔美国人日益聚集于南加利福尼亚的奥兰治县，特别是加登格罗夫（Garden Grove）地区——被命名为“小西贡”，或被称作“流放越南人的首都”。[43]目前，越南裔美国人主要聚居于加州大都市地区以及得克萨斯、弗吉尼亚、纽约和佛罗里达等地。
最后，越南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高，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游说活动。尽管第一波越南移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对较高，但第二波和第三波越南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就相差很多。刚到美国的越南人，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差、语言能力不强等原因，多选择待遇不高的工作机会。进入1990年后，越裔美国人的经济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以马萨诸塞州为例，到2007年，越裔美国人的家庭平均收入达到5.7万美元/年，人均收入达到2.3万美元/年，但仍明显低于亚裔人6.9万美元的家庭平均收入和亚裔3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44]
二、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实践
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立场相对保守和人口相对集中，使其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其经济地位相对不高，也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政治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所说，可从美古关系和美越关系的鲜明对比中，发现古巴裔美国人和越南裔美国人的差异，即存在另一种“黄金法则”：谁拥有和给予钱（黄金），谁便能主宰规则。因此，美国能继续对古巴强硬，却对越南开放。[45]由此可以看出，越南裔美国人的游说表现出一种“半心半意”的状态，介于典型的积极游说与反故土游说之间。
与其移民历程相一致，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很大程度上始于1975年后。当然，在1955年至1975年间，越南政权、特别是阮庭艳政权在美国培育了大量的游说力量，为后来的游说打下了基础。[46]但那一时期的游说多为美国人自身出于宗教热情和“反共”等原因而展开的，因此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仍须待大量越南人移民美国后才能正式展开。历史地看，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分界线是1995年的越美关系正常化。
在1995年前，由于强烈的冷战记忆和越美关系敌对，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带有较强的反故土游说特征。这一时期的越南移民大多带有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因此极易转化为更为保守的政治认同。[47]保守的越南裔美国人组织了大量的游说团体，最著名的包括：“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柬老越裔美国人教育与发展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and Advancement for Cambodian,Laotian and Vietnamese Americans，NAFEA），“船民SOS”（Boat People SOS），“越南政治犯家庭协会”（Families of Vietnamese Political Prisoners Association）以及“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Vietnamese-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等。在这一阶段，越南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成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支持“自由亚洲电台”的成立。越南裔美国人大约自1985年前后起便致力于推动“自由亚洲电台”的设立，主要游说手段包括写请愿信和与国会议员见面。在1994年相关决议表决过程中，越南裔美国人是亚裔美国人中唯一集体性支持该决议的族裔。第二，获得对国务院的诉讼胜利。1994年3月，250名越南裔美国人联名起诉国务院，迫使其重新评估其对滞留香港的越南船民的移民政策，而非遣返或迫使他们重新申请移民。最后，通过对国会议员、特别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莱斯利·伯恩（Leslie Byrne）的游说，越南裔美国人成功地使国会通过议案，将1994年5月11日定为“越南人权日”。[48]
越南裔美国人这一阶段的反故土游说还体现在其内部对于是否支持越南的激烈争论甚至暴力行为中，一些倡导越美外交或贸易关系正常化的越裔美国人处境往往比较艰难。例如，著名的反战活动家段文遂（Doan Van Toai）曾其一篇倡导越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文章而于1989年8月被枪杀。[49]又如，一对倡导与越南开展贸易关系的越裔美国人夫妇阮文累（Nguyen Van Luy）和范氏刘（Pham Thi Luu）于1984年5月28日在旧金山被枪杀。在20世纪80年代末越南国家经济几近崩溃之际，多数越裔美国人仍认为，“不应当拯救河内的共产党政权，除非它放弃共产主义”。[50]
随着冷战结束、越南裔美国人日益融入美国社会，其政治游说也逐渐转型，到1995年越美关系正常化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一方面并不反对越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的正常化，另一方面仍对越南的国内政治体制、人权、民主及宗教自由等持负面看法。这种复杂心态导致越南裔美国人一方面支持越美关系发展并欢迎越南国内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迫使越南改善国内政治、人权、宗教自由等状况。
尽管自认为是“难民”，越南裔美国人仍对其故土有着强烈的情感关切。许多越南裔美国人都希望，能在越南实现民主后重返越南。例如，在一份对奥兰治县越南裔美国人的民意调查中，有62%的受访者都说希望在越南实现自由民主后回到越南。[51]正是出于对故土的情感依附，越南裔美国人逐渐地对越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贸易关系发展等不再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们往往同时强调越南国内政治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能力和参政意识等原因，越南裔美国人并未对1995年的越美关系正常化产生太大影响。他们大都相信，外交关系可能会使两国经贸关系得到强化，但越南必然会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即越南人权、宗教、民主等状况将得到改善。例如，“康狄涅格州越南政治犯协会”（Vietnam Political Prisoners Association of Connecticut）会长便认为，经济计划必须要有拯救越南民主的配套措施。[52]又如，2009年当选的首位越南裔美国人国会众议员的约瑟夫·高（Anh ‘Joseph’ Cao，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2010年访问越南时的讲话更体现了这种复杂心态。他对越南的发展表示兴奋，尽管认为越美双方存在诸多分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合作。我的许多期望与越南政府的政策并不吻合，但我仍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合作。”[53]
出于对故土的关心，越南裔美国人很大程度上支持越南国内的经济发展，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越南裔美国人汇回越南的侨汇和尝试为越南创造与美国沟通的渠道方面。越南裔美国人汇回越南的侨汇在1990年只有0.23亿美元，到1995年越美关系正常化时飙升至2.85亿美元，增长达12.4倍；此后更是迅速增长，到2007年达55亿美元。[54]为了促进越南在美国的商业利益，也有人建议越南充分利用美国的游说机制，特别是通过越南裔美国人的力量。[55]深受越南裔美国人游说影响的参议员杰姆·韦布（Jim Webb，共和党，弗吉尼亚州）就认为，尽管越美在人权、宗教自由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美国有超过200万的越南裔美国人，他们可以在越美之间架起很好的沟通桥梁。[56]
尽管如此，越南裔美国人对越南政治体制、人权、宗教自由等状况仍持强烈的负面态度，往往要求美国政府在给予越南经济利益时附加政治条件。例如，在美国国会2006年7月就给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进行表决前，有包括“越南民主同盟”、“越南宗教自由委员会”、“越南人权理事会”等在内的超过50个越南裔组织在《今日美国》上发表了一封致小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的公开信，要求小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关注越南的人权记录，并提出赋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前提条件，包括释放所有宗教和政治犯，停止软禁，允许和承认独立的教会和工会，真正开放媒体等。该公开信最后呼吁，“在上述条件符合前，（请）拒绝给予越南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以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57]又如，2007年春，由于越南政府逮捕了一些宗教人士，在诸多越南裔美国人团体的推动下，白宫和国务院公开批评越南政府，小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还于同年5月与越南裔美国人权活动家举行了长达45分钟的见面会，国会众议院就此以404：0的高票通过一项谴责越南的决议案，国会众议院“美越国会连线”（U.S.-Vietnam Congressional Caucus）主席厄尔·布鲁门瑙尔（Earl Blumenauer，民主党，俄勒冈州）也宣布辞职以抵制越南政府的行为。[58]再如，在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越南前夕，长期支持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诉求的众议院“美越国会连线”主席洛蕾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巴巴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梅尔·马丁内斯（Mel Martinez，共和党，佛罗里达州）等都要求希拉里就人权、宗教自由等问题与越南政府交涉——事实上希拉里也这样做了。[59]
越南裔美国人对待其故土的复杂心态，导致了诸多与越南相关的问题都颇具争议性。例如，1998年12月，南加利福尼亚“小西贡”威斯敏斯特市的一位越裔小贩主在他的店门口悬挂了一幅大型的胡志明画像和一面越南国旗，引发了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越南裔美国人抗议活动。这场抗议长达4个月，最多时参加抗议活动的越南裔美国人高达1.5万人。整个抗议活动中有53天发生在这家小店门口，抗议者要求店主取下胡志明画像和越南国旗，但店主声称这是他的自由，拒绝这样做。[60]又如，《时代》杂志2010年11月的一篇文章将胡志明列为世界10大曾被囚禁的自由卫士，美国的“越南民主党”对此专门致信《时代》编辑部，表示抗议并要求更正。[61]
尽管目前尚难以断言，但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似乎透露出越南裔美国人政治游说即将转型的信号，因为越南裔美国人的投票结构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尽管越南裔美国人对共和党的总体支持并未改变，但如果深入考察便会发现背后的潜流：一方面，越南裔美国人是亚裔美国人中唯一更支持约翰·麦凯恩的族裔团体，对前者的支持率是对巴拉克·奥巴马的2倍。另一方面，奥巴马得到的在美国出生的越南裔美国人的选票高达69%，而在18—29岁的越南裔美国人中的选票也高达60%。尽管这两个团体在越南裔美国人选民中占少数（分别为15%和25%），但他们明显是未来越南裔美国人的主体。[62]此外，越南裔美国人的党派属性也在发生变化：45岁以上的越南裔美国人比45岁以下的越南裔美国人更愿意登记参选，且多注册为共和党人；而45岁之下的越南裔美国人多注册为民主党人，或独立党派，参选比例为前者的一半。[63]
三、越南裔美国人政治游说与南海争端
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的限制，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总体上影响力并不大，特别是与以色列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等相比较。但如果从中国、中美关系、中越关系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等角度看，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就相当重要。因为尽管他们在事关越南的问题上开展政治游说的积极性和能力都存在欠缺，但在涉及南海问题及其他中越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可能是所有亚裔美国人中最为积极的，其影响也随着美国于2010年全面介入南海争端而得以凸显。
越南裔美国人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1958年4月19日，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致函周恩来总理，表示承认中国有关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立场。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越南裔美国人迅速将当天的越南《人民报》复印后在越南裔美国人社团中间广泛散发，立即引起越南裔美国人的强烈反对，称越南政府的这一行为是“卖国”。[64]此后，中越领土争端便成为越南裔美国人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尽管越南裔美国人内部在如何对待越南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在“保卫越南的祖产”不致让给中国的问题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保卫”越南“祖产”方面，态度最激烈的是海外越南人。他们大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亡者，对越南政权有十分强烈的对立情绪，对中国曾帮助越南打赢两场战争从而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并没有好感。更习惯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他们，在西沙和南沙群岛问题上调子最高：不但要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更要整个南海的主权。[65]
冷战后的1991年到1993年间，在美国带头制裁中国的情况下，少数越南裔美国人看到了在南海问题上落井下石的机会，致力于建立一个“海外越南人总联会”。在这一努力失败的情况下，他们又于1995年至2000年间召开了4次筹备会议，试图筹建一个“保卫‘长沙群岛’（南沙群岛）民族阵线”。配合越南国内围绕南沙问题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越南裔美国人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组织了两次“保卫领土大会”。[66]他们甚至组织越南裔美国人到中国驻美国休斯敦市总领事馆正门外进行示威活动。当然，这些组织也支持在越南国内的反对政府“出卖”领土领海给中国的行为，特别是支持在河内和胡志明市非法举行的多次示威活动。
对美国南海政策影响最大的越南裔美国人团体是“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该组织广泛采取政策倡议、资助国会议员选举、与议员会面等手段进行游说，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例如，2003年11月，在越南国防部长范文茶访问美国期间，“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政策倡议书。在该倡议书中，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对越美关系的积极发展表示欢迎，但认为必须同时兼顾：理论上两国政权性质仍存在本质性差异，越南仍是一党专制；两国对人权、宗教自由、政治与公民权利等问题仍存在重大分歧；两国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等等。该倡议书认为，范文茶访问美国的目的，更多不在于越美双边关系，而在于如何联合遏制中国。[67]又如，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杰姆·韦布认为，越南和美国是天然的朋友，越南对美国有战略意义，美国在越南的存在尤其重要。越南的平衡外交对于强化越美关系非常重要，对于东南亚、南海地区的稳定也异常重要。[68]2009年7月，韦布主持了一场“东亚的海上争端与主权问题”听证会。明显受到越南裔美国人的影响，他在其讲话提及中国拘留越南渔民问题，声称“这些争端严重影响到地区内其他国家，只有美国有能力和手段对抗中国带来的力量失衡。如果我们要维持地区内地缘政治的均衡，保证对所有国家都公正，保护每个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国家的话语权，我们就有义务那样做”。[69]一个月后，在访越期间，韦布再次强调，美国应帮助越南“制衡中国”。[70]
2009年是越南裔美国人围绕南海问题开展政治游说最为积极的一年，这对2010年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4月，“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越南裔美国人之声”（Voice of Vietnamese Americans）等组织与美国参议员杰姆·韦布会面，提醒后者他们对于南沙群岛归属争端的观点，并要求韦布能替越南讲话。2009年7月，当美国驻越南大使迈克尔·麦克拉克（Michael Michalak）返美述职时，“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等越南裔美国人团体代表与之会晤，在谈及南海问题时，大使说“美国不会站在某一方面”，而会追求一种“区域性解决方法”。[71]
2009年12月，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与其他越南裔美国人团体一道拜访国会议员，包括巴巴拉·博克瑟、约翰·麦凯恩、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共和党，堪萨斯州）和杰姆·韦布4位参议员和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共和党，新泽西州）、埃德·罗伊斯（Ed Royce，共和党，加利福尼亚州）、桑切斯、佐薇·洛夫格伦（Zoe Lofgren，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共和党，弗吉尼亚州）、约瑟夫·高、本田等7位众议员。尽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越南人权问题，但也讨论了南海争端问题。2010年6月，“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再次派代表赴国会游说，拜访了上述7位众议员中的6位（除洛夫格伦外）、布朗巴克参议员及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其主要使命是推销该组织所提出的“完整”的“南海问题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将南海地区的国际名称统一为“东南亚海”（Southeast Asia Sea），以便各国在讨论该问题时更方便交流；（2）组织一次全球的越南问题学者研讨会，就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达成统一观点；（3）组织由除中国外的南海相关权益申索国代表参与的国际会议，共同“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霸权行径”，地点可选在东南亚或日本。[72]在听取了该方案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两位主要成员表示高度赞赏。他们说，“东南亚各国都要求我们站在他们一方……但这使得我们无法站在任何一边。有了你们这样一个全面的方案，美国才可随时表态支持。”[73]
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尽管美国有自身的系统性政策，但越南裔美国人围绕南海问题的政治游说、特别是2009年的游说努力，对2010年中美、中越、中国—东盟等围绕南海问题的紧张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还应看到，越南裔美国人中也存在少数力量，对于抵消类似“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等组织的游说努力有积极作用，那就是越南—中国裔美国人（简作越华裔人）。如前所述，有诸多越南裔美国人事实上是来自于中国的越南人，因此这些越华裔人在美国面临着一个远较其他单一故土的族裔团体更为复杂的认同建构问题。越华裔人往往同时对越南和中国都有着情感联系，因此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越南与中国关系的恶化，或其他因素导致越中关系恶化。[74]因此，越华裔人的选择往往是充当越南裔美国人与华裔人的桥梁，设法以亚裔美国人等更大的框架来缓解甚至协调越裔与华裔美国人的政治行动，其中较为著名的团体是“越老寮华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IndoChinese 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IAPAC）。该组织是由在美国的越南裔华人、柬埔寨裔华人和老挝裔华人于2000年所组建，旨在动员越华裔、柬华裔和老挝华裔美国人更大程度地参与美国政治。由于其成员的多国经历，“越老寮华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更多追求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华侨之间的团结，而非狭隘性的利益关切。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成功为众多政治候选人筹集竞选资金，包括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谢安达（Adam Schiff，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也包括地方性的州众议员，如加州众议员伍国庆（Mike Eng）、陈文（Van Tran）、阮副（Phu Nguyen）等。[75]由于存在类似“越老寮华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越华裔美国人团体的努力，越南裔美国人在南海争端上的影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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