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科举研究走向综合化与系统化

提出“科举学”的目的，其一为了使科举研究走向深入和系统，使其综合化与理论化，这是科举研究学术方面的意图和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事物能够将一千多年间的所有读书人联系起来，或者说有什么事物能够将分散的、独立的各朝政治家、学者贯穿起来，在成千上万的官员、文人中找到他们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呢？只有科举。科举入仕，是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就像当代知识分子多数参加过高考一样，科举时代读书人从未应举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明人王士性曾说：“晋绅家非弈叶科第，富贵难以长守。”^[1]也就是说，在科举时代，要想让子孙守住富贵，就得使后代不断地参加科举以博取科第，否则祖宗的财富和地位就难以长期延续下去。至于平民子弟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更须通过科举阶梯从下层社会进入主流社会。正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2]。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因此很值得加以研究。

相当长时期以来，学科发展的趋势是不断分化，而现在则出现了学科交叉和综合的发展势头，学科交叉成为知识创新主要方式之一。甚至从过去的以学科为主变为以问题为主，人们往往不再先问一个问题是属于什么学科，而是考虑要解决什么问题。“科举学”便是以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和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以往的科举研究一般是分学科进行的，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史学界都有不少科举研究成果。史学界的科举研究成果最多，但史学界的科举研究多数是将科举制度史分割成断代来加以研究的。其他学科如教育史、政治史、文学史、文化史学界多数侧重各自专门史的贯通，但一般仅仅从某一学科侧面来研究科举，较少兴趣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科举研究。我之所以会提出“科举学”，想到将科举的各方面整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加以研究，是因为自己向来爱好文学，后从厦门大学历史系出身，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教育，毕业后又在教育学界研究和教学。正是由于具有跨学科的学习和工作背景，才会提出建立“科举学”这样一门综合性的专学。

20世纪70年代，一度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7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成果寥寥可数，而海外的科举研究成果却层出不穷。中国学者若不重视研究科举，岂不也可能出现“科举产生于中国，科举学不在中国”的尴尬现象？正如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在《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需要“科举学”》一文中所说的，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落后”。我认为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使命深入全面地开展科举研究。而真正要达到全面和深入，就不能零敲碎打单兵作战，只有将各学科分散的科举研究统合起来，才可能使其形成合力，使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这便是“科举学”形成的学术背景。

一门关于历史制度、人物或著作的专学能否成立是由其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所决定的。自1990年以后，随着对科举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觉得科举研究实在是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科举研究的范围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覆盖或囊括科举研究的所有内容，而且科举研究历史悠久、人员众多、成果丰富，几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科举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经过郑重的思考，我于1992年提出建立“科举学”的构想。当时撰写了《“科举学”刍议》一文，于1992年11月在全国第四届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并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刊出该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又在《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科举学”发凡》一文。特别是近几年来，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科举学”论文，并组织其他学者和博士生撰写“科举学”笔谈等论文，这些论文多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或《新华文摘》所转载，《“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一文还于2000年获得福建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科举制与“科举学”》一书则于2005年获得福建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实际上，“科举学”的内涵和意蕴是如此之丰富，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成果是如此之丰硕，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学”早已是喷薄欲出。科举研究风会磅礴郁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汇聚成“学”，促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亟须有人将其点破挑明，加以理论概括总结升华，这本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我只是在掌握充分根据的前提下，深思熟虑后，顺水推舟地提出此说，使“科举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罢了。因此，“科举学”的诞生，可以说是实至而名归。

因为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如唐代已出现“《文选》学”、“策学”，后来有“敦煌学”、“红学”等，这种“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而只是专门学问的意思。但“学”字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乱贴的标签。任何一门专学，都应是义立而后名至。若只是某一小圈子的研究者自以为问题重要就将其研究对象加上“学”字，那么有多少著名人物和著作便可能叫出多少个“学”来。但这些所谓“学”能否形成气候、是否具有长远生命力则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如果某一研究对象内涵不够丰富，并不具备成“学”的条件，而研究者却硬是将其加上“学”字，那么这种“学”也是不成体系且难以为继的。在“学”字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我提出创建“科举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科举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且比一般的专学更有理由称之为“学”，“科举学”研究对象重要、研究者众多、研究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丰富，又有将各方面的研究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升华的必要，“科举学”自然应运而生。这本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而科举研究中有些边缘和交叉地带是各学科独立的研究难以顾及的，可以说是非“学”无以统摄、无“学”难以整合，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将其纳入一个学科系统或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加强理论思维和扩展视野，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方能涵盖和包容，才能将科举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因此“科举学”的出现并非任意的生造，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是势在必行的^[3]。

概括地说，“科举学”是在全面客观评价科举制和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在为科举平反的时代大趋势下，在学术研究环境渐趋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在学科交融和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依托上，在借鉴参考科举的经验教训为考试改革服务的现实需要的呼唤下，应运而生的。

从科举的内外部关系来看，“科举学”可分为内学和外学两大范畴：内学或内部研究是对科举制度和活动本身的研究，如科举制的起源、科目的兴废、考试方式方法的演变、科第人物具体登科年代或事情的考证、科场案等，基本上属于较微观的研究。外学或外部研究是对科举相关的外部环境联系与影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如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科举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科举与文化的关系、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科举对外国的影响等等，基本上属于较宏观的研究。内学与外学只是大体划分，两者没有截然的分野，有时还互有交叉。因此，微观“科举学”与宏观“科举学”只是相对而言的。

“科举学”虽是专学，却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是多学科汇聚和交融的产物，即跨学科研究的结果。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科举学”的成熟也有赖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哲学，以及考试学诸学科的交叉、汇流和积淀。另一方面，相对于各学科科目互相独立的科举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学”是纲，具有统合性，所谓“纲举目张”是也。了解科举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政治史、文化史登堂入室的一把钥匙。“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广阔而专门的学术视野，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确信，在一个富有丰厚考试文化的国度中，无论是现实改革借鉴的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的驱使，都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繁荣，“科举学”必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