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进士科举的确立时期。唐代近300年间，科场风云屡有变化。唐初科举制度尚在草创阶段，进士科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显要。高宗永徽二年（651）以后，秀才科实际上已停废[3]，“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4]。永隆二年（681），进士开始加试杂文。到了盛唐时期，进士科的竞争日益激烈。天宝元年（742），知贡举的礼部侍郎韦陟认为：“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章，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复，片善无遗，美声盈路。”[5]从此开了纳省卷（公卷）的先例。在此前后，进士行卷之风逐渐兴起。
从唐肃宗至唐敬宗在位的中唐时期（756—827），是唐代科举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也是科举人才辈出、科场事端频仍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在韩愈从开始科举生涯到逝世的贞元长庆年间（785—824），更是唐代进士科的鼎盛时代。其表现一是进士出身位极人臣者所在多有，二是进士科拔取了许多才学之士，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韩愈本人等。出现这种科举得人的局面与当时实行通榜与公荐、注重一场考试之善与平时才学专长相结合来拔取人才的机制有关。唐代科举具有创始性、进步性、多样性和变动性[6]，这些特点在中唐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然，考试与推荐相结合也有很大的弊病，许多举子为了求得达官贵人举荐或著名人士延誉，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干谒行卷。《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二》引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通榜和公荐方式很容易为权要达官把持科举，有违公正取士的原则。
可是，不论喜欢与否，韩愈所处的中唐是唐代科举通榜和公荐最为盛行的时候，就是实行这么一个人治与制度并举、考试与推荐结合的取士办法。因此，只要想应进士科入仕，就必须造请权要通关节，或与先辈名人往还以激扬声价。主司在录取时往往要“采誉望”，即考虑舆论认为具有声誉的举子。这样，有时名声的重要性不亚于实际才学。《柳河东集》卷二三《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说：“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古语今，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什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如果不能先声夺人，且又无重要人物加以推荐通榜，则很难有进士及第的机会。从贞元五年（789）到七年，韩愈连续三年应试，结果都告失败。贞元八年（792），韩愈积极地投献诗文于公卿间，并得到宰相郑庆馀为之延誉，因而知名于时，加上有补阙梁肃为他力荐，受到该年权知贡举兵部侍郎陆贽的赏识，韩愈终于如愿以偿，与欧阳詹、李观、王涯、李绛等人同登该科进士“龙虎榜”[7]。“龙虎榜”之所以古今著名主要也是由于韩愈榜上有名。然而，韩愈“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8]，在好不容易考中进士之后，他于贞元九年（793）、十年、十一年连续三次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辞科目选考试，但都以失败告终。韩愈这段艰难的选举考试经历使他深知觅举和应选之苦，从切身体会中他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的后进之士多么需要有人帮助制造名声和积极推荐，这也是他后来热衷于引致后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张不平则鸣、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对“贤者恒不遇”[9]的现象深有感触并且怨声载道，当他入仕之后，痛定思痛，一有机会便努力为后学争取科第。《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科场处分之轻》谈到唐代通榜事例时说：“韩愈负文名，遇举子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对于前来求教和投贽行卷的进士举子，韩愈往往热情地给予帮助。韩愈荐士最著名的一次是贞元十八年向祠部陆傪员外推荐侯喜、侯云长等十人，该年由中书舍人权德舆典贡举，陆傪佐之。韩愈当时首次担任京官四门博士不久，品秩虽居朝廷百官之底，但却十分尽力加以推荐。他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说：“执事好贤乐善，孜孜以荐进贤良、明白是非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执事之与司贡士者相知诚深矣；彼之所望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谓至而无间疑矣。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志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其求，顺其必从也。”他认为侯喜、侯云长二人为“文章之尤者”，刘述古“其文长于为诗，文丽而思深，当今举于礼部者，其诗无与为比，而又工于应主司之试；其为人温良诚信，无邪佞诈妄之心，强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趋事静以敏，著美名而负屈称者，其日已久矣”；而韦群玉“其为人贤而有材，志刚而气和，乐于荐贤为善”。因此，韩愈推荐说“凡此四子皆可以当执事首荐而极论者。主司疑焉，则以辨之；问焉，则以告之；未知焉，则殷勤而语之：期乎有成而后止可也。”对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馀、李翊六人，韩愈则认为他们“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凡此数子，与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实，主词疑焉，则与解之；问焉，则以对之；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
结果，陆傪认真听取了韩愈的建议，在通榜帖中向权德舆推荐，当年尉迟汾、侯云长、韦纾（一说即韦群玉）、沈杞、李翊五人便进士及第。接着权德舆主榜的贞元十九年和二十一年，侯喜、刘述古又登第，在三榜所取72人中，韩愈所荐者便占了七位。此后元和元年（806）李绅、二年张后馀、张苰又都应举成名。在韩愈推荐后的五年之内，十人皆榜上有名，其成功率是十分高的。陆傪听取韩愈的意见与韩愈诚心尽力、说服得当有关。韩愈推荐人才不遗余力，在他尚未当四门博士前于《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中便充分表现出来：“进士侯喜。右其人为文甚古，立志甚坚，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贫亲老，无援于朝，在举场十余年，竟无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与之还往，岁月已多，尝欲荐之于主司，言之于上位，名卑官贱，其路无由；观其所为文，未尝不揜卷长叹。”而陆傪通榜成功，又与当时典贡士的权德舆善于识才有绝大关系。权德舆去世后，韩愈对当年权德舆录取他所举荐的门生之事仍念念不忘，在《唐故相权公墓碑》中，韩愈对其公平取士大加赞颂：“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奏广岁取进士明经，在得人，不以员拘……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踵相蹑为宰相达官，与公相先后；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几百余人。”可见事隔多年之后，韩愈对贞元十八年那次为弟子求取科第成功之事仍然感激在心。
韩愈贞元十八年的举荐通榜也是唐代科举史上的一个典型事例，因此《唐摭言》卷八《通榜》首条便载此事。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专列《韩文公荐士》条，记述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的来龙去脉，并说“韩公与书时，方为四门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荐为犯分。”洪迈从韩愈此次荐士的史事进而得出对唐代通榜的总体评价结论：“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当然，韩愈荐士及第并不止这一次，据唐无名氏撰《灌畦暇语》载，程昔范“初应举时，行其文卷有所谓《中谟》者，大为昌黎韩公愈所赏”，于是为其奔走争取。据说韩愈曾对主司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结果榜发下第，“大振屈声”。在元和十三年（818），庾承宣知贡举时，程昔范终于如愿以偿[10]。
在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中唐科场中，韩愈那么积极为弟子争取科第除了由于自己有过艰苦的科举生涯因而推己及人这一因素外，还因为韩愈认为推举者和被举者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利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相须、相资的利益关系。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指出：“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土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然而，实际上王公大人与布衣之士并不是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布衣举子求王公大人延誉通榜是急迫的现实的，而王公大人借助新进举子来传播美名是潜在的未来的。因此，就连韩愈本人在后来也不像原先那样热心于为后进争取科第，《唐国史补》卷下“韩愈引后进”条说“愈后官高，不复为也”。《新唐书》本传则说“愈官显，稍谢遣”。不过，就总体来说，韩愈为弟子奔走科场仍是唐代最有名的范例之一，这也是“韩门弟子”得以形成的首要因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