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科场中为弟子后进延誉争胜已成为普遍风尚。“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11]。这是韩愈自己发出的感叹。赵璘在《因话录》卷三《商部下》中说：“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杨公尤深于奖善，遇得一句，终日在心，人以为癖，终不易初心。”像柳宗元等人，也有许多弟子。《旧唐书》卷一六○《柳宗元传》载：“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而像盛唐时元德秀也有程休、邢宇等一大批人随其进修，“皆号门弟子”[12]。然而，当时却没有人称“柳门弟子”或“元门弟子”，唐代以师门尊姓专称的仅有“韩门弟子”一家。那么，在引致后进“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许多人“皆以引接后学为务”的情况下，为什么韩愈“独有接后辈名”？为什么独独会形成“韩门弟子”之称？或者说“韩门弟子”之名何以独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韩愈善于识才，比许多人更懂得科举学问。中唐科场注重举子平时的才学名声，“采誉望”便是参考进士科举人的知名度。举场中“激扬声价，谓之往还”[13]。而所谓“往还”、“激扬声价”，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来回“炒名声”，扩大知名度。对这种“激扬声价”的科举学问，韩愈是相当在行的，也很积极为弟子制造名声。他在《送权秀才序》中说：“伯乐之厩多良马，卞和之匮多美玉，卓荦环伟之士，宜乎游于大人君子之门也。……愈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若权生者，百无一二焉。如是而将进于明有司，重之以吴县之知，其果有成哉！”韩愈还在序文中对权秀才的文章大加赞颂，这无疑对提高权秀才的声望大有好处。韩愈认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14]，并且深知“伯乐一顾价增三倍”[15]的道理，因此十分热衷于当“伯乐”的角色。《唐摭言》卷六《公荐》载：“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藉甚，亦一代龙门也。”牛僧孺为此干谒行卷，得到称赏。“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以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唐摭言》这则记载的具体情况与史实并不符合，但它也反映出韩愈善于激扬声价造成轰动的谋略。韩愈十分明白“违众而求识，立奇而取名”[16]的道理和规律，在接受李贺行卷读到首篇《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之后，克服了送客归来“极困”的状态，邀见李贺[17]。传闻韩愈曾惊叹七岁的李贺诗歌之优美并亲为束发[18]，后又为李贺举进士作《讳辨》，皆表明韩愈善于发现人才并为其争名科第。贞元十九年（803）六月，因天旱罢礼部贡举和吏部铨选，时为四门博士的韩愈自知虽非朝官，但却上《论今年权停举选状》，指出“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一则远近惊慌，二则人士失业。”这次停举是中唐70年科举史上少有的一次（另一次为宝应元年，762年），韩愈是该次停举最激烈的反对者，这说明韩愈比一般朝官更关心选举取士。皇甫湜《答刘敦质书》说：“湜求闻来京师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颠蹶，二年以不试狼狈。”可见贞元十九年停举（其结果是贞元二十年无登第者）对于韩门弟子有直接的影响，韩愈上状反对杜佑的停举主张也有为其后进弟子应举作想的成分在内。
其二，韩愈敢为人师且善为人师。在培育人才方面，韩愈十分赞同孟子的观点，他在《上宰相书》中指出：“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存焉。其一曰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圣人贤士所极言至论，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而，从魏晋之后，师道不行。“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资道丧八百年矣”，“学者以不师为天纵，独学为生知”[19]。在师道日微的唐代，士人争趋文学词科，中唐时进士科的实际地位远远超过明经科，文士撰文，唯恐不自己出，于是“贵彼生知，耻于下学”[20]。就是在“举世不师”、“为人师者众笑之”[21]的社会背景下，韩愈不顾流俗，抗颜为师，招收后学，认真地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即使是被笑骂为“狂人”也不为所动，确有非凡的胆识和远见。在身体力行的同时，他还从理论上阐述人非生而知之者故需要从师的道理，公开作《师说》，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教育理论经典文章。由于他不畏攻击毁谤，张扬师道，因而成为后学景仰的师表。韩门弟子刘义，就是“闻愈接天下士，步归之”。而且，韩愈还有教无类，对各种性格的弟子皆能宽容待之。刘义“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恃故时所负，不能俛仰贵人，常穿屐、破衣……能面道人短长。”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刚烈放浪形骸的弟子，在一次与宾客发生激烈争论后，拿了韩愈的数斤黄金离去，并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22]。韩愈也未能或未加制止，说明韩愈胸襟阔大，颇能优容弟子。而张籍“性狷直，多所责讽于愈，愈亦不忌之”[23]；李汉“为人刚”，韩愈却颇为“爱重，以子妻子”[24]，也充分说明韩愈师道的宽容博大。因此，韩愈奋不顾流俗、抗颜而为师是韩门弟子独盛的一个重要原因[25]。
其三，韩愈关心弟子，弟子不辱师门，提高了韩门之声望。对待名列门墙的弟子，韩愈不仅在文学和科第方面加以指导提携，而且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旧唐书》本传载：“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颇能诱励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唐摭言》卷四《师友》说：“韩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北面师之。”并引《实录》说：“愈与人交，其有沦谢，皆能恤其孤，复为毕婚嫁，如孟东野、张籍是也。”这些历史记载和评价皆充分说明韩愈之人格。
韩愈关心帮助弟子，弟子也相当尊敬韩愈，而最好的报答便是继承韩门衣钵，宣传他的文学主张和儒家道统，在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往已有不少学者谈及韩愈有意将推行古文与提拔后进这两件事联系结合起来[26]，而且以前一般理解的韩门弟子多指经韩愈指点和培养的古文作者[27]。确实，韩门弟子尤其是韩门高足如皇甫湜、李翱、李汉、沈亚之等人对古文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弟子的推动，当时古文很难形成气候，也难以称之为“运动”。韩愈培育后进在事业上是得到回报的。韩愈自己曾说：“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28]实际上，韩愈与弟子的师承关系也与孔门类似。韩愈为文闳中肆外，博大精深，弟子则沉浸醲郁、含英咀华，教学相长、尊师爱生的传统在韩愈师门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应该说，韩愈为门弟子教文章、争科场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论及韩愈“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时所指出的：“退之同辈胜流如元微之、白乐天，其著作传播之广，在当日尚过于退之。退之官又低于元，寿复短于白，而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纪，元白之遗风虽或尚流传，不至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29]
在儒学衰微、师道不行的唐代，韩愈及其弟子独树一帜，成为唐代最可称道的师门关系，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唐代文风大盛，韩门弟子所传也多不是经学家法而为文章诗赋，这与汉代的经学师法、宋代的程门立雪或其他宋明理学大师在书院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及师承内容或有不同，但在中唐趋重进士词科这一特定的文学社会和时代背景中，韩愈将传道授业与科场争名结合起来，在中国科举史上也留下了独特的一页[30]。
【注释】
[1]麦大维先生曾指出韩愈对私淑弟子的关心和兴趣要超过对国子监学生的关心这一事实。见David Mc-Mullen，Han Yu：An Alternative Pictu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01.49，No.2，1989，pp.603～657.
[2]《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李翊书》。
[3]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第四章《唐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7月。
[4]《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5]《册府元龟》卷六五一《贡举部·清正》。
[6]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14页。
[7]John.Lee，TheDragonsand Tigersof792:TheExamination in TangHistory.T’ang Studies，No.6，pp.25～27.
[8]《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宰相书》。
[9]《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与崔群书》。
[10]《因话录》卷三《商部》下。
[11]《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刘正夫书》。
[12]《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传》。
[13]《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
[14]《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杂说》之四。
[15]《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为人求荐书》。
[16]《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牛堪序》。
[17]张固：《幽闲鼓吹》。
[18]《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19]《吕叔和文集》卷三《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
[20]《唐摭言》卷五《后论》。
[21]《柳宗元集》卷十九《师友箴（并序）》。
[22]《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传》附《刘义传》。
[23]《唐才子传》卷五《张籍》。
[24]《新唐书》卷七十八《淮阴王道玄传》附《李汉传》。
[25]钱基博：《韩愈志》“韩门弟子记第五”，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107页。
[26]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66～78页。
[27]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268页。
[28]《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王秀才序》。
[29]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30]本篇为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而作，发表于《漳州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并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作为当代中国隋唐史研究的大家，韩先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韩门弟子”。本人忝列韩门多年，后来虽不在唐史学界行走，但研究科举学也与韩先生早年的科举研究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先生于2003年8月6日仙逝，本人曾于前一日到厦门大学医院探望。于今思之，令人追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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