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与书院学的互动关系

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是密切关联的两门专学^[20]。书院学与科举学两者具有许多交叉的内容，并可在有的方面产生良性互动。两门专学的发展可以互相丰富对方的学科体系，比肩走向繁荣，并屹立于东亚传统学术之林。

田建荣认为，科举学具有明显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单一学科所无法包容的^[21]。李兵认为“科举学是一门以科举制度本身及其相关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专学，无论从其时间跨度、空间分布，还是所涉及的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等方面而言，科举学具有其他任何一门专学所无法比拟的包容性”^[22]。

一方面，科举学是把握书院发展内在规律的重要前提，其理论可为书院学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学术借鉴，能为书院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理论支撑^[23]。作为学术研究性专学的科举学比书院学提出略晚，不过，科举学的发展却有后来居上之势，就我目前所知，至今题目中出现“书院学”的论文有8篇，而题目中出现“科举学”的论文有60余篇，还有书名包含“科举学”的著作4部。从时间跨度、空间分布、研究文献、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等方面来看，科举学的范围比书院学更大更多，也相对更成熟一些。从科举的内外部关系来看，科举学可分为内学和外学两大范畴；内学或内部研究是对科举制度和活动本身的研究，如科举制的起源、科目的兴废、考试方式方法的演变、科第人物具体登科年代或事情的考证、科场案等，基本上属于较微观的研究；外学或外部研究是对科举相关的外部环境联系与影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如科举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科举与文化的关系、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科举对外国的影响等，基本上属于较宏观的研究。内学与外学只是大体划分，两者没有截然的分野，有时还互有交叉。因此，微观科举学与宏观科举学只是相对而言的。还有许多科举学的概念辨析，都可以为书院学所参考。

构建科举学应树立一种“大科举观”，构建书院学也应树立一种“大书院观”，科举学不仅考虑到中国的科举，而且将研究视野放宽到整个古代东亚世界近代欧美国家，不仅从历史学的视角，而且从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考察科举。面对一种新的科举学视界，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来看待和思考科举。这就需要我们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以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以“大科举观”来审察科举，要求能够融会古今或博古通今，并力求做到“学”贯中西。科举学研究范围的时间跨度为公元605年至1905年，还可延伸上至广义的科举的起始年代西汉，甚至上溯西周的考选，下至民国时借鉴科举实行的文官高普考；空间范围由科举影响广泛本身所决定，包括东亚和欧美国家。与此类似，书院学也将整个东亚的书院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远及与当代有“书院”机构名称的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书院学研究能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书院学不仅将书院科举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书院学研究也能丰富科举学体系，使其成为一门外延更广的成熟的专学。从建筑文物的现代遗存、单个地方研究群体的积极性、拨乱反正的评价变迁等方面来看，书院学能给科举学不少有益的启示。“20世纪的书院学研究，经历过长期的积累和赓续，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深入研究，初步构建成为具有独特研究内容、完善研究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书院学”^[24]。

书院学在不少方面比科举学先行。书院专门研究机构比科举研究的机构更早更多，较重要者，湖南大学在80年代就设有岳麓书院，现在九江学院也在白鹿洞书院设立了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而科举研究到2003年才在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设立科举学研究室，2007年才在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设立中国文物学会科举研究中心。书院研究出版专门的学刊也更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院出现的《岳麓书院通讯》和90年代的《中国书院》，以及白鹿洞书院的《中国书院论坛》等连续出版物，已逐渐形成规模和系列。而科举研究到2007年才有专门的《科举学论丛》。许多刊物早就有书院研究专栏，而以往只有《厦门大学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从1999年起设有“科举学研究”专栏，到2007年，才又有《文化学刊》开设了“科举学与考试文化”固定栏目，《教育与考试》开设了“科举学丛谈”固定栏目。湖南和江西的书院研究早就形成了省一级的学会，并召开过许多研讨会^[25]，而科举研究学会目前才要从上海起步。

在中国科举百年祭的2005年9月2日，举行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海内外的科举学真正走向汇聚与融合。科举学研究已形成连续性的高层次系列研讨会，2006年，在中国内地、台湾以及日本便有五场与科举文化有关的学术研讨会。2007年6月30—7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在哈尔滨共同主办了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9月30日，在澳门召开“教育改革与科举文化”讲座；12月25日，还将在日本东北大学召开“第五次应用科举史学研讨会”。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全面，现在正组织每年一届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8年下半年，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计划将再主办以“科举与儒学”为主题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已初步规划2009年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举办第五届科举学会议。这个系列学术研讨会将来还考虑在宁波天一阁、四川阆中贡院、湖南岳麓书院、山东曲阜，以及澳门和台湾等地方陆续召开。如有可能，也将争取在韩国召开。

由于科举学和书院学内容丰富以及综合性的专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们都是多学科汇聚和交融的产物，即跨学科研究的结果。作为综合性的边缘和交叉学科，科举学和书院学的成熟都有赖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哲学诸学科的交叉、汇流和积淀；另一方面，相对于各自独立的具体问题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学和书院学是纲，具有综合性，所谓“纲举目张”是也。“学”的旨趣，还在于力图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和书院研究融会贯通起来，使原先老死不相往来的各学科学者声气相通、守望相助，并力图打通历史学、教育学、文学、社会、政治学等各学科的边界，促使各国研究科举和书院的学者增进了解，将各方面的科举研究融会贯通起来。一旦跨越学科的域，融通不同的学群，使科举和书院研究不仅由点到线，而且由线到面，将相对分割的“条”与“块”结合起来，便会出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纵观当今的科举研究，在学术上不以“制度”建构为满足，而期待以建立“科举学”为理想目标^[26]。我们不仅应继续进行具体的科举和书院史实的考订，而且应关注研究自身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意义的阐发，重视探究科举学和书院的学说和学理，把具体的研究和一般的学理阐释结合起来，探寻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宋儒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学和书院学可以说都是“为往圣继绝学”。

【注释】

[1]《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595～597页。

[2]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二。

[3]威尔·杜兰（Will Durant）：《世纪文明史》第1卷（4）《中国与远东》，台北：幼狮文化出版社，1978年，199页。

[4]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447页。

[5]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6]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编《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后记说：“可以预见，人们所酝酿的一种新型的学科——书院学，不久将破土而出。”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书，435页。

[7]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8]万青：《谈中国书院学》，载《岳鹿书院通讯》1986年第2期。

[9]《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脚气诗》。

[10]《闽书》卷一二八《英旧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3816页。

[11]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五，咸丰六年刊本。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第六章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331页。

[12]胡朴安编：《南社文选》之《莫悟园墓志铭》，上海：上海书店，1996年，131页。

[13]丁若镛：《茶山全书》一集卷一一《五学论》。参阅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尹丝淳《实学意蕴及其嬗变》一文，载《当代韩国》1997年第1期。

[14]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自序第3页。

[15]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3～16页。

[16]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75页。

[17]Philip G.Altbach.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higher Education:The State of Art.In Higher Education:A World Inventory of Centersand Programs.Edited by Philip G.Altbach&David Endberg..Phoenix:The Oryx Press，2001，p.2，17.

[18]曾经有刊物将“科举学”译成“Kejuology”，见《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4期英文目录页；或disciplin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Research，见《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期英文目录页。那是一种“直译”而非准备的意译。“科举学”正确的译法应该是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19]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1期。

[20]两者的密切关系从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例如，发表书院研究论著最多的学者邓洪波教授也出版过两部状元殿试卷方面的编著，并发表过多篇科举研究论文；出版科举研究论著最多的学者刘海峰教授也曾发表过7篇书院研究论文，其中2001年9月20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书院改制百年启示》的短文，还是中国书院改制100周年时唯一的纪念文章；还有的学者，如李兵博士的论著则集中在书院与科举的关系研究。

[21]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2期。

[22]李兵：《“书院学”与“科举学”》，《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3]李兵：《“科举学”：“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04～511页。

[24]蒋建国：《20世纪书院学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5]刘海峰：《“书院学”引论》，《教育评论》1994年第5期。

[26]黄人杰：《科举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及其内涵》，《文化学刊》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