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求俊彦于科场中”

过去人们常说科举制不能选拔优秀人才，或者说选拔的多是庸才，并经常举出像李白、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李时珍等科学家并未中过进士来加以证明。不错，历史上是有不少著名人物未能科举及第，也有个别人才从未应过科举，但这并不能说明科举考试不能选拔人才。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文章辞章，从今天看来，科举几乎就是一种文学考试，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往往决定其是否能被录取，但是，科举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以诗赋文章做试题并不是为了考查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为了测试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诗赋可以言志，家事国事天下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的诗赋。

不过，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是有所不同的，科场中所考的试帖诗必须按照其题意和格律声韵要求来写，这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维持可比性和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必然要求。个别平时具有非凡的诗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适应考试中的命题作诗。李白在考场上也无法随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进士还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词人才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关^[4]。唐代多数文学家还是考中过进士的，如陈子昂、张九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皆为进士出身。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大规模统一考试是会遗漏某些人才，但我们要从总体来看其功能如何，不能因为个别杰出人才未能考中就否定整个制度。从唐宋至明清，多数著名人物都是通过科举阶梯登上历史舞台的。

科举考试是要选拔文官而非文学家，而政治才干与文学水平毕竟不是一码事。以诗赋文章来选拔文化素养较高的从政人才是为了保证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临政治民。文学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不能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考查科举人才。从治国安邦的视角来看，一些政治家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文学家所起的作用。擅长作诗的人不一定就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原先擅长诗赋文章的人从政之后，也不一定有很多时间来进一步发挥其文学才能，因为其主业并非文学创作而是千头万绪的日常行政事务。曹雪芹若考中进士当了大官就不大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红楼梦》这类长篇章回小说，蒲松龄如果早早中举及第也就不会去写《聊斋志异》。从政才能与写作才能的发展在时间上往往会有矛盾，一个官员整天考虑吟诗作赋或写章回小说大概就没有多少政绩。因为“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5]。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名臣在政事上有功绩，在学术上也有重大建树的人，那是因为他们在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政事之余勤于笔耕。

隋唐五代以后名垂青史的政治人物多数是由进士出身，这说明科举还是能够选拔从政人才的。不过，中国历史上进士及第者有十余万，真正大有作为的人并没这么多。确实，科举拔取的也有一些碌碌无为之士，但这并不能否认科举可以选拔出素质较高的人才。因为大凡有成就的人多为高素质者，而高素质者不一定就必然会是有成就者。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推孟（Terman）和他的助手们，曾对一千多名智商很高的天才学生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成功的人物绝大多数智商都很高，但达到一定的智商高度之后，成功与否就主要取决于非智力因素了。科举及第仅仅提供一个入仕施展抱负的机会，至于后来在政事学术上取得多大成就，往往就要看其强烈的事业心和坚强的意志力，包括性格、气质、阅历、时代、环境和机遇等都会对一个人成就大小起影响作用。就像我们不能说现代高考状元中有些人日后默默无闻，就指责高考制度只会选拔高分低能者一样，科举入仕者中有些人无大作为是不足为奇的正常现象。

不是科举选拔了庸才，而是庸才害死了科举。朱熹说过：“非是科举累人，乃人累科举也。”一般情况下，庸才很难过五关斩六将登上进士的名位，但部分庸才的存在却使人们对科举制产生更多的怀疑。不是科举选才机制不好，而是到后来操作此制度的人不好。制度与人具有相互制约与依存的关系。光有制度，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或不按程序操作，再好的机制也无法发挥出其功能。这就像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城池，但没有合格的士兵去把守，照样不起防御的作用。

史载宋太宗继位后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6]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