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科举孕新学

作为一门专学，科举学与朱子学、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性质相同，是以某一具体人物、著作、文物或制度等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或专门研究领域。朱子学以一人名学，红学以一书名学，敦煌学以一地名学，甲骨学以一物名学，科举学则以一制名学。

科举学是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十分专门独特，即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作的研究才属科举学的内容；同时，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又非常广阔，具有巨大的时空构架和宽广的学科范围。科举的时间跨度达1300年，如果上溯到实行广义科举的汉代，则有两千年以上的存在时间，而空间范围不仅包括中国本土和实行过科举的朝鲜和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还涉及模仿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的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涉及的学科不限于历史，还包括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哲学和区域研究等。在中国已存在的诸多专门之学中，科举学与敦煌学较有相似之处，即海内外研究者众多，研究内容广博，且不限于单一学科（所不同的是，科举学较具有现实意义）。

科举学研究领域之广阔可以从已有研究成果及丰富的研究资料中看出来。科举废止之后，到2005年的一个世纪中，海内外已出版科举研究专著或专书不下300部。其中仅有关状元的著作便有60余本，这尚未包括状元的个人传记等。已发表的论文也有数千篇。科举研究论著不可谓不多，但还是与科举本身的重要性和资料的广博性不相称，还有许多空白领域尚待填补，还有大量的资料从未被利用过。举例来说，对进士登科录、同年齿录所载资料，可以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同榜进士的政治关系，可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进士的三代家庭出身背景进而计算社会阶层流动率，可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研究科名人物的区域分布，可以从人口学角度统计其平均年龄等。

由于科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这就决定了科举学的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科举是中国一千多年间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科举又是一个众多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多学科对某一方面的科举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科举的认识逐步深化并更为全面。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科举学这一专门学问，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很必要从多学科的视角来深入地研究科举学。

现代科举学源于科举又高于科举。2003年4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和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中国科举文化展”。在为此次展览所写的介绍文章中，主办方说：“我们的科举研究和展示的实践，证实了科举主题的展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内涵和历史研究价值，还具有可贵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我们举办‘中国科举文化展’后，要努力建成一门符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新型的‘科举学’。”^[7]所谓“新型的科举学”，当然与历史上古旧的科举学有所不同，要以新的眼光，将科举放到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新的研究。

经历过中国科举百年祭的洗礼之后，科举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例如，史学界在回顾2005年中国史方面的学术会议时，便将2005年9月2—4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视为重要的学术会议，并指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崭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科举学’成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聚焦的一大亮点。所谓‘科举学’，其宗旨即在于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探究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此一理念，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也具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无疑将有力地促进科举研究的系统化推进。”^[8]

正如一位新华社记者所说的：“无论如何评价科举，它都是长期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一部分。科举学——一个以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在反对全盘否定、为科举平反的呼声中孕育成长。……科举学选取了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它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内涵和历史价值，还具有可贵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这个视角切入，可以挖掘出一个既古老又全新、既专门又广阔的学术新天地。科举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概念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也在逐渐发展成为科举研究的中心。”^[9]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科举学是正在孕育成长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这个视角切入，可以挖掘出一个既古老又全新、既专门又广阔的学术新天地。科举学通俗而普及，既可做精深的纯学术研究，也可以结合自身祖先或当地先贤的科第历史做一些探讨。另一方面，科举学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综合和全方位的协同研究。科举学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一般专学的研究对象多是静止的，而科举学所研究的历史上的考试制度是动态的、发展的”^[10]。

有的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兴起了一股“科举学热”，出现了当代“科举学热”的现象，回顾中国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透视当代“科举学热”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教育考试的内在特质与规律，从而在此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科学的、合目的的教育考试制度与方法。“今天的科举学热已不再是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一种简单的肯定与推崇，而是意在寻求对科举制度给予一种公允、客观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科举制度对于我国现代教育考试及人才选拔制度的影响”^[11]。

科举制百年祭的2005年，标志着中国科举学的新纪元。在2005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波科举研究热潮，人们对科举及其废止的评价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剑拔弩张、精彩纷呈。2005年9月举行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海内外的科举学真正走向汇聚与融合。而2006年有五场与科举文化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即日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7月9日在东京大学举办的“从科举看东亚——科举社会与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9月在高雄举办的“科举文化研讨会”，10月在上海嘉定举办的“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12月11—13日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在仙台主办的“应用科举史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12月21—22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台北举办的“101：后科举时代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预见，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研究科举的专门研讨会，将科举学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21世纪的科举学的波澜起伏，将堪与20世纪的红学相比。

【注释】

[1]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功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杜佑：《通典》卷十八《选举典》六《杂议论》下沈既济《选举论》。

[3]刘祁：《归潜志》卷八、薛《读书类编》卷十九。

[4]刘日句：《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5]《明仁宗实录》卷二上，洪熙元年九月乙卯条。

[6]参阅笔者《“科举学”刍议》、《科举学发凡》二文，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1994年第1期。

[7]《汇聚科举文物珍品，再现科举文化大观》，《东方艺术报》2003年4月16日，总556期，第1～2版。

[8]林存阳、杨朝亮：《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6期。

[9]新华社：《重评科举孕新学》，《浙江工人日报》2005年11月7日。

[10]吴小雁：《百年科举再起风云》，《中国改革报》2005年11月5日。

[11]袁小鹏：《透视当代“科举学热”——兼论教育考试的价值冲突与调适》，《湖北招生考试》2006年2月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