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利弊得失

对于采用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利弊得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六次高层次、大范围的争论。有好几次都是由宰相大臣发起，由皇帝交由有关部门讨论，最后才拿出改革方案，可见考试关系重大。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科举长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社会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历史发展进程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皆十分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维护统一与压抑个性

科举制维护国家政治和文化统一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它在全国采用相同的考试内容、考试形式和考试时间，使全国各地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科举考试制度既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又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有力武器。唐代各地的举子，每年都有机会赴首都长安参加明经和进士科的考试，宋以后三年一开科，全国各地精英人才也集中到京师与考。这种聚会使各地声气相通，各地举子赴考期间可以互相观摩比较、学习竞争，进而达到融合同化。尽管中国领土辽阔、方言众多、风俗各异，且中国人地方观念相当重，但若想中举及第，就须研读相同的儒家经典，使用同一种文字写诗作文，也就必然使文化趋同划一。另外，在根据各地户籍多寡和文风高下规定不同的中式限额的情况下，有意照顾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增加了这些地区和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宋代以后，中国再未出现春秋战国或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长期分裂、割据状态，与科举制的实行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然而，统一考试在公平选才的同时却无法测出个性独特及具有某方面特别专长者，无法促进求异思维。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义为主，举子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不得有所变异和自由发挥，作八股文只能“代圣贤立言”。知识分子要想通过考试入仕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就不得不服膺当朝政治统治，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统一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人们的自由思想和求异思维，不利于发明创造和学术的多元发展。

（二）普及文化与忽视科技

在奉行官本位的中国古代，参加科举是普通人士获得政治特权、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的途径。“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客观现实，自然而然地使人们信奉“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的劝学格言。经历十年寒窗之后一举成名，则山川变色，天地为宽。范进不过中了个举人，就使亲朋变了态度，好似换了人间，这种科举时代屡见不鲜的“中举效应”，确实使许多中下层的人士身价百倍，其戏剧性效果一点不亚于现代人中了几百万元的六合彩或得了奥运会金牌。这种巨大的利诱使得整个知识阶层一齐奔向科举，出现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由于科举注重测验应试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受名利的驱使和家庭乡族的推动，许多人努力向学，勤苦读书。尽管能及第或中举的机会很少，但只要存在着通过自身奋斗出人头地的可能，便可调动人们的学习积极性，促进重学风气的形成。因此，科举的激励机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上学习风气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文学、经学、史学等人文学科和书法艺术高度繁荣。

但是，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相当消极的影响。科举考试有如一根强大的指挥棒，指导着士人的学习方向，科举考什么士人便学什么，不考什么士人便不学什么。科举考儒家经史文章，人们便将心血才思用于经史文章，而这些内容多局限于人文学科范围。虽然唐代和清末设有算学科举，但并不受到重视。当整个知识阶层沉迷于诗文写作和经义阐发的时候，科学技术自然便被冷落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古代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技术却难以发展。当然，明清以后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不能完全怪罪于科举制度，因为在隋代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是一个重人事轻技艺的国家了，但科举制强化了重治术轻技术的观念、巩固了官本位体制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澄清吏治与做官第一

作为一种选拔性公开考试，科举制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以往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现象不复存在。达官贵人的子弟也需通过科举才能保住其家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若名落孙山则可能家道中落，而一些社会中下层人士通过科举阶梯迅速跻身于上流社会，这就形成了较大的社会阶层流动，更新了政府官员的成分结构，这种更新往往有利于澄清吏治。由于选拔官员有一定的资格标准，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场请托、植党营私的机会，起码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发生，这也是为何科举会被西方国家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而成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科举制为人们提供了登进仕途的机会，所以使官僚政治得到强化，使“做官第一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在科举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做官。科举制的长期实施，使无数知识分子认定举业至上，养成了对当官的向往和迷恋心态。科举制客观上帮助了唯官、唯书、唯上的习惯和心理定势的形成，这对中国社会有着长远的消极影响。直到1905年科举停罢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法政专门学校和学生数占了全国各类学校和学生数的一半以上，求学的目的便是为了从政^[2]。就是在当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教育界也还有所存在。

（四）鼓励向学与片面应试

科举时代，政府以考促学，利用科举吸引社会各界办学，减省了国家经费开支，调动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当时颇为普及的启蒙识字教育和中等教育基本上是由民间私塾承担的。科举起码在数量上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扩大了教育范围，打破了世族、官僚垄断教育的状况，促使教育机会下移，养成了中华民族重视读书的传统。即使是农、工、商家庭的子弟，家长都督促及早向学，只要有一线成才希望，父母往往愿意含辛茹苦，送子就读。当今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之一，与科举时代形成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同样，重视学习另一方面是造成了过分重视考试结果的考试功利主义。当时科举考试既成为教育的手段，也成了教育的目的。在一些人心目中，一切为了考试，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应试，片面追求中举及第率。为了通过激烈的科场竞争，许多人便不重视锻炼身体。即使是学习智力方面的经史文章，也主要是学习揣摩考试的文体和内容。这种片面发展、讲求实用的应考教学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考试内容的落后，终于遭到了被废止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