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东亚诸国的科举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属于中国科举的。尤其是朝、越两国，作为朝贡国或藩属国，将中国视为“上国”，如《高丽史》中的年表，便列两栏，上栏为“上国”年表，下栏为高丽年表。因此，高丽人尊中朝科举为上国科举，到中国应举又称为“观光上国”。《孙樵集》卷七《序西南夷》云：“其新罗大姓士，有观艺上国，科举射策与国士偕鸣者。”孙樵是唐宣宗大中九年及第进士，后官至中书舍人，序中所云是指外国士人参加科举的宾贡进士。《高丽史》卷七四《选举志》二载，“肃宗四年二月，宋诏许举子宾贡”；“忠肃王元年正月，元颁科举诏，令选合格者三人赴会试”；“（恭愍王）十九年六月，大明颁科举诏，令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员数选取”。在这种情况下，朝、越科举制度自然会以中国科举为模本。
例如，高丽科举在自身发展变动的同时，还不断受到中国科举的影响，中国科举制的演进变动，往往在不久之后便会影响到高丽朝的科举。如《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一《科制》载，高丽仁宗十七年（1139），礼部贡院奏：
范仲淹云：“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斯择才之本也。”我朝制述业于第三场，迭试策论之无着韵偶对者，因此诗赋学渐衰。今后初场试经义，二场论策相递，三场诗赋，永为格式。
同书同卷末尾又载：“《丽史》：国朝取士，预命知贡举。逮恭愍己酉，革旧法，为中原之制，至试前一日，主文考试等官始拜命。”可见高丽很注意科举制的故乡中国的科举改革，并随时加以模仿吸取。安鼎福《杂同散异·选举考·科制》载：徐居正曰：“国朝科举之法，糊名卷子与高丽同，而余皆不同。其收卷官、封弥官、枝同官、易书等事，皆遵元制。”[33]
韩越科举制度的发展一方面遵循自身科举考试的规律和动力驱使，另一方面又不断借鉴中国科举新法加以改进。如朝鲜科举中的地理业、何论业、开京试、汉城试、七夕制等，越南科举中的太学生科、饶学试、四十分采点评卷法、“核”等等，就是本国科举的独创之制，具有鲜明的特色。各国科举日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仍不出中国科举的格局，始终不能排除中国的影响。李氏朝鲜士人就曾说：“盖我国科如英俊、登俊等名，即唐博学宏辞之类，静庵所建贤良科，亦汉直言之举。”[34]虽然许多规制名称不同，但往往还是可以追根到中国。科举制为东亚国家所借鉴，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东亚科举文化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
【注释】
[1]萧瑞峰：《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文史知识》，1995年第7期。
[2]刘乃亮：《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登科记》（校异），国书逸文研究会：《国书逸文研究》第16号，1985年12月，11～13页。
[4]《登科记》（拾遗），国书逸文研究会：《国书逸文研究》第24号，1991年10月，13～28页。从《登科记》（拾遗）来看，无论是贡举及第者或参加考试者，有相当多出自藤原家族，也可见贡举为世家大族把持之一斑（本资料由浙江大学王勇教授示知，顺致谢忱）。
[5]高明士：《日本没有实行过科举吗？》，《玄奘人文学报》第3期，2004年7月。
[6]《全唐文》附陆心源编《唐文续拾》卷十六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
[7]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对日本、新罗的影响》，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古代中日韩关系研究》，1987年，62～102页。
[8]吴光辉：《科举考试与日本》，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9]天野郁夫：《考试的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2～3、26～29页。
[10]柳寿恒：《迂书》卷一《论丽制》。
[11]黄约瑟：《仕高丽朝的后周官人双冀》，见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39～ 164页。
[12]H.W.Kang，“Institutional Borrow ing: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Early Koryo.”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XXXIV，No.1，1974，pp.109～125.
[13]张礼：《游城南记（外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58页。
[14]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361、370页。
[15]朝鲜《太宗实录》卷十三，太宗七年三月戊寅条。
[16]丁若镛：《经世遗表》卷十五。
[17]郑尚骥：《农圃问答》之《定科规用荐辟》。
[18]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选举·科场》所载万历初年御史魏允贞言。
[19]《
山堂别集》卷八四《科试考》四。
[20]《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七《选举考·科制》四。
[21]丁若镛：《经世遗表》卷十五。
[22]《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八《选举考·科制》五，英祖五十一年赵思忠启。
[23]（韩）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43～144页。
[24]《三峰集》卷十三《贡举论》。
[25]《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十四，明命三年。
[26]《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一八九，明命十九年二月。
[27]《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一五四，明命十六年六月。
[28]竹田龙儿：《べトナムの科举制度と学校》，见多贺秋五郎：《近世东アヅア教育史研究》，东京：学术书出版会，1970，132～188页。
[29]《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十九。
[30]罗长山：《越南科举三教考试问题初探》，《东南亚纵横》1993年2期。
[31]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reface，pp.4～5.
[32]朝鲜历史上虽有过贡院之名，但只是科举管理机构而非如中国明清时的专用考场，也没有地方性的考棚，而一般是用大厅或宽阔的广场权充试场。
[33]《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六《选举考·科制》三也载，李朝郑道传曰：“科举之法尚矣……在隋唐曰秀才进士，其目多矣。前朝自光王，始用双冀之言，行科举法。掌选者称知贡举、同知贡举，试以词赋。至恭愍王，一遵元制。”
[34]赵在三：《松南杂识》科举类《丙别》。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