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影响无所不在

古代学者重视科举一是因为它与自己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二是因为科举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无所不在。

在科举时代，科举不单决定应举者个人的前途和家族的兴衰，而且还左右了当时的教育，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士风和文化。假如我们问一般的中国史研究者或西方汉学家：哪一种制度对中国影响最大？我想多数人会将科举作为答案。甚至说130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进步和落后，都直接间接地受到科举及其所衍生的科举文化的影响，也不为过。科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基因之一。或者说科举由传统文化所孕育和当时社会政治需要所催生，诞生之后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社会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文学为例，据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1]。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如吕祖谦便漏载其进士出身）、女作家从不应举等因素，科举出身者在文学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正因为科举在1300年间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有不少学者将隋唐至清的历史称为科举时代，将当时的社会称为科举社会，将当时的文化称为科举文化，将当时的教育称为科举教育。

在奉行官本位体制的中国传统社会，入仕是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的最佳途径，也是实现治国平天下施展政治才华的唯一途径。仕与不仕，对一个人的前途天差地别。唐代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在谈到选举改革时曾指出：“得仕者如升天，不仕者如沉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也。”^[2]从隋唐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之后，读书人要想进入仕途，主要须通过科举考试，考上进士、明经之后，就获得了“出身”，即任职资格，即使未获实官入仕，也属于“士”阶层，不仅本人而且部分家人，都可以免除封建社会中所有丁男须承担的赋役。一直到明清时期，只要中了秀才，也就成了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见了县官不必像平头百姓一样下跪，犯了罪过还不能随便动用刑责，必须先将其生员（秀才）的头衔革去才可判刑。因此，应举既是一条通往仕途并获得“黄金屋”和“千钟粟”的必由之路，也是一种逃避贫贱饥寒的方法。在此社会条件下，古代学者自然十分重视科举了。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借用马二先生的话说，古今读书人都必然要研修“举业”，既科举应试文字：“‘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按马二先生坦率的说法，就是孔夫子活在明清时代，也一样要修举业作八股的。因为这与一个人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能够超然的人少而又少。在科举时代，这些有关备考的学问被称为“科举之学”^[3]，也就是一些应试的文体做法或学问。“科举学”指的是研究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学问。但古代广大读书人热衷于“科举之学”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为古今研究“科举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以清初山东淄川人蒲松龄为例，便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是多么看重科举。蒲松龄出生在一个世代耕读之家，十九岁时应县、府、道的童生试，皆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过关，中了秀才。少年得志，且受到主考和县令的赞许，令他豪情满怀。为了在科场中继续取得胜利，他曾专门到深山古庙潜心攻读。然而，后来参加乡试就再也没有再现他童生试时旗开得胜的风采，尽管他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在贡院中拼搏，但总是屡战屡败。在一再受挫之后，蒲松龄痛定思痛，还是冀求下一科乡试能够实现自己一生中的及第梦想。乡试是科举阶梯中最艰难的一个大台阶，因此在明代就有“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要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乡试中脱颖而出，难度实在很大。一次次的失败使蒲松龄相当怨恨乡试考官，并在其所作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多处加以讽刺嘲骂。可他的内心深处仍然解不开科第情结，一有机会，他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再次投入科场竞争中去。结果他在一生中前后参加过10余次乡试，最后一无所获，在七十一岁时才按例补为岁贡生。蒲松龄对科举的热衷只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个缩影，他虽未能在科场中实现自己的夙愿，却写下了不朽名作《聊斋志异》，其中有不少对科举的描写成为我们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的生动例证。

读书人如此看重科举，朝廷也是将科举取士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唐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曾说：“国之大柄，莫先择士。”^[4]甚至有人认为礼部侍郎因为职掌科举选才，其重要性不亚于宰相之职。中国封建社会向来注重选拔官员，选举制度又很少能够十分完善，因而也往往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杜佑在《通典·选举典》中就曾评论说：“缅征往昔，论选举者，无代无之。”从隋唐至明清，统治者多认为选取人才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明代甚至规定非科举出身者不能当官，并将考选进士科视为“国家取人才第一要路”^[5]。科举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参加科举考试便是当时人文教育活动中的首要内容。在科举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历史进程都曾受到科举的深刻影响。

由于科举在士子个人生活中和政府社会活动中事关重大，因此从科举制出现之后不久，便有不少人开始整理科举文献、研究科举制度。历代关于科举改革的议论始终不断，此方面的记载十分丰富。就专门概括论述以往以及当朝科举制度的典籍而言，各种正史中的《选举志》、《通典》、《续通典》等书中的《选举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典》等书中的《选举考》都有大量的记载评论。唐代还出现了许多记录各科榜考试题目、主考官姓名、及第者姓名的《进士登科记》或《登科记》，数目不下十余种。五代时王定保撰《唐摭言》一书，备载唐代科举制度及相关的文风士习，是留传至今的最早一部记述科举制度的专书。此后一直到明清时期谭吉璁的《历代武举考》、陶履福的《常谈》之类考述科举制的专书历代多有，其中最具研究性质的则是徐松的《登科记考》，该书尽可能将已散失的唐代登科记材料重新编纂再现出来，通过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搜集、排比和考证，构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唐代科举编年史。这些科举时代的论著既是我们今天研究科举的宝贵材料，也是当时古人研究科举的成果。

1905年废止科举制以后，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不少研究科举制的论著。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方瑜的《唐代的科举制度》、章中如的《清代考试制度》、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卢前的《八股文小史》等皆有各自的特色和价值。50年代以后中国的台湾、香港和国外学术界也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科举研究著作^[6]。临近20世纪末，随着高考制度的长期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建立健全，人们需要批判地继承历史上考试文化的遗产，借鉴和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并反思20世纪初废除科举的利弊得失，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空前重视起来，论著层出不穷，研究深度不断深入，使具有悠久历史的科举研究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并催促了科举学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