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随科举盛衰

元代前期四十余年未实行科举制度，此时期的书院和各类学校一样，当然也处于和科举无关的状态。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建立地方州县官学的同时，下令“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行经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每所书院设山长一员，山长由礼部及行省任命^[11]。这样，元代书院经政府的鼓励与支持，普遍设立，但却走上了官学化的道路。政府已将书院纳入整个官学体系，山长的推举、任用、考课、迁转都与州县学教授、学正、学录、教谕联成一体，学录、教谕历两考合格者可升为学正和山长，山长和学正历一考合格者可升上中州教授。

在书院官学化的情况下，科举制一旦恢复，书院必然与州县官学没有什么区别，要与科举制度相适应相联系。书院山长开始由下第举人充任。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学说对元代科举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和命题依据，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提出的改革科举的设想也在元代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元代书院学习内容也不外乎朱熹的《四书集注》和朱熹及其门徒的五经注疏。元人程端礼所编《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吸收了一些义塾、县学和书院的读书经验，对当时和后世的书院影响很大。此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就是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中所构想的“合所当读之书分之以年”及科举分年考试之法。此“日程”按一个人的成长年龄安排读书和作文次序、步骤及进度。在读完四书五经的基础上，最后阶段是“学作文”，而其中学作经义是“用朱子《贡举私议》中作义法为骨子。方今科制，明经以一家之说为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朱子《贡举私议》之说。……元设科条制，既云作义不拘格律，则自可依《贡举私议》法，此则最妙”。如欲学作赋，“为科举用，则当择《文选》中汉魏诸赋、《七发》及晋问熟看”^[12]。而在《作科举文字之法》条目之下，程端礼教人要分日读看近经问文字、近经义文字、古赋、制诰表章、策。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教人读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应举。该分年日程的安排到作科举文字阶段便学完所有的内容，而“学文之后，才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自此可以应举矣。三场既成，却旋明余经……所作经义，必尽依科制。……方今圣朝科制，明经一主程朱之说，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以开志道之士，此诚今日学者之大幸，岂汉唐宋科目所能企其万一”。在具体的“读作举业日程”表中，定有“看读头场文字”、“随三场四类编钞格料批点抹截”，甚至要求“以全日作头场文”^[13]。因此，《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教人读那么多的书还是要以作举业文字为归宿，可以说该分年日程便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应举读书法教材。元代以后许多书院那么推崇并采用此书，也说明书院难以摆脱读书应举的模式。

明代前期政府规定“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而科举必由学校。在州县学校普遍兴起的情况下，书院并不发达。到明中叶以后，科举考试日益形式化，官学生员一心于八股举业而不顾其他真实学问，学校的教学活动很少进行，只管月书季考。在官办学校的教育职能日渐沦丧的情况下，书院代之而起。书院与官学相比，更为注重研习真实学问，而且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都比官学更好。但明代书院同样并不排斥举业，而是在习举业的同时讲求学理。王守仁《万松书院记》说：“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逐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他认为书院之设，不仅是为了使学子精于举业而便于进取，而且是为了学习古圣贤之学。若能像古圣贤那样明人伦，“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谓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缉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也”^[14]。明代许多书院的修建也是为了“储才以应科目”。如万松书院就是因为嘉靖四年（1525）主持浙江乡试的侍御潘景哲在发榜后，“以遗才之不能尽收为憾，思有以大成之”而决定增修扩建的。陈献章《白沙子全集》卷一《龙冈书院记》，记载江西乐安龙冈书院为都御史谢绶祖先所建，其家族世代讲学其中，“既而诸子皆以文章取科第，为显官”。对此，陈献章在《龙冈书院记》中感叹道：“谢氏之先，以儒起家，传数世至公，父子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第，出为当世用，肩摩踵接，盛于一门，其得于龙冈者不亦多乎！”实际上，多数书院都以培养出公卿宰辅而自豪。要当大臣显宦，唯有应举入仕一途，一般人自然是难以免俗了。

科举制在明代达到极盛时期，朝廷取士首重科举。明人曹安《谰语长言》卷上说：“三场之学，在今时出身之阶梯也。”在只有通过科举阶梯才有可能施展才干的时代，书院讲学大师若希望弟子有所作为，就不会限制他们学习举业。王守仁曾明确说：“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只如前日所约，循循为之，亦自两无相碍。”^[15]明代也确实有一些书院既关心时政讲求学问，又勇于在科场中角逐争胜。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便称赞东林书院师生勇于讽议朝政和敢于进取科第说：“言国事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可见参加科举不一定就必然与书院讲学明理的宗旨相违背。而到了明末，书院也日益官学化，一些大书院与州县学校没有多大的区别。

天启年间（1621—1627），白鹿洞书院甚至可以选拔八名学生参加乡试，相当于州县学的科举生员。天启二年（1622），主持白鹿洞教事的李应升曾上书要求增广白鹿洞书院的科举名额，他在《申议洞学科举详文》中说：“但科举未经另设，而遗才犹有专收，前道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黄，遂扩为五。……查吉安白鹭书院，科举四十二人，衡其实，恐不让才；循其名，何绝相远！……伏乞俯将鹿洞遗才，照白鹭书院事例，先期另考，额为十名。”结果是“蒙本道魏批：‘允洞生科举八名，仍先遗才另考，定为永例。’”^[16]其他一些书院如吉安白鹭洲书院也有科举名额。这种“洞学科举”的规定，说明书院已纳入科举系统。

清代也有“洞学科举”。清代吉安府十所官学的生员曾称：“生等切念书院兴则书院之科举亦宜复，况今鹿洞书院不但复其科举，而且加其新进，即南昌之澹台词科举仍如旧额，岂独鹭洲不蒙作养。现逢科试伊迩，若不详请复归，下阻十学诸生观光之路，上负罗公祖教士之心，敢恳师台上请府宪，请于正额科举三等前十名外，另取鹭洲一二等科举，照新进例，府学二十名、大学十五名、中学二十名、小学八名，以宏文教，将见吉州科名复得比盛于昔。”在吉州府的强烈要求下，江西学政给予了白鹭洲书院一定的参加乡试的科举名额。在“江西督学道为准复鹭洲书院科举等事”中特别批示：“今据该府申详请增科举，具见怜才念切。本道今科试该属，除正案三等前大学十名、中学五名、小学三名俱照例准取科举入闱，此外再增大学八名、中学四名，小学二名以为鹭洲书院科举，永为定额，合檄行知。”^[17]这种专门分配给一些书院参加乡试的科举名额，充分说明部分大书院实际上属于科举系统的一部分。

清代书院官学化程度也很高，较具规模的书院多受政府的管辖、督察，书院经费也常仰赖官府的支持。清政府扶植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18]。《清史稿》卷一○六《选举志》说：“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劝，比古者侯国之学。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由于许多书院经费由政府支拨，山长由政府选聘，因此清代书院基本上没有独立性可言，几乎成为府州县学之外的另一种官学体系。一些大书院如衡阳船山书院和江阴南菁书院成为本省或周围地区举、贡、生、监的肄业之所。州县书院山长往往由举人出身者担任，省城书院山长常由进士出身的学者担任。书院的教学也多以研习举业为主，考课成为多数书院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为了做到“成就人才，足备朝廷任使”，乾隆九年（1744），礼部奏议：“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入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攻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而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酌量兼试”^[19]。朝廷如此倡导，各地书院必然会掉进举业黑洞中去，许多书院以科举相高，片面追求中举及第率。如李兆洛在江阴暨阳书院讲学20年，从其受业者以千计，“其杰者考道注书，学成一家，及取科第去者以十百计；次亦勤习举子业，得指受知所宗向”^[20]。据光绪十四年（1888）修《揭阳县续志》卷一《书院》载，清代揭阳宝峰书院的收入中还安排有“科举资斧之费”的支出。现存许多书院志中也列有科名专卷。这也不足为奇，教育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当整个社会趋重科举时，书院又怎么能完全逍遥于科目世界之外呢？

正是由于清代多数书院从属于科举教育，教学内容属于古典的人文学科和举业文字，所以到了清朝末年，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的变化。尽管有少数书院开天下风气之先，努力追赶时代发展的潮流，讲习“格致”之学，乃至引进西方新学，但从整体上说，书院制度也无法顺利地自动演变为近现代意义的新型学校。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书院，因为在许多讲求新学的人眼中，书院已成为旧学的堡垒。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清廷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而学校的等级，以省会之大书院改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改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改为小学。但因变法失败，此次改制未能实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再度发布上谕，重申改书院为学堂的办法，从此书院制度失去了存在的法律基础，一些书院也照章改称学堂。不过，因为科举还未停罢，科举之学还有市场，书院实际上也就还有其存在的社会需求。因此清末有不少书院是在1905年科举罢后才真正衰亡的，如在康乾之际达到鼎盛的白鹿洞书院，“及科举停废，始形荒芜”^[21]，便是典型的例子。

从以上所论可见，书院因科举盛而兴，随科举废而亡，二者关系相当密切。当然，比起州县官学来，书院还是有其鲜明的特色的。官学一般在省城县治，完全从属于科举，且教学往往流于形式，有养士之名而少育才之实。书院则常由民间在山林名胜创办，注重自动自主的学习，师生关系较融洽，具有讲会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且较注重学问道德和人格的培养，往往是当时真正进行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场所。个别书院在某些时期确也较有一种淡泊出世的色彩，相对官学而言，书院与科举的关系还多少有点若即若离。这里强调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是忽略书院与官学的区别，而是为了说明书院并无反科举的特点，书院是在讲学应举的基础上讲求学问的，或者反过来说，书院在重视道德学问的同时也重视应举入仕。实际上这是一个浅显明白的道理。书院师生十分强调学习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如果与科举对立，那么学问再大，在当时也只能独善其身而无法兼济天下，至多可以达到齐家这一步，基本上谈不上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要想学有所用，实现抱负，唯有应举入仕。

总之，纵观千余年的中国书院史，书院与科举关系密切是长期的、普遍的，而较不重视科举的书院是短时间的、少数的，书院并没有反科举的特点或“精神”。其实，只要我们对科举作出较全面公正的评价而不是一味批倒批臭，只要我们肯定科举选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那么，即使想赞扬书院文化，对书院兼重科举这一点也就无须讳言了。

【注释】

[1]刘海峰：《唐代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上海高教研究》1991年第2期。

[2]《唐摭言》卷八《海叙不遇》。

[3]《全唐诗》卷五四四刘得仁《送车涛罢举归山》。

[4]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1959年。

[5]《吕东莱文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

[6]《朱文公文集》卷七九《衡山石鼓书院记》。

[7]《朱文公文集》卷七四。

[8]《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

[9]《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三《白鹿洞书院讲义》。

[10]《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一七。

[11]《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12]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13]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14]王守仁：《阳明全集》卷七。

[15]王守仁：《阳明全集》卷四《与辰中诸生书》。

[16]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四《主洞推官李应升申议洞学科举详文》。见《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中华书局，1995年，824页。按参加乡试者一般是府州县学的科考合格生员，专门拨给书院参加乡试的科举名额的情况虽然较少，但前代也有先例，如北宋应天府书院便有专门的解额，经过书院考试选拔取解，可直接参加省试。据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载，天圣三年，应天府曾“增解额三人”。

[17]刘绎：《白鹭洲书院志》卷八《请增白鹭洲书院科举详文并学道行知文》，同治十八年刊本。

[18]《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

[19]《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

[20]《续碑传集》卷七三《儒学》三蒋彤《养一子述》。

[21]《教育部视学视察江西农业专门学校报告书》，载《教育公报》第4年（1917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