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举的兴衰

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然而又是实行科举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朝基本相同的贡举考试制度。日本古代法典《养老律·职制律》说：“贡者，依令诸国贡人；举者，若别敕令举及大学送官者，为举人。”日本掌管贡举事务的机构是式部省。按《养老令》所载，日本的贡举（科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各科的考试内容如下：

秀才，取博学高才者，试方略策二条，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不第。

明经，取通二经以上者，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皆举经文及注为问。其答者皆须辨明义理，然后为通。试通二经者，答案通十为上，通八以上为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中上，通五以下，或仅通一经者，《论语》、《孝经》令不通者，皆不第。若有通三经或通五经者，每经问大义七条，通五以上为第，以下为不第。

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试时务策三条，帖《文选》七帖、《尔雅》三帖。评审标准，其策文词顺序、义理惬当，并帖过者为通。事义有滞、词句不伦及帖不过者为下。等第区分，帖策全通为甲第，策通二、帖过六以上为乙第，此外为不第。

明法，取通达律令者，试律令十条，其中律七条、令三条。识达义理、问无疑滞为通，“粗知纲例、未究指归”者为不通。十条全通者为甲第，通八以上为乙第，通七以下为不第。

以上由式部省掌管的四个科目，要求应举者“皆须方正清修、各行相副”。其科目名称、评审标准、等第区分和及第授予的官阶与《唐六典》所规定的唐代科举制度基本相同，日制与唐制相异之处有：日制除进士科以外均无帖试，而唐制除秀才科以外均加考帖试；日制于明经科特别规定《孝经》、《论语》全不通为不第，唐制无此规定，而日本似较唐更重视《孝经》、《论语》；一般而言，唐制考试内容较日制难，录取标准也比日制较高，尤其是明经、进士两科；及第后授予阶位的制度，只有秀才科相同，而日制明经科上上第授正八位下、上中第授从八位上，进士甲第授从八位下、乙第授大初位上，明法甲第授大初位上、乙第授大初位下，一般比唐制高出一个阶次，这说明日本比唐朝更重视科举出身者^[13]。

唐朝科举还有明书与明算两科，日本书、算两科未列为贡举科目。《养老令·学令》虽规定书学生可以听任贡举，算学生考试得第叙位办法准明法科之例，但两科之学生只要通过大学寮的寮试，即可任官，属于寮内考试范围而不属于式部所管辖，不完全是科举考试性质。不过，日本贡举科目中，却有医科、针科，《养老令·医疾令》规定：“医、针生业成送官者，式部复试，各二十条。”而按《唐六典》卷十四《医疾令》条所载，唐朝只将医学列为太医署内部的教育事业，医、针生“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另外，唐代科举允许举子“投状于本郡”，即可以通过自荐参加贡举，而日本的贡举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而日本的科举较少平民化色彩。

日本在天平二年（730），于大学寮中增置了文章生二十个、文章得业生二人，成立文章科。到820年，考试文章生最优秀的五名称为“俊士”，再从中挑选二名翘楚者，称为“秀才生”。827年，文章博士都腹赤在反对使文章科贵族化的牒状中奏称：“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即原）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14]日本的秀才科也比进士科难度更大，但唐代秀才因难度过大，在永徽二年（651）以后例已废绝，而日本的秀才科，对方略策登第而入仕。但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贡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低，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为形式，尤其是秀才科更为世业儒术的贵族子弟所垄断，实际上成为一种科名官僚世袭制。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施式部省试，但名目上已经改变，考生皆由权贵人物推荐，考试常举行于行幸、飨宴等游兴之际，其内容不外赋诗，应考者叫入分学生，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度至此已完全异化，以致现今许多人误以为日本从未实行过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