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后的历史反思

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其后果既可惊又可骇，既可喜又可忧。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历史上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其影响的长远程度和深刻程度，没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不容易看清的。

如今，废科举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严复无法预料废科举对中国的影响到底会如何，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了呢？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而且，对彻底废止一个延续1300年且影响重大的科举制，即使是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一百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更为明晰全面。

作为一种选材制度，科举制的连续性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24]。曾几何时，科举考试的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25]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萦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科举虽然已成历史，但又不仅仅是历史，科举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深刻烙印在现代社会还经常若隐若现。因此，纪念废科举百年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处在千载难逢的时刻，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科举制废止一百周年？我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应该冷静客观地评价科举制，纠正对科举制的片面印象；应该对其积极方面继承和参考，对其消极影响继续批判和防范；应该认真地借鉴其成功的经验，深刻地吸取其失败的教训；我们尤其应该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深刻的反思。

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26]虽然后来梁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我倒认为，从考试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性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当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虽然可能形式上或名称上已和先前的考试制度不同了。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年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做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一些年前，会试主考官因为作弊授予两三个学位而被处死时说：“作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它的威胁却是不可估量的，它将动摇人民对这唯一获得荣誉和入仕的途径以及对政府的信心。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损害科举制而不带来风险，他可以按多数人的愿望而降低科举的要求，但他不能取消它而不引起剧烈的动荡，因为科举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权利的特许状。”^[27]只要是稍微不太昏庸的皇帝，一般都犯不着为某一臣子个人而坏了科举制度的大法，进而危及其统治。

举例来说，唐玄宗时，玄宗身边的一个亲信希图将赏赐给其女婿的官位换成进士科名，玄宗答应后，通知礼部给其及第。主管科举的礼部侍郎将此事禀报宰相。宰相认为：“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劝？”结果只好作罢^[28]。宰相之所以敢将皇帝许诺的事情挡掉，其理由为：官职是一回事，天子可以一时兴起封官许愿，但科名是另一回事，作为“国家取才之地”，有其才学标准，不经考试，未达标准，想找皇帝走后门也行不通。而玄宗虽贵为皇帝，对此也不再勉强。又如，清康熙时，文果和尚因“圣祖南巡见之，命入京师，居玉泉精舍，宠眷殊厚。和尚一日携其孙入见，上问何事来此，和尚奏曰：‘来此应举。’上曰：‘应举即不应来见。’盖防微杜渐，虑其希望非分之恩也”^[29]。也说明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科第名位颇为神圣，不可造次。

亨廷顿曾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30]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了。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东西。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事先对规则做出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强制性。

又如，过去人们总是将贡院描述为可恨可憎的考试地狱，对其中的号舍，也多是指责其狭小，考生在里面无法伸展四肢舒服地躺下。其实，现代中国人对贡院了解甚少。影视作品中经常有明清乡试或会试的场景，但大多数描述从进场出场以及考试时间，到贡院的具体形制都与历史实际不符。明清贡院的形制，是总结几百年科举考试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号舍是贡院存在的根本。贡院的本来意义就是考场，而每个考生一间的号舍是明清（或许也包括元代）贡院的特色所在。古今中外有形形色色的考试，但只有明清贡院才有那么奇特的独立的考试小空间。号舍是用最简单的设计、最少的材料，建出容纳一个考生最低需要的考试单间，它便于防止作弊，有利于举子独立静思答卷。虽然很多人都说举子在其中坐卧辛苦，但对一种需容纳成千上万人考试而又想兼顾每个人有独立空间的考场来说，三尺宽四尺深的号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对号舍的形制，现代人不应有太多的嘲讽，它实在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有代表性的有形标志^[31]。从贡院这一考试炼狱中煎熬出来走向仕途的人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如果说贡院是“三场辛苦磨成鬼”的考试地狱的话，它也是通向古代“人间天堂”的考试地狱。

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制度，它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到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

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严复的预言会更为理解，对科举制的评价也肯定比现在更客观更深刻。虽然你我大概都无法坚持到那一天，但至少我们在科举制百年祭的今天，以研讨科举制和科举学的方式，尽量做一点值得纪念的努力。

【注释】

[1]有人认为2005年9月2日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纪念的日子”，见韩立平《当英语成为科举》，《文汇报》2005年1月31日第9版。

[2]关于科举制起始于大业元年的观点，笔者已撰就《科举释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一文，进一步加以辨析和阐述。

[3]即使是在国运日危之时，李煜犹然留意于科第。据《十国春秋》卷十七《南唐·后主纪》载：北宋开宝八年（975），宋兵已将唐都金陵城团团围住，南唐政权危在旦夕，还照样举行科举考试。当时，“举国皆知亡在旦暮，而光政副使张洎犹谓北师已老，将自遁去，后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户部员外郎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

[4]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14页。

[5]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122页。

[6]Ann Waltner，Building on the Ladder of Success: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nd Recent Work on SocialMobility.Ming Studies，17，Fall，1983，p.30.

[7]Chinese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All Year Round.Vol.XII，Dec 17，1864，pp.445～453.

[8]J.G.Keer，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Examination Hall at Canton，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New Series，No.3，Dec.1866，pp.63～69.

[9]E.L.Oxenham，Age of Candidatesat Chinese Examination；Tabular Statement，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for the Year 1888，New Series，Vol.XXIII，Shanghai，1889，pp.286～287.

[10]《钦定科场条例》卷二九《搜检士子》，乾隆十二年上谕。（《续修四库全书》八三○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70页）

[11]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五《科目》。

[12]刘海峰：《科举制长期存在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3]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1页。

[14]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5]《大公报》第439号，1903年9月10日。

[16]《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京印本。

[1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62～63页。

[18]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光绪政要》卷三一。

[19]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3期，1906年4月。

[20]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本，总24014页。

[2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46～147页。

[22]William Ayers：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1，pp.244～245.

[23]张守常：《袁世凯称帝与“洪宪科举”》，《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2期。

[24]E.A.Kracke.Religion，Fam 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In John K.Fairbank（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251～268.

[25]曾德昭1667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通史》第8章，第61页。转引自Ruth Hayheo and Marianne Bastid ed.，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N.Y.:ME.Sharp，Inc.，1987，p.24.

[26]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208页。

[27]W.A.P.Martin，The Lore of Cathay 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1901，p.326.

[28]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

[29]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和尚之孙应举”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2册，596页。

[30]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12页。

[31]因此，宫崎市定《科举——中国の试验地狱》一书英文版（Ichisada Miyazaki，Trans by Conrad Schirokauer，China's Exam inaton Hell: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John Weatherhill，Inc.，1976）便以江南贡院号舍正面图作为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