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举的受容与异化

在日、朝、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

日本确实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可以从不少当时的进士及第和落第诗反映出来。当时日本人所写的有关科举及第和落第诗，与唐代的同类诗歌如出一辙。如《日本诗纪》卷十七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中《贺和平》诗云：“无厌泥沙久曝鳃，场中出入十三回。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贺橘风》诗云：“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贺田绕》诗云：“龙门此日平三尺，努力前途万仞强。”《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诗，描写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与唐代孟郊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则反映出应试落第者的痛苦^[1]。这些诗都具体生动地证实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另外，中国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等文，也是有关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史料^[2]。

至今也还可以考证出不少当时日本的进士及第者。据日本《登科记》所载：“式瞻王，延喜十六年八月廿八日试，行朱雀院，御题《高风送秋诗》。及第四人：藤原高树、大江维时、春渊良规、藤原春房。已上四人，不作开韵及第。”《朝野群载》卷十三《纪传》上载：“《登科记》云：神龟五年戊辰始行进士试。少辅菅原清公。”^[3]至今可考姓名的八、九世纪文章生（含进士、俊士、文章生试受验者、拟文章生）有196人，文章得业生（含秀才和给料学生）有35人，秀才、进士试受验者也尚有55人^[4]。

日本科举的发展趋向总的来说是日渐贵族化，但其间也有过“唯才是贵”的努力，《本朝文粹》卷二所载《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云：

太政官于去十一年十五日符称：“案唐式，照文、崇文两馆学生，取三品以上子孙，不选凡流。今须文章生者良家子弟，寮试诗若赋补之。选生中稍进者，省更复试，号为俊士。取俊士翘楚者，为秀才生者。今谓良家。”偏据符文，似谓三品以上。纵果如符文，有妨学道。何者？大学尚才之处、养贤之地也。……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贵。朝为厮养，夕登公卿。而况区区生徒，何拘门资？窃恐悠悠后进，因此解体。又就文章生中，置俊士五人、秀才二人。至于后年，更有敕旨：虽非良家听补之进士者。良家之子，还局下列。立号虽异，课试斯同。……望俊士永从停废，秀才生复旧号，选文章生，依天平格。

此文为纳言安世良峰于天长四年（827）所奏呈，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参考“唐式”的因素。文中所言“唯才是贵”、“何拘门资”等语，体现出考试取才公平竞争的意图。

唐朝科举制实行的结果是秀才科逐渐停废而进士科日渐兴盛，但日本到730年以后则是秀才科逐渐独盛而进士科式微。《本朝文粹》卷二《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又云：“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深浅，拟二科之贡举。”秀才科考的是方略策，《令义解》卷四《考课令》“秀才”条注云：“方，大也；略，要也。大事之要略也。”《令集解》卷二二《考课令》“秀才”条注引《古记》说：

秀才，谓文章士也。方略，谓无端大事也。多闻博览之士，知无端，故试以无端大事也。假令试问云：“何故周代圣多，殷时圣少？”如此事类，二条试问耳。

进士科考的是时务策，《令义解》卷四《考课令》“进士”条注云：“时务者，治国之要务也。假如‘既庶且富，其术如何’之类也。”《令集解》卷二二《考课令》“进士”条注云：“时务，谓治国之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日本科举中秀才科与进士科呈现与中国唐朝此二科相反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二者之间难易不同，进士难而秀才易，人们趋易避难，导致二科的升沉消长^[5]。而日本史料中关于方略策与时务策的解释，未见于中国史料，这要么是中国相关史料亡佚，要么是日本科举创发新解，有助于理解唐朝的秀才与进士科。

关于秀才地位和所试方略策的评判标准，菅原道真在元庆七年（883）掌管贡举的过程中，深有体会，认为“秀才者，国家之所重，策试之道，不敢为轻”，并论“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说：

《考课令》曰：“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下第。”谨案：文辞甚美、义理皆通者，所谓上上也。文辞差鄙、义理共滞，所谓不第也。又检前例，文辞虽非绮靡，披读无大害；义理虽非全通，所对才及半分者，谓之文理粗通。文辞虽有可观，义理不及半目，则令条前例，共无可欺。唯至上中之文平理平，上下之文理共平，偏案令文，难可会释。更据前例，又无准的。请详释令条，明立流例。不令详定之官，有所迷谬^[6]。

也就是说，菅原道真在评定策文的成绩的实践中，感到原有标准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够强，因此要求将其进一步细化，使之更加客观。

然而，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7]。科举制至此已蜕变，并逐渐消亡，以至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

1787年，江户幕府试图进一步扩充幕府臣僚的培养机构——昌平校（昌平坂学问所），开始导入“素读吟味”与“学问吟味”的定期考试制度。所谓“素读”，即采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这种“江户版”的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来自朱子学的四书、五经或《孝经》一类的儒家典籍；其考试的程序，也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大同小异；其性质与科举考试一样，是属于竞争性的选拔考试；其褒奖方式尽管接近于名誉性的“褒奖”，但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尽管所谓的“江户版”科举制度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一定的异质性，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股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反而成为了日本步入近代化的一个文化前提^[8]。

到了明治时代初期，为了选拔人才，推动维新运动，1869年，进入新政府的兰学者神田孝平向公议所提出了“进士及第之法”的建议书，提倡以“汉土及第法”，即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参考，树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试制度。所谓“进士及第之法”，具体而言，即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广泛招徕“海内有志之士”，考试的科目为注重实用的“和学、汉学、经济、文章、天文、地理、兵学、律学、医学、博物学”，考试官员经政府临时任命。考卷的审阅采取闭名的方式，经多名考试官员共同批阅。考试分前后三次进行，三次皆取得“上等”成绩者封为“甲等”，可任命为四等以下之政府官员。而且，采取印刷公布的方式通告考试者的姓名、成绩与合格者的任用官职。这一提案的目的是以中国的科举考试为参考，试图建立近代日本的文官考试制度。尽管公议所通过了神田孝平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然而却没有得到实权人物的支持。因此，神田的这一提案并没有得以具体化地实施，而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也最终走向了为近代的学校制度所取代的道路^[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