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学”发凡》一文中，我曾指出，“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科举学”不是关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学问，又是至今还有相当现实意义并和东亚及西方主要国家有关的一门学问。这就决定了“科举学”具备巨大的研究空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16]。
科举作为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一种独特方式已淹没在历史进化的浪涛之中，但它曾深刻地塑造过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科举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和文化意蕴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无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在考试内容和实施环境上有何根本差异，但两者采用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精神是相同的，这是最为本质的方面。科举制虽然植根于传统社会，但其公平择优的选才方式所体现的合理性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特性。考试选拔所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在考试成绩前人人平等。不管科举实际上是否真正平等，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是标榜公平竞争原则的。现代各类考试的原则与方法明显与科举考试有渊源继承关系，科举考试所留下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这就使科举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近年来教育界倡导“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对是否要坚持统一高考制度争论颇为激烈。对这类关系重大的根本问题，仅仅依靠当前的教育理论或考试理论是不够的，还须将考试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才可能较全面客观地看出考试制度的局限性和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一千多年科举考试史不断证明，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只有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才能有效地解脱人情困扰，才能较好地选拔人才。研究中国科举史上一再出现过的存废利弊之争，对我们今天探寻考试的发展规律，认识坚持考试选才制度的必要性很有益处。另外，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要真正做到公平客观，也有必要研究科举考试中采取的各种防止舞弊措施，历史上口试与笔试的反复比较、考官亲属的回避规定、评卷环节的严密防范等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完善公务员制度首在考试公平，随着公务员制度的日渐健全，必然要深入开展科举研究。
除了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以外，科举研究本身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学术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科举制及科举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反映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主要特征。科举的目的是选拔修齐治平的治术人才，考试内容强调古典人文知识，因而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学、文学、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儒家经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汉代以经术取士，唐宋两朝科举取士中存在经术与文学之争，但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试以经义之后，特别是明清科举考八股制义以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科举时代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的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中国古代文学的普及与发展也曾受到科举取士的推动，唐代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要录取标准，即使北宋以后进士科合并包容了明经等其他科目之后，也还是兼顾考察举子的文学素养，而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则将作文推向讲究格律声韵对偶排比的极端。科举及第、金榜题名还成为小说戏曲长盛不衰的题材，才子佳人的情节套路一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英雄美人模式。至于史学方面，由于“六经皆史”，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先秦的历史记载，唐五代又有一史、三史科，而科举中试“论”又往往以史论为重，因而科举与史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科举对中国人传统的重道轻器、读书至上、学优则仕等观念的形成皆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我国不少地区的民间故事、社会风俗甚至社会心理等方面也还可见到科举文化的明显遗存。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的发展，在21世纪势必会有更多人从“科举学”的角度来研究传统文化。
“科举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科举的一门学问，是对科举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或专门领域。以往对科举的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这种分学科门类的研究有利于研究细致入微，但却缺少交叉和综合。科举研究涉及许多学科，无论哪一门学科都无法全部包括，只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和飞跃。科举是一个整体，“科举学”就是一门关于科举的综合性认识的学问，它的任务是把各个不同学科所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各个层面的认识，有机地组合起来，从宏观上把握其结构和机制，来达到对科举的总体认识。这就需要各方面学者的共同努力，一起交流切磋，以提高总体研究水平。
以往对科举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然而很少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而是单科作战，分散进行。政治学界注重研究科举的选官功能，教育学界注重研究科举的教育作用，文学界侧重探讨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社会学界侧重探讨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历史学界则集中于断代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地方文化研究者又往往只研究本地的科举史。各个学科多自成体系，缺少交流碰撞。而且国内学者不太了解海外科举研究动态，国外学者也不常利用国内的科举研究成果。只要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将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便会出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出现较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全面，笔者认为，在将来适当的时候，科举研究也应成立专门学会，并依托逐渐统合在一起的权威考试管理机构，出版专门的学术刊物《科举》或《科举研究》、《科举学刊》。由于“科举学”具有独特性、广博性、重要性和现实性，且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因此21世纪的“科举学”会像一块“学术磁铁”一样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力。
“科举学”是一门疆域辽阔的专门学问，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仅从著名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论文为数尚少。假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透视科举，还可以有非常宽广的耕耘空间。科举本身的时空构架已经十分庞大，而如果用超越科举本体的思维去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还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状况、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专门而广阔的学术视野。
世纪回眸，瞻前顾后，在千载一时的千年之交关口，对科举这样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理性考察和哲学思辨，我们便会意识到：中国过去是一个科举社会，为了制衡讲究人情关系的消极影响，解脱人情困境，现在和将来还须以考试作为社会生活的调节阀，因此中国必然还要走向一个考试社会。在一个富有丰厚考试文化的国度中，无论是现实改革借鉴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都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繁荣。可以预见，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科举学”必将屹立于中国学术之林，科举研究成果必然会越来越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科举学”则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注释】
[1]田艺衡：《留青日札》“非文事”，见《纪录汇编》卷一九○。
[2]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3、4期。
[3]《学部议复中书黄运藩整顿学务请复科举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初五日第16号。
[4]《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3编，1～3页，江苏教育总会编辑部1906～1911年编印。
[5]William Ayers：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1，pp.244～245.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343～347页。
[7]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68页。
[8]《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44页。
[9]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60，p.7l.
[10]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
[11]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主编：《高考、会考改革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36、42页
[12]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3、4期。
[13]桑玉成等：《当代公务员制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7页。
[14]本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2005年9月，在厦门大学成功地举办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5]李明、刘海民：《青岛：不考“状元”考官员》，《半月谈》（内部版）1992年第12期。
[16]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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