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经与进士科的对立及统一

明经与进士虽是唐代科举中最经常和重要的两个科目，却是两种不大相同的入仕道路，有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立。明经进士之对立与经术文学之争论重叠相关。

就主要方面而言，明经重经术，进士贵文学，这是两条不同的入仕途径，明经出身入仕为“以专经进”，进士出身入仕为“以词笔取科名”^[94]。因此，明经和进士两科分别称为“通经之目、试文之科”^[95]，“经术甲科”、“文学裕蛊”^[96]，“经学之子”、“文艺之流”^[97]等。两者的差异是泾渭分明的。虽然明经及第者可再举进士，擢进士第者也可再应明经，然而此情况却很少，终唐一代，可考的重复应两科者仅数人^[98]。这除了因为一般单科及第便可待选释褐及两科轻重不同外，主要还由于明经长于经术，进士长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入仕途径。《欧阳行周文集》卷九《送常熟许少府之任序》云：“君十三举明经，十六登经。后之举进士，皆屈于命。”便说明明经再应进士难以及第。

唐代明经与进士科地位的高低，经历了一个升沉变易的过程。“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教人之本，则义理为先”^[99]。一直到哀帝天佑三年敕文，还说“取士之科，明经极重”^[100]。唐前期裴行俭、裴炎、狄仁杰、敬晖、崔玄、杜景俭、韦安石等数十人皆是以明经出身而位臻宰相的。而任台省官、州刺史等要职者则更多，如裴宽兄弟八人，皆擢明经，任台省官、州刺史^[101]。因此韩愈说：“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登第于有司者，去民亩而就吏禄，由是进而累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为获也亦大矣。”^[102]但到唐后期，明经官至显列者寥寥无几，而进士出身者则势力逐渐增大，占据了朝廷中大部分重要官职。明经实际上被人们轻视，尤其是被进士及第者和进士科举人所轻视。李珏弱冠时举明经，华州刺史李绛说：“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103]王凝两经擢第后，大中元年再登进士甲科，崔彦昭次年下第，来拜访凝，凝戏之曰：“君却好应明经举也。”彦昭认为受了奇耻大辱，矢志报复^[104]。进士轻明经，明经也必然与进士产生对立情绪。

试从元稹为例，将唐代明经与进士科的对立做一个案分析。贞元九年，元稹15岁时以明经及第，24岁以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在重进士轻明经的社会风尚中，他肯定遇到了不少烦恼之事，心中愤愤不平，对进士也产生了一定的对立心理。因此，他在28岁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对策^[105]中指出：“工文自试者，又不过于雕词镂句之才，搜摘绝离之学，苟或出于此者，则公卿可坐至，郎署可俯求，崇树风声，不由殿最。”他声称自己的对策“皆以指病陈术为典要，不以举凡体论而饰文词。”他抨击和责问重用文辞之士的弊病说：“臣窃见今之备朝选而不用文字者，百无一二焉。夫施众网而加一禽，尚不能得，况张一目以罗万品，而望其飞者、走者、大者、小者尽出乎其间，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哉？”

元稹的愤懑是有所由来的。此道策问仅提到“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竟衰”等语，并未要求具体对科举制详加评论建议，而他却从“通经、文字之科”方面大加发挥。看来元稹在明经出身后至此时的十三年中，对此已多所思索，因而胸有成竹，在对策中指出“尚儒术而衰盛业，盖章句之学兴，而经纬之文丧也”，并提出了改革明经和进士科的设想：“陛下诚能使礼部以两科求士，凡自《唐礼》、《六典》、《律令》凡国之制度之书者用。至于九经、历代史，能专其一者，悉得谓之学士：以钚贯大义、与道合符者为上第，口习文理者次之。其诗、赋、判、论，以文自试者，皆得谓之文士：以经纬今古、理中是非者为上第，藻缋雅丽者次之。”元稹提出的改革科举的宗旨是振兴儒术，提倡“经纬之文”，而将辞藻文华退居次要地位。在应试仓促之际能引申发挥出此等观点，说明他平日对明经与进士科的利弊轻重曾深思熟虑，此次对策是有备而来，有的放矢的。

康骈《剧谈录》卷上《元相国谒李贺》条载：“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年老（当为“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裕讳进，不合应进士举，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感轲。”^[106]此为传闻，不符合事实，前人辩析已详，贞元九年元稹第明经时李贺才四岁，故有误。但这个虚构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的情况，而且也反映了进士与明经的互不相容，连应进士的举子都那么自以为是，不屑与明经交往，明经也有相当的自卑感，这种心理很容易产生对立情绪。

无独有偶。如果说元稹遭李贺嘲弄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的话，那么他在另一场合被当众羞辱则是确实无疑的。《旧唐书·武儒衡传》载：元和十五年五月，“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閤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气自若。”《资治通鉴》卷二四一也载此事。按两《唐书》本传皆不载武儒衡出身，徐松《登科记考》从柳宗元《四门助教厅壁记》和李翱《武儒衡墓志铭》中，考出武儒衡是贞元九年及第进士。元稹此次遭到羞辱，主要是由于他结交宦官而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故被“气岸高雅”、“论议劲正”的武儒衡鄙视而指桑骂槐一番。但是否也有因为元稹为明经出身而被进士出身的武儒衡轻视的因素在内？我认为或许多少有此因素。元稹是唐后期屈指可数的位至显列的明经中的一个，在将明经视为只念经疏，不会经义，“何异鹦鹉能言”^[107]的社会中，元稹受到轻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元稹访李贺之事记载不实，但十五岁时即明经及第，在其阅历中发生类似事件是完全可能的，《剧谈录》所载或有其他人物原型也未可知。

总的说来，明经长于经术而拙于文学，在贵重文学的唐代社会，尤其是在唐后期很容易被轻视，他们也多主张取士应以经术为先。如崔玄明经出身，“少时颇属诗赋，晚年以为非己所长，乃不复构思，唯笃志经籍，述作为事”^[108]。中宗时，明经出身的姚珽为太子詹事，一再讽谏节愍太子：“经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谙识成败。雅诰既习，忠孝乃成；传记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识古今鉴戒之规，经史为先，斯为急务。”^[109]前述唐代经术与文学之争中，有些对垒便是明经与进士的不同，“文士龌龊”之类的话语便是出自明经及第的狄仁杰之口。明经及第没有拜见主司、称座主门生的繁文缛节，韩愈《送牛堪序》说他未闻有明经登第而进谢于有司之门者。因而明经对进士的投贽请谒等风尚颇看不惯，如张知蹇明经出身，“恶请谒求进，视之若仇”^[110]。加上唐后期显要官位多为进士把持，明经受到压抑，产生对立便很自然了。

进士长于文学而拙于经义，仕途较为广阔顺畅，在唐后期比明经更可能位至显宦。庞严《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说：“今朝廷开取士之门不为不广，中外之重，擢清秩、选于是者十八九，诚有才有器亦尽萃其中。然而所采者浮华之名，所习者雕虫之技。”^[111]沈亚之《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则说：“今礼部之得进士，最为清选，而以绮言声律之赋诗择之。及中为仕也，则责之不通天下之大经，无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112]确实，进士大多善诗赋而对经义掌握不多，连贯通文儒的全才韩愈应举时，“于进士中，粗为知读经书者”，还自称“学不得其术”^[113]，那些怕考大经、以诗赋帖的进士举人对经书的知识之少就更可想而知了。进士往往以文辞自高，不能容忍“以明经挠文柄”^[114]，对不善文的明经不放在眼里，认为“明经碌碌”，似乎有才者就应该举进士，其结果也必然导致与明经的对立。

然而，必须指出，唐代经术与文学之争，以及明经与进士的对立只是相对而绝非绝对的。明经与进士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两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说：“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岑仲勉《隋唐史》则认为并非如此，进士于诗、赋之外，亦兼经术；明经只念经疏，以帖诵为功，安得曰经术？我认为，其实明经与进士既有对立又有统一，未可一概而论，但就主导方面而言，还是可以说明经科重经术，进士科重词彩的。权德舆说：“今虽以文、以经贵禄学者，而词绮靡于景物，浸失古风；学因缘于记问，宁穷典义？说无师法，经不名家。”^[115]文便指进士科，经则指明经科，两科的特点是颇为明显的。

明经与进士科的统一方面表现在：明经在开元二十五年以后也试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及第，进士在调露二年以后也须帖经；有些明经也兼擅文词，有些进士也淹贯儒学；明经与进士毕竟都是唐代常举中最重要的两科，都是政府选拔人才的手段、途径，两科都各有其利弊。因此唐人常兼指陈两科的短处和弊病，也常兼赞美其功用。高宗时，崔漪进士及第，其叔崔汲也以明经及第，时被称为“人伦之表”的明经出身的大理卿张文瑾说：“昔两刘并举，以为骋二龙焉。今两崔齐飞，可谓仪双凤矣。”^[116]程行谌进士擢第，李朝隐明法及第，以文法著称；裴子余明经及第，以儒学显名，皆任职于鄠县。雍州长史陈崇业论其优劣曰：“譬如春兰秋菊，俱不可废也。”^[117]

欧阳詹对唐代明经与进士科的异同优劣评论道：“读往载、究前言则曰明经，属以词、赋以事，则曰进士……取之于诸科暂殊，用之于诸科则一，未即以进士贤而明经不贤也。”“明经，自汉而还取士之嘉也者……尔来加取比兴属词之流，更曰进士，谓近于古之立言也，为时稍称。其侥幸浮薄之辈，希以无为有，虽中干外槁，多舍明趋进，俾去华取实。君子恶以真混假，纵含章抱器，半舍进为明。”^[118]在唐后期，进士出身的欧阳詹对明经与进士的关系有如此公允的卓识是难能可贵的。

五代时，明经科比唐后期更趋式微，并曾一度停罢。北宋初曾下令停举，仁宗时恢复明经科，但也未存在多久，进士科最终包容吞并了明经科。然而北宋时仍持续进行经术文学之争，不少论者皆认为虽以进士取士，当先经术后词采；欧阳修奏请进士先试策、论，后试诗、赋；司马光则请立经明行修科以示不专取文学；苏轼则反对专取策论而罢诗赋。王安石改革科举，以经义为主要取士标准。到元祐二年（1089），又将进士科分为经义进士与诗赋士两科，南宋也基本如此设科。而从元代开始，明、清各朝皆以儒家经学为科举的主要考试内容。归根结蒂，比起辞彩来，经术毕竟更直接地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更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因而，选举取士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最后还是经术占了上风^[119]。

【注释】

[1]《唐大诏令集》卷一○六《条流明经进士诏》。

[2]《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卷五。

[3]《颜鲁公文集》卷一一。清代金兰生《格言联璧》云：“治国经邦谓之学，经天纬地谓之文。”

[4]本篇写于1988年，系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中的一部分，为较早论述经术与文学之争者。后来，在拙著《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60～72页）、《中国科举史》第三章中，对宋代科举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也有较详细的探讨。

[5]《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传序》。

[6]《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

[7]《册府元龟》卷六三七《铨选部·振举》。

[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王勃传》。

[9]《旧唐书》卷八十一《刘祥道传》。

[10]《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一八。《唐会要》卷七四《论选事》作刘峣疏。

[11]《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

[1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富嘉谟传》。

[13]《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杂议论》中薛谦光疏。

[14]《毗陵集》卷八《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权公神道碑铭》。

[15]《全唐文》卷七八四穆员《刑部郎中李府君墓志铭》。

[16]《权载之文集》补刻《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

[17]《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一八《张公墓志铭（并序）》。

[18]《权载之文集》卷三七《送三从弟况赴义兴尉序》、卷四十《进士策问五道第一问》。

[19]《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

[20]《大唐新语》卷六《举贤第十三》。

[21]《大唐新语》卷一《匡赞第一》。

[22]《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徐浩传》。

[23]《旧唐书》卷九十《张说传》。

[24]《大唐新语》卷七《识量第十四》。

[25]《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第十九》。

[26]《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第十八》。

[27]《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唐会要》卷五三《举贤》开元四年卢怀慎疏。

[28]《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文帅》。

[29]《全唐文》卷四四○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

[30]《旧唐书》卷九十二《韦安石传》附《韦陟传》。

[31]《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

[32]《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大唐新语》卷七《识量第十四》。

[33]孟棨：《本事诗·怨愤第四》。

[34]《明皇杂录》补遗。

[35]《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杨绾传》。

[36]《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附《刘滋传》。

[37]《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贾曾传》附《贾至传》、卷一百一十九《杨绾传》。

[38]《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常衮传》。

[39]《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崔祐甫传》。《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崔祐甫传》作“惟文辞入第乃得进”。

[40]《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刘从一传》。

[41]《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崔祐甫传》。

[42]《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六《卢迈传》。

[43]《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张镒传》。

[44]《唐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

[45]《吕叔和文集》卷四《代国子陆博士进<集注春秋>表》。

[46]《新唐书》卷二百《啖助传》。

[47]《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沈既济传》。

[48]《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薛珏传》。

[49]《全唐文》卷四三三卢贾《请仿古举士奏》。

[50]《皇甫持正文集》卷四《答李生第二书》。

[51]《文苑英华》卷七二四于邵《送尹判官之江陵序》。

[52]《刘宾客文集》卷一九《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

[53]《白居易》卷六八《故京北元少尹文集序》。

[54]《柳宗元集》卷二三《送崔子符罢举诗序》。

[55]《南部新书》丁卷。

[56]《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

[57]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359页。

[58]《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六一。

[59]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

[60]《李文饶文集》卷一八《进新旧文十卷状》、《进侍宴诗一首状》。

[61]《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62]《李文饶文集》卷一一《议礼法等大事》。

[63]阙名：《玉泉子》。

[64]《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韦辞传》。

[65]《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封敖传》。

[66]《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郑覃传》。

[67]《樊川文集》卷一二。

[68]《白居易集》卷六五《策林》六八《议文章》。

[69]《刘蜕集》卷四《献南海崔尚书书》、卷五《与韦员外书》。

[70]《隋书》卷六六《李谔传》。

[71]《通典》卷一七《选举》五薛谦光疏。

[72]《唐黄御史公集》卷七《与蒋先辈启》。

[73]参阅拙文《身、言、书、判——唐代铨选文官标准述评》，《文史知识》1984年第8期。

[74]《文苑英华》卷七六○阙名《铨衡论》：“试以章判，拘以棘围。”

[75]《隋书》卷三五《经籍志》。

[76]《权载之文集》卷三五《韦公诗集序》。

[77]《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78]《大唐新语》卷六《举贤第十三》。

[7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传序》。

[80]《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传序》。

[81]《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一八、《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

[82]《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传序》。

[83]《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序》。

[84]《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五《崔邠传》附《崔郾传》。

[85]《唐语林》卷二《文学》。

[86]《南部新书》丁卷。温对之以“玉跳脱”。

[87]孙棨：《北里志序》、《北梦琐言》卷一。

[88]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89]《毗陵集》卷一三《赵郡李公中集序》。

[90]《柳宗元集》卷三十《与杨京兆凭书》。

[9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李邕传》、卷一百八十九上《曹宪传》。

[92]《唐摭言》卷一二《自负》。

[93]《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传序》。

[94]《刘宾客文集》卷二《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

[95]《全唐文》卷五二四穆质《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

[96]《权载之文集》卷二六《叔父华州参军府君墓志铭》。

[97]《文苑英华》卷七六○牛希《荐士论》。

[98]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第五章《唐代的科举出身与铨选入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07～134页。

[99]《唐会要》卷七五《明经》贞元十三年顾少连奏。

[100]《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

[101]《新唐书》卷一百三十《裴漼传》附《裴宽传》。

[102]《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牛堪序》。

[103]裴庭裕：《东观奏记》。

[104]尉迟偓：《中朝故事》。

[105]《元氏长庆集》卷二八。

[106]《唐语林》卷六《补遗》所载略同，并载明“贺父名晋肃”。

[107]《南部新书》乙卷。

[108]《旧唐书》卷九十一《崔玄传》。

[109]《旧唐书》卷八十九《姚寿传》附《姚珽传》。

[110]《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张知骞传》。

[111]《文苑英华》卷四九○。

[112]《沈下贤文集》卷十。

[113]《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殷侍御书》、卷二《答窦秀才书》。

[114]《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天祐二年六月敕。

[115]《权载之文集》卷四十《贞元十九年礼部策问进士五道》第一问。

[116]《张悦之文集》卷一九《唐故瀛州河间丞崔君神道碑》。

[117]《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九《裴守真传》附《裴子馀传》。

[118]《欧阳行周文集》卷八《与郑伯义书》、卷九《送李孝廉及第东归序》。

[119]不过，从试卷内容和评判标准来看，明清两代科举实际上是经术与文学的结合。关于宋以后科场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可参阅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57～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