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人游说的未来发展

尽管存在诸多的游说阻力、特别是来自美国国内社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化的风险，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发展仍表明，亚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极具潜力且正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诞生之后。奥巴马的8年总统任期对族裔游说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至少它的确极大地激发了各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热情，其中包括政治游说。例如，奥巴马在选举期间便大打族裔牌，为其最终获胜贡献了不小力量。而在其执政过程中，族裔游说也有重要影响，如奥巴马任命阿图罗·瓦伦朱拉（Times New Rome）担任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便与古巴裔美国人的游说有着密切联系。^[1]随着中国快速崛起，人们正日益关注崛起的中国与守成的美国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因为这不仅涉及中美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也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中长期发展方向。虑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及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有必要提前谋划、有效和积极地利用美国国内族裔游说的未来发展机遇，规避族裔游说可能的负面溢出效应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为“中国梦”的实现营造有利的政治、外交和社会环境。

一、亚裔美国人游说的未来发展

根据上文的讨论，迄今为止的亚裔美国人政治游说表现出来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考虑到亚裔内部的多样化和不同次族裔团体所面临的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不同，亚裔美国人作为整体只能在涉及一般性国内议题、一般性外交议题、一般性混合议题游说时才会真正团结起来，而在涉及国内俱乐部议题、外交俱乐部议题、故土利益及混合型俱乐部议题和私人产品游说等时就变得分崩离析，难以整合力量。二是，与前一点相关，就涉及外交特别是故土利益议题的游说而言，作为整体的亚裔与单个的亚裔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表现存在重大差异。整体而言，亚裔美国人围绕外交议题特别是美国亚洲政策的族裔游说迄今尚未取得重大成果，如果不说是一无是处的话；与之相比，各次族裔团体的故土利益游说远要成功得多。尽管在未来一段时间，族裔游说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可能变得更为宽松，但作为整体的亚裔游说表现与单个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表现的巨大反差仍可能长期持续，同时围绕一些特殊议题特别是与中国崛起及其与周边邻国关系的议题，亚裔次族裔团体的游说可能变得更为积极甚至相互冲突。

（一）日趋宽松的美国族裔游说环境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利益集团的游说而言变得更为宽松了，这一发展无疑同样有利于族裔游说的发展。但由于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风险存在，族裔游说的发展仍需要其他条件加以保证。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一方面，随着美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和全球化的发展，曾经的“美国例外论”已不再适用，美国仅有的例外只是其实力和地位的例外；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所拥有的实力和地位的例外也正逐渐削弱。美国正日渐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再次回到孤立主义显然不再可能，移民社会及移民与故土的联系就成为美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大助力。换个角度看，可重大受益于移民与故土的联系，很可能是美国未来唯一的例外。

远在诞生之前，美国便形成了一种“美国例外论”观念，认为美国这个新国家必然优于其他国家，注定要超越旧世界。^[2]由此而来的，美国一直持有改造国际社会的长远目标，追求重新安排国际关系体制，使之符合自己的理想和利益。^[3]但如同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今天的美国已从历史上一个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易受伤害的“后方”强国变成了代价高得多、风险也大得多的一个“前线”强国，^[4]美国已经不再例外。虽然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5]但美国再也找不到道德上的合理逻辑，证明美国能不为外部世界所影响，证明美国有着特别的性质、是引导世界走出黑暗世纪的国家。

恰好相反，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独自成功地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换句话说，在众多的全球性风险和威胁面前，美国也已不再特殊。核时代的战争可能性使得美国享受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地缘优越感全然丧失，“9·11”事件便是明证。其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就更是如此，恐怖主义某种程度上把美国当作了最大和最直接的敌人，美国的能源安全在遭受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的中东动荡的情况下显然更加脆弱，环境恶化与气候变化挑战在卡特丽娜飓风之后使得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的立场遭到普遍怀疑，禽流感、艾滋病、SARS等全球性流行疾病更使得国家边界形同虚设，等等。总之，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面对全球性共同威胁时，美国已经不再例外，而是与世界其余部分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

或许有人会认为，美国目前所拥有的权势和国际地位仍是特殊的。但如果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美国目前的特殊权势和国际地位能维持多长时间显然存在疑问。对美国权势衰落的讨论有好几波，但前几波都以“衰落论”的失败告终，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6]此后，美国国内逐渐形成有关“美国霸权衰落”的共识，或如同一位评论家所说，“美国衰落——这次是真的”。^[7]现在，冷战结束之初曾盛行一时的单极论被认为不过只是一个“时刻”而非一个“时代”。^[8]同时，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过去15年的经济奇迹并非基于生产而是基于举债，克林顿政府如此喜爱的大型新兴市场已经成为新兴大国，新德里、巴西利亚和莫斯科日益追求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声音。^[9]对美国衰落的公共舆论也呈现一边倒的格局。根据美国盖洛普（Gallup）公司2000—2012年的系列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权势正在衰落，取代美国的将是中国。在2000年时，认为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人仅有10%，但到2008年升至40%，2012年继续上升到53%。对于未来20年里谁将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2000年时仅有13%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有55%的认为是美国；而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有44%的认为是中国，31%的认为是美国；到2012年，有46%的认为是中国，38%的认为是美国。^[10]皮尤全球态度项目在2000—2011年间开展的一项长期性研究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11]

在美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进而逐渐丧失其“例外性”特征的同时，美国实力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再加上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伴生性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美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且无法再回到孤立主义之中。这就意味着美国未来必须坚持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所提出的发展多元伙伴关系的政策，而美国特殊的移民社会结构及移民与故土的密切联系，就可能不是对美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阻力，相反却是重大的助力。这或许是美国未来仍能保持的不多的例外性特征之一。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族裔游说未来的空间将会更加广阔，族裔游说的政治和社会气氛也将变得更为宽松，其前提仍是实现爱美国与促进故土利益之间的合理平衡。

（二）渐趋敏感的亚裔美国人游说

尽管对整个族裔游说而言，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氛围可能变得更为宽松，族裔游说的爱国主义两难困境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对于亚裔美国人而言，其游说可能在短期和中期内变得更加敏感，更受关注。

一方面，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正处于艰难的身份重构过程中，这可能使其游说与美国国内其他族裔团体的利益产生较大冲突。

与美国国内的其他族裔团体相比，亚裔美国人作为族裔团体的形成时间相对较晚。事实上，在亚裔美国人团体形成之际，美国已经拥有了相对固定和完整的种族结构，即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黑人/白人区分。亚裔美国人的到来对这一种族化结构产生了冲击。为争取更好的待遇，亚裔美国人一开始都设法使自身被纳入“白人”，但事实上几乎所有努力都失败了。^[12]尽管没有被直接列入“黑人”一类，但亚裔美国人很大程度上被列为当时尚未明确界定的“非白人”一类，“黄种人不是白人”但“黄种人也不是黑人”。^[13]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归类根本上强调的是亚裔美国人与来自欧洲的美国人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说，亚裔美国人被认为“永远是外国人”，无论其归化程度有多高、英语讲得有多好。^[14]其最明显的体现是二战期间对日本裔美国人的拘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对作为整体的亚裔美国人的侮辱性称呼，如“清国佬”（chinks）或“黄种佬”（gooks）（越南战争期间对越南人的种族歧视性称呼）。

但自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通过后，美国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印象正逐渐变化。亚裔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逐渐形成。但这一新形象事实仍暗示着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种族结构中的地位困境。就美国种族区分的话语体系而言，对一个族裔团体的评估基于两个方面的标准，即优劣和内外。优劣基于对不同族裔团体的比较，而内外则基于和来自欧洲的“正宗美国人”的比较。根据上述标准，亚裔美国人被认为优于非洲裔美国人，并正快速向白人靠拢。^[15]由此而来的，进入21世纪后，亚裔美国人被认为正在（被）“漂白”：亚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正日益向白人靠近，进而重塑肤色，正与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余族裔区分开来。^[16]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正逐渐将“亚裔和白人”放在一起，而与“拉丁裔和非洲裔”相对立。^[17]

可以预见的是，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正从先前的“非白人”向“非黑人”转变，并日益与“白人”相提并论，甚至被认为是“准白人”。由此而来的一个政治后果便是：亚裔美国人，原本与非洲裔和拉丁裔等有着诸多共享的政治利益进而往往属于相同的政治游说联盟，但随着亚裔美国人的地位日益“提升”，这一政治游说联盟可能逐渐破裂，亚裔美国人的游说利益极可能与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游说利益相互冲突。但与此同时，是否亚裔美国人的游说利益能与“白人”的游说利益相互重合？答案极可能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今天还有谁会称呼来自德国的美国人为德国裔美国人，或来自意大利的美国人为意大利裔美国人？换句话说，来自欧洲的美国人事实上是美国社会的核心团体；相比之下，亚裔美国人的地位要低得多，其与故土的联系也更多被用怀疑的目光看待的。可以认为，亚裔美国人正处于一个夹层之中，一方面正脱离底层族裔的团体，另一方面并不能加入上层族裔行列。这一状况至少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讨论的，亚裔美国人的团结将是个长期性的挑战，同时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亚裔美国人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故土利益游说极可能出现相互对抗的局面。

作为一个泛族裔的界定，“亚裔美国人”这一概念试图将来自不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纳入同一阵营，如日本裔、印度裔、菲律宾裔、韩国裔、越南裔等。但很显然的是，并没有太多要素使这些有着不同故土的亚洲移民团结在“亚裔美国人”这一旗帜之下。例如，根据全美亚裔美国人调查（National Asian American Survey,NAAS）数据显示，只有21%的亚洲移民认为自身是亚裔美国人，有48%的亚洲移民认为其他亚裔次族裔团体的遭遇会发生在自身次族裔团体身上。^[18]而根据全美亚裔政治试点调查（Pilot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Survey,PNAAPS）数据，只有15%的亚洲移民认为自身是亚裔美国人，有49%的亚洲移民认为其他亚裔次族裔团体的遭遇会发生在自身次族裔团体身上。^[19]事实上，亚裔内部各次族裔与故土的联系都是特殊的，如柬埔寨的、韩国的、马来西亚的或巴基斯坦的。因此，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团结仍将是艰难的。

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构成了亚裔内部团结的另一挑战。一方面，得益于其故土的发展，华裔美国人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地位都得到了提升，华裔美国人相对于其他次族裔团体，如日本裔、印度裔、韩国裔、菲律宾裔等的地位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同时华裔美国人内部的各分支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如前文第三、四章所讨论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也影响到美国和周边邻国的对华政策，导致了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政策调整，这又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的族裔间关系，并反映在族裔游说中。例如，有分析认为，当考察在华盛顿主要的亚裔游说时，很明显华裔和印度裔正在崛起，而日本裔却正在衰落。以在美留学生为例，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正快速上升，而日本却急剧下降。2008年，在大专院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9.38万人，日本留学生为2.85万人；这一数字到2012年分别为19.4万和1.99万。中国留学生数量在这5年中增长了近一倍，而日本留学生数量却下降了1/3。而就在不到20年前的1994—1998年间，日本留学生仍是美国外国留学生中最多的团体，其数量在1997—1998年达到4.7万人的峰值。印度留学生数量也增长迅速，2011年达到10万人。^[20]又如，如第五章的讨论所暗示的，随着中美权势转移进程的展开，亚洲各国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中美之间选边，进而与其故土联系密切的相应族裔团体在游说时也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进而，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便极可能被“内化”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如潜在的华裔和越南裔—菲律宾裔围绕中国南海问题的游说对抗，潜在的华裔与日本裔围绕钓鱼岛归属的游说对抗，等等。

（三）日趋分裂的亚裔游说议题

在美国族裔游说环境渐趋宽松而亚裔游说日益敏感的背景下，亚裔美国人游说的议题关注也将出现分裂性发展的可能。亚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将在目前基础上呈现“向上”和“向下”的同步发展：“向上”意味着更加关注一般性的公共产品性质议题，而“向下”则意味着更为关注与特定故土利益相联系的俱乐部性质议题。

一方面，亚裔美国人作为整体的政治游说将日益向美国政治游说的主流方向靠拢，亚裔美国人游说的独特特征将难以形成。

由于亚裔在美国种族结构中的位置逐渐朝向“白人”靠近，亚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议题关注将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以主要关注少数族裔群体权利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为例。尽管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肯定会更加积极地追求不同族裔的同等权利，但就具体权利的侧重而言，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追求则可能出现差异化发展。以选举权为例，尽管亚裔和非洲裔、拉丁裔都支持与选举权相关的议案，但非洲裔可能更关注不同形式的选举歧视，而亚裔则可能更关注如选票的双语设计等技术性问题。与此相类似，在教育政策方面，随着亚裔收入增长和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提高，对公立学校贯彻平权法案可能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当一家知名的公立学校因遵循平权法案而不得不招收固定比例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从而压缩了更为富裕的亚裔学生的名额时。事实上，在得克萨斯州便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抗议，甚至连知名的亚裔组织80/20促进会也都参与其中。^[21]

这样，未来亚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议题关注将逐渐朝具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拥有更多社会财富的白人阶层靠拢。作为一个整体，亚裔美国人本身的力量并不强大，无论是就传统的游说议题关注而言，还是未来的新游说议题而言。因此，亚裔美国人将更多与白人主流利益集团联手，共同推动其所关注的议题。就此而言，作为整体的亚裔游说的议题关注将呈现“向上”发展趋势，即更加关注提供公共产品类的议题。首先是一般性国内议题游说，特别是与公民权利相关的国内议题游说，如双语投票权、亚裔社会地位问题、移民权利等问题；其次是一般性外交议题游说，如美国的移民政策、美国的国际组织政策等；第三是一般性混合议题，特别是如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国际经济政策、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等。

另一方面，由亚裔内部多样性甚至是分裂所决定的，在涉及俱乐部产品特别是故土利益游说时，亚裔便是高度分裂的，各次族裔团体的政治游说高度分化甚至可能相互冲突。

如前文反复讨论的，一旦涉及具体的故土利益，亚裔便可能是高度分裂的；而中国的快速崛起更使这一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就未来10—20年来看，亚裔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将继续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从意愿来看，印度裔、越南裔、菲律宾裔等的游说意愿将重大提升；鉴于故土力量的发展，印度裔、华裔、越南裔的影响力可能有重大提升；而从与美国关系的角度看，印度裔、韩国裔、越南裔、菲律宾裔甚至缅甸裔和柬埔寨裔的游说都可能吸引更多关注；从族裔自身发展看，日本裔的游说影响力将持续下降，韩国裔的影响力仍将继续上升，越南裔和华裔则将面临某种转型——特别是考虑到其故土的政治转型，而正迅速壮大的缅甸裔、柬埔寨裔等可能是亚裔游说的后起之秀。上述多样化趋势，可能导致亚裔各次族裔游说的溢出效果更为明显，这将不仅影响到中国，也可能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

结合前文的讨论，可以总结出亚裔次族裔游说的溢出效果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几种类型。识别这些类型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即次族裔团体相互关系和故土相互关系：即次族裔对抗—故土对抗型、次族裔和平—故土对抗型、次族裔对抗—故土和平型及次族裔和平—故土和平型（表6-1）。次族裔对抗—故土对抗型的溢出效应可能对中国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如上文所讨论的围绕“台独”问题和慰安妇问题展开的游说；次族裔和平—故土对抗型往往是族裔故土间关系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体现，如越南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游说；而次族裔和平—故土和平型产生的溢出效应往往具有一般性，这种溢出效应可能不只是针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具有溢出效应——尽管未必完全相同，如美印核协议的通过便不只是影响中国，也影响巴基斯坦，甚至对整个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都产生了消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次族裔对抗—故土和平型仅是理论上的可能，现实中出现的几率并不高。

表6-1　亚裔游说的溢出效应

基于亚裔次族裔游说的现状，其对中国而言不利的溢出效应仍将长期持续。特别是，就高度分裂的亚裔次族裔故土利益游说而言，将有相当一部分议题涉及中国与相应次族裔团体的故土的关系。未来一段时间内，可预见的亚裔次族裔游说的分裂或对抗性议题主要包括：领土领海争端，目前较为明显的包括越南裔、菲律宾裔围绕南海问题的游说，未来可能活跃的包括印度裔、韩国裔及日本裔围绕中国与相应故土的领土领海争端，华裔在上述问题上的游说可能都不具重大影响力；政治—安全议题，与前一点相关但更为宏观，考虑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可能变化，各亚裔次族裔团体可能顺应美国和其故土的利益，推动建议诸如“亚洲版北约”的主要针对中国的安全架构，华裔在此类问题上的游说也不具重要性；经济关系，特别是在美国日益主导的涵盖了中国多数周边邻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可能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代价促进美国与相应次族裔团体故土的经济关系，可能成为各亚裔次族裔团体游说的一个重点领域，鉴于中国经济规模和前景，华裔游说仍有一定影响力。总体而言，亚裔次族裔游说的分裂和对抗将主要围绕华裔与其他亚裔次族裔的分野展开，其背后则是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与美国及各亚裔次族裔团体故土的关系。

二、亚裔美国人游说的经验启示

如前所述，就未来的发展而言，亚裔游说的溢出效应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在短期内仍看不到缓解的希望。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管理霸权的衰落，亚裔游说可能进一步向着复杂化、多元化和分裂化的方向发展，亚裔游说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可能进一步加剧。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出于对短期利益和确定性的关切，美国的亚太盟国和中小国家可能或被迫或志愿地为美国霸权的延续贡献资源。在它们眼中，现有霸权——在这里是美国——已通过其历史表现证明自身的确可为国际体系提供特定的公共产品，如和平、安全、自由贸易、发展环境、生态保护、危机管理等。^[22]同时，美国的国内政治机制也使其成为相对可预测和合作的霸权，“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元主义和规范化方式使其可与其他国家建立长期互惠的关系”。^[2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看来，中国未来将如何行为仍充满不确定性，尽管中国已经表明自身和平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尤其是地区内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带来的直接威胁明显大于美国，因此它们有充分的动机为美国霸权的延续贡献资源，哪怕得不到美国的正式安全保证。因为，与发展自身军事能力、组建地区联盟或加入对自身有不良意图的地区大国组成的体系相比，支持现有霸权的维持和延长，无疑是它们一种相对廉价的战略选择。考虑到上述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所面临的政治、社会环境及极可能出现的华裔美国人与其他亚裔次族裔团体的游说分裂甚至对抗局面，中国应当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的高度，加强战略规划、平台建设、策略发展和危机预防，针对性地动员华裔、其他亚裔次族裔团体乃至更大的美国各族裔团体和利益集团，塑造对中国有利的族裔游说联盟，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新的力量。

（一）总体战略

中国对华裔美国人的动员及其华裔政治游说的支持，应注意两条原则：第一，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应出于华裔美国人的自愿和自觉，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更多发挥辅助和助推的作用，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到华裔所面临的爱国主义两难；第二，中国辅助和助推华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必须置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中国对外公共外交的框架内加以思考，它更多是一种“锦上添花”，而不能本末倒置。

由此而来的，中国对华裔美国人政治游说和整个族裔游说的应对战略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大力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进程，发展中美之间的务实合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营造有利环境；

第二，致力于中国国内发展，这是华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特别是故土利益游说的基本支撑；

第三，加强中国的公共外交努力，特别是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便利和透明的国内信息，保持与海外华侨华人沟通渠道的畅通，为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提供令人信服的信息支撑；

第四，继续推进两岸和平发展，逐渐达成两岸政治协议，逐渐消除华裔美国人的内部分裂，尽力促进华裔美国人的团结，共同为故土利益而游说；

最后，大力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寻找有效方法切实缓解甚至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缓解甚至消除华裔与其他亚裔次族裔团体的潜在分裂，尽力促进其形成一个整体力量推动美国的对亚太政策朝于我有利方向发展。

（二）平台建设

要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需要加大平台建设力度，以更好地动员和利用华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这一平台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推动以华裔为主体的亚裔政治游说联盟建设。目前，亚裔美国人的游说联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主要针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围绕涉故土利益的泛亚裔游说联盟还很少见，而且极不稳定。

要推动泛亚裔政治游说联盟的建设，就需要在亚太地区致力于建设和巩固区域性机制，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例如，目前亚太地区严重缺乏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特别是应对如朝鲜核问题、亚太地区领土领海争端解决机制、亚太地区各国间信任机制等，在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可与美国及其他地区大国一道，共同追求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又如，随着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着被割裂的危险，特别是原来的由东盟驱动的东盟“10+3”和“10+6”及由澳大利亚倡议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机制的未来作用难以确定。如何协调有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不同努力，共同推动一个繁荣的亚太地区的发展，可成为中美及地区各国的共同追求。围绕这些地区共同利益和集体利益，中国可采取适当努力推动华裔成为整个泛亚裔追求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游说联盟的核心。

其次，改善国内的华侨华人政策机制。目前，国内的华侨华人政策更为关注如何动员和利用海外华侨华人为国内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对如何推动其在移入国发挥更大政治影响，进而促进中国与相应移入国关系，目前的努力尚不够充分。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逐渐深入，中国经济将逐渐从投资驱动转向为消费或内需驱动。从长期看，吸引外资、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资金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如何宣传中国的和平崛起、向国际社会讲述真实和生动的中国梦，进而缓解甚至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正变得日益重要。在这场公共外交努力中，海外华侨华人是一支非常有潜力的力量。国内的相关职能部门需要提前进行机构性改善，围绕未来的任务重心提前调整机制安排、培训相关人才、强化能力建设。同时，考虑到族裔游说更多是非官方性质的，因此也需要发展相应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以便实现与华裔、亚裔及其他族裔团体和组织的无缝对接，提前消除沟通障碍。

第三，发展全球性的华裔动员研究和支持平台。目前，对华侨华人的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特别缺乏围绕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的研究，需要加大对华侨华人参政游说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外交的支持力度。

一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力量仍存在重大不足，既有研究多关注社会性和经济性问题，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政治参与特别是政治游说的研究存在重大不足；另一方面，中国对于以美国为重点的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支持和资助力度都还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其他亚裔次族裔的研究平台要丰富得多，研究力量也更为强大。为进一步推动华裔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中国需要效仿日本和韩国，加大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华侨华人参政议政研究的支持力度，为其提供经费支持、项目设计参考、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等机会，帮助其进行研究和交流平台建设。同时，也应强化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平台建设，在当前各种国家和省市区级研究基地、研究中心、智库计划等纷纷出台的背景下，也需要对海外华侨华人参政议政研究予以一定支持。

（三）具体策略

在上述战略目标和机制平台之下，对动员和利用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还需要注重以下策略：

第一，帮助华裔和亚裔强化参政议政的意识培养，特别是要培育华裔和亚裔积极利用政治游说促进包括故土利益在内的自身俱乐部利益的意识。

华裔和亚裔政治参与特别是政治游说的积极性不高，很大程度上与自身意识不够有关。作为一种辅助性力量，中国可为华裔和亚裔参政提供意识培养的帮助，如提高华裔参政的积极性、鼓励华裔选民积极登记和投票、帮助华裔美国人建立一些社区服务组织等，特别是在选举时期，为选民提供双语服务，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选举信息。同时，在美国大选或地方选举时期，需要加强华裔与亚裔各次族裔间的团结与合作，建立泛亚裔组织，以便集中亚裔的各种政治资源，提高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力量，以便其更多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另外，在泛亚裔组织中不应过分强调华裔的领导权，在选举中应鼓励亚裔逢选必到、有票必投，并结合亚裔知识分子的智力、工商界的财力、普通选民的票力，形成强大压力，展示亚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使整个亚裔在美国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第二，帮助华裔和亚裔提升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如何合理利用美国的政治体制所提供的各种机会。

一方面，美国成熟和齐备的法律体系为各族裔团体提供了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另一方面，尽管华裔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但多从事理工科工作，缺乏在美国从政所需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基础。因此，应鼓励华裔在美国深入学习政治或法律知识，研究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为华裔参政建立人脉基础；同时，也可把有发展前途的华裔学生推荐到美国各级政府机构中实习，为以后华裔参政储备人才。

中国可通过各种国内机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为美国的各种中国研究平台提供资助；以华裔社会团体为依托，加强华裔精英的联络和协调工作，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进而为组织游说美国民众贡献更多力量。同时，也要注意联系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专业游说公司，做好对国会和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政策“教育”工作。还要注意开展经贸游说外交，运用经济手段刺激美国企业界主动为中国做国会的游说工作。此外，华裔政治游说的一个便利是其对中国国内情况的了解，而这又是促进中美沟通的基础。因此，要创造条件，畅通渠道，促进华裔作为中美两国沟通渠道的作用。如可以华裔组织为桥梁，组织各级别官员互访、互派留学生、开展旅游外交、度假外交、组织民族文化活动观摩等等，首先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认识中国的社会主题和发展重点。在此基础上，结合经贸往来，推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美国各州之间的地方性国际合作，将公众外交的职能放到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扩大合作面。

第三，要帮助华裔美国人设计更为全面和高效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策略，避免低效、无效甚至产生副作用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

要突出华裔游说的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国会游说。要把重点放在国会各委员会主席、负责中国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以及并非极端反华的议员上面。尽量避免以党派划线，也要克服以批评中国政策划线的做法。对于反对中国的声音，不要仅仅从如何应对和如何处理的角度分析，而是要注意分析那些对中国不太友好的议员的背景，深入研究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意见，然后提出将来同他们打交道时的参考意见。同时，并不是每个议员都是游说的对象，能被影响的仅仅是那些本来就持中间立场，头脑又比较开明的议员。要注意和一些关键议员保持良好的个人联系，通过他们做其他议员的工作。

要注重华裔游说的方式方法，精心设计国会游说方略。要改变“前期准备不足、后期被动应对”的传统模式，不要等到美国国会出台对我不利的议案或者法律之后再做工作，应支持和资助华裔组织主动出击，游说国会审议通过有利于中国的提案，逐步确立一个规范中美关系的国会法律框架，确保即使出现意外，也不会离开轨道太远。要特别重视着眼基层，认真做好选区游说，以树立中国形象为重点，深入细致地做好选民的工作，进而影响议员。

要严守政治游说相关规则，避免陷入游说陷阱。游说议员也要讲究策略，讲究技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办法不当，很可能是被认为是“买通”议员。因此，开展国会游说必须充分掌握和有效运用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与前一点所讨论的能力建设密切相关。

当然，中国也可以考虑在大使馆内设置专门的负责华裔美国人政治参与和政治游说的官员，在强化与华裔组织联系的同时，重点帮助其提高意识培养、能力建设和参与策略设计等。

最后，要预想各种可能的危机状况，提前做好危机管理和预防的各种预案，避免华裔游说的可能负面后果。一方面是要吸取20世纪70年代韩国裔游说丑闻的教训，既鼓励合法的捐款以支持自己的候选人，又要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另一方面，要针对各种可能的针对华裔和亚裔的种族歧视、故土利益压制等事件，提前做出各种预案，一旦发生时以最快的速度动员华裔、建立泛亚裔甚至跨族裔的游说联盟，确保负面事态不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影响华裔亚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权利和参政议政环境。

【注释】

[1]Laura Rozen,“Names: Latin America,”Foreign Policy,February 11,2009,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02/11/names_latin_america_nea_and_dod.

[2]有关美国例外论的论述，可参见关中：《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章第3节。

[3]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4]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5]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July/August 2002）,pp.20–33.

[6]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的中长期战略前瞻》，载《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46-48页。

[7]Gideon Rachman,“Think Again: American Decline- This Time It's for Real,”Foreign Policy,Jan/Feb 2011.

[8]Michael Mann,“The First Failed Empire of the 21st Centu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4,2004.

[9]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No.99 ,2003.

[10]Lydia Saad,“China Surges in Americans' Views of Top World Economy,”Gallup,February 14,2011,http://www.gallup.com/poll/146099/China-Surges-Americans-Views-Top-World-Economy.aspx; Jeffrey M.Jones,“Americans Still View China as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Gallup,February 10,2012,http://www.gallup.com/poll/152600/Americans-View-China-World-Leading-Economic-Power.aspx.

[11]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U.S.Status as World’s Superpower Challenged by Rise of China,”July 13,2011,http://pewresearch.org/pubs/2059/-superpower-china-us-image-abroadafghanistan-terrorism.

[12]Ian Haney López,White by Law: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Race（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

[13]Gary Y.Okihiro,Margins and Mainstreams: As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4）,p.62.

[14]Roger Daniels,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ese Exclusion（New York: Atheneum,1972）; Roger Daniels,Not Like Us: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America,1890-1924（Chicago: Ivan R.Dee,1997）; Ronald 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updated and revised edition（Boston: Little Brown,1998）.

[15]Claire Jean Kim,“The Racial Triang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Politics and Society,Vol.27,No.1（1999）,pp.105-138.

[16]George Yancey,Who Is White? Latinos,Asians,and the New Black/Nonblack Divide（Boulder,Colo.: Lynne Rienner,2004）,p.4.

[17]David Palumbo-Liu,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Palo Alto,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

[18]Janelle Wong et.al.,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merging Constituents and their Political Identities（New York: Russell Sage,2011）.

[19]Pei-te Lien et.al.,The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4）.

[20]“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 Fast Facts,”Open Door 2012,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November 2012,http://www.iie.org/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

[21]Terry Baynes,“Asian-American Rift Over Supreme Court Affirmative Action Case,”Chicago Tribune,August 14,2012; Richard Kahlenberg,“Asian Americans and Affirmative Action,”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une 1,2012; Schmidt,Peter.2012.“Indian-American Groups Urge Supreme Court to End Race-Conscious Admissions,”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May 30,2012.

[22]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载《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夏季号（总第35期），第2页。

[23]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Power,Institutions and West Order,” in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 eds.,China’s Ascent: Power,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