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元筹产生的具体年代已难详考。早在宋代，就有“状元局”的游戏，陆游还有描写状元局的诗句。状元筹大概在明代就已出现，到清代盛行于全国多数汉族地区。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一《状元筹》载：“取科目名色，制筹为局戏，岁夕聚博，以六骰掷之，得状元者为胜，取及第争先之谶，谓之状元筹。”此条资料还载有无名氏《状元筹乐府》，其中说：
升官图里夸捷径，科甲丛中更争胜。
献岁惊闻笑口开，果然夺得状元回。
举人进士唾手得，何物秀才不出色。
博取功名只如此，安用六经廿一史。
一筹莫展者谁子，那不呼卢喝为雉。
状元筹的出现是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自从隋唐以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士人到农、工商阶层都对科第十分尊崇，不仅政治、教育、文学等打上了深刻的科举烙印，而且连社会习俗也受到科举制的广泛影响，状元筹便是科举制对民俗影响的一个例证。不过，尽管骰子在唐代已定型且唐代已有进士、状元等科举名称，但可以推断，状元筹的出现时间必在明代以后。因为在明代以前举人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科第名位，秀才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并非只是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状元筹中的科名系列反映的是明清科举的情况。
从前人们掷状元筹与现代厦门人博状元饼的情形相似，甚至博得大筹高兴起来“绕床脱帽或狂呼”。《清嘉录》卷一《状元筹》又载郭▍诗云：
牙筹一握长短排，上有细字书官阶。
玲珑骰子数用六，纷纷五色迷人目。
就中状元贵无比，入手争看色为喜。
无心一掷竟全红，失意终朝或三褫。
其余琐细但中程，千佛亦足称名经。
只有秀才众所易，了无宠辱关轻重。
由于状元筹游戏有其独特的吸引力，至清末还在流传。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四回，《九尾龟》第一百二十八回，《镜花缘》第六十九回、七十七回、九十回都有描述民间“抢状元筹”、“夺状元筹”、“玩状元筹”的情节。当传到社会各阶层之后，状元筹的制作材料就不再讲究了，往往以竹签代替象牙或骨质的材料，因此状元筹又称为状元签。甚至在科举制废除之后，一些地区还流传着这种游戏，如广东潮汕地区乡间和闽西长汀等客家居住地的部分人群中，在民国以后都还曾流传着过年时耍状元签游戏的习俗，因为博法简单，甚至成为妇女尤其是老妇女玩乐的一种方式[3]。
有的人认为，状元筹是古人寓教于乐的娱戏，力图激励人们公平竞争、启发思维、进取向上的一种教育方法。当然，也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占卜流年运气，状元筹有时也被当作赌博的器具。现在北方和江浙一带民间还收藏有少量象牙制状元筹，而骨制尤其是竹制的状元筹因为材质不珍贵，很少存留下来，而其游戏规则就更少有人知晓了[4]。
但是，状元筹的游戏规则因为被移用到会饼上而得以保存下来。中秋博饼在闽南、台湾历史悠久，开始时是在文士而不是在武士中流行。据清代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卷六《岁时》载：在中秋节这天，“是夜士子递为燕饮赏月，制大面饼一块，中以红朱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后来高拱乾等修纂的《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所记略同，并说这种饼名为“中秋饼”，“用骰子掷四红以夺之，取秋闱夺元之义”。范咸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卷十三《风俗》也是大同小异，关键的这句话为“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5]。秋闱是指科举乡试，中秋这一天是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乡试第三场的考试和出场时间，因此八月十五是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重要日子。清代台湾一些府县的读书人为求得科举考试的吉兆，利用中秋赏月之际，玩吃状元饼的游戏，并借此预卜当年考运。凡得状元饼者，明年中秋还得送来状元饼再参加竞赛。据娄子匡《岁时丛谈》详细记载这种“斗四红”风俗的玩法为：文人雅士相邀买一组饼单，可以换取大小状元饼63个，然后用掷骰子（六个或四个）来争取状元饼，以掷取“四红”之数分取饼单，如得四红则称“状元”，可夺取最大的饼。有的人认为，中秋夜博状元饼是明清两代鼓励民间多读书、求功名的一种怡情且益智的游戏。
总之，博状元饼的出现时间应在状元筹之后，是在状元筹博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63不过是从状元到秀才七种科名的连续倍数相加。不仅从两者出现的时间上分析是如此，而且从常理上说，由于小的月饼尤其是最小的“一秀”很难印上“秀才”等字样，一般情况下是在人们已熟知63个大小科名和游戏规则之后，才能顺利地进行博状元饼的游戏。至于是谁或具体何时最初以会饼代替筹条，今天已很难确考。所谓郑成功部将洪旭发明这套博法的传说，需要举出可靠的原始依据才站得住脚。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起初主要是在文士中流行的游戏会由武将设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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