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文献的种类与数量

科举文献的种类大体上可分为科举录、朱卷、八股文和试卷等几个类别，其数量则应区别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科举文献和现存的科举文献的数量。

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齿录、进士履历、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录、会试题名录、会试同年齿录、会试同年履历便览、乡试录、乡试题名录、乡试同年齿录、乡试同年履历便览等，可以笼统称之为“科举录”。这是在浩如烟海的与科举有关的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类别或一个部分。唐代从中宗神龙时（705—707）起开始有私人编纂记载历科进士的登科记，到穆宗长庆二年（822）已有十多种进士登科记，宣宗大中十年（856）还曾由官府在以往诸家登科记的基础上编成一部登科记。宋代开科118次，宋代每次科举发榜后出版登科录或同年录。据《宋史·选举志》载，宋太宗朝定“贡院故事”，于每科进士放榜之后，“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书之，谓之小录。”到南宋时，发榜后还赐予进士“小录钱”，并有专门“主管题名小录”的人员^[18]。元代开科16次，并开始设立乡试，因此有乡试录和乡试题名记。明清两代乡会试登科录的刊刻更为规范，据《钦定科场条例》卷四七《闱墨·试录登科录》载有关规定为：

进呈试录。正副主考官，于闱中将中式三场试卷，每题遴选一篇，正考官撰前序，副考官撰后序，出闱后交提调刊刻。顺天乡试由府尹、会试由礼部恭进。各省乡试，由督抚咨送礼部，汇齐题交内阁收存。各省乡试录，陆续咨送，如会试期近，尚未送部者，查取延迟职名，交吏部察议。

可见会试录和乡试录的刊刻相当郑重和正规。明代开科90次，清代开科112次^[19]。那么，明代就有90科的登科录、90科的会试录，清代的登科录和会试录也各有112种，总计明清两代全国一级的科举录则有404种。据明代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和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所载，明初洪武三年（1370）、四年各设12个，洪武五年设13个乡试考场，从洪武十七年（1384）开始，明代多数时间乡试设有14个贡院，至嘉靖十六年（1537）云南和贵州分闱，此后到明末各科都有15个闱场。这样，明代共有1291榜乡试录。清代乡试闱场也是从少到多，顺治二年（1645）乡试仅有六个场所，到顺治十七年（1660）后设15个贡院；雍正二年（1724）湖广分闱，湖南与湖北分设贡院，光绪元年（1875）甘肃从陕西分闱之后，全国共有17个乡试闱场。后来因为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等影响，一些科次有些省份曾暂停乡试。据法式善《清秘述闻》、王家相等《清秘述闻续》、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所录各科乡试情况统计，清代各直省共举行过1697次乡试，则应有1697榜乡试录。明清两代合计共有2993榜乡试录或乡试题名录。许多科年还出有同年录或乡试齿录，甚至全国同科举人合出直省同年录，如同治年间由李鸿章牵头，在各省乡试同年录的基础上，出版了《道光甲辰恩科直省同年录》。若多数乡试科榜都出同年录或齿录的话，乡试同年录总共在2000种以上。加上登科录和会试录，明清两代共有至少5400种科举录。另外，还有武举登科录和各省武举乡试录，虽不如文举录重要，也有数千种之多。而朝鲜历史上曾实行科举制近千年，也留下了许多科举录一类的“文科榜目”或“司马榜目”、“杂科榜目”，1998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便录有28种科举榜目（主要是司马榜目）；韩国学者李成茂1997年于民音社出版的《韩国科举制度史》一书中“科举古文书”一节中，列有韩国现存的杂科、译科等单科榜目34种、公元1519年至1882年之间的66种文武科榜目，而且这还基本上不包括司马榜目。越南也有《大越历朝登科录》、《国朝乡科录》、《历代大科录》之类的科举录。各国科举录的总数估计在8000种以上。此外，清代还印有不少翻译乡试录、翻译会试录、拔贡乡试录、各省选拔贡同年齿录，以及府州县试的秀才录、贡举录等，大体上也可归入科举录一类。

现存的科举录远比曾经刊刻的少。唐代各种登科记到元代以后基本上都亡佚了，清代学者徐松考证整理成一本《登科记考》^[20]。宋代除南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因朱熹为该榜进士和《宝祐四年登科录》因文天祥为该榜状元而保存下来外，其余的都已散失^[21]。元代则存有《元统元年进士录》等18种不很完整的科举录。明清两代科举录存留较多。据美国学者艾尔曼（Elman）200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明清科举文化史》收集统计，现存1148年至1904年间文科各类科举录有1042种^[22]。尽管艾尔曼对现存科举录的收集已经相当丰富，但由于收寻范围多限于世界著名的大图书馆，基本上未包括中国大陆许多大学图书馆和省市图书馆及民间的收藏，因而实际上还有不少科举录未包括在内。例如笔者所见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科福建乡试题名录》、《道光壬辰（1832）科福建乡试齿录》、《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科福建乡试齿录》、《光绪癸卯（1903）科福建乡试齿录》等，艾尔曼书便未收录；笔者购得的《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福建乡试同年全录》、《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河南乡试同年全录》、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山东乡试题名录》等，也在艾尔曼所列各省乡试录之外。而且，若算上各地收藏的复本，并加上武举乡会试录一类，现存科举录的数量就相当可观。科举录因为记载同榜科名人物数据较完整，故为科举文献中最有价值的类别之一。

朱卷刊刻始于明代，明代具体曾有多少朱卷现在已很难知道。至清代则刊刻朱卷普遍通行。各省乡试都有定额，但实际录取人数往往与计划定额略有不同。清代举人的总数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笔者据《道光甲辰恩科直省同年录》统计，该年（1844）全国共取举人1254名。另据清代来华西方人士按当年各省乡试录记载，道光二十八年（1849）全国共有举人1233名^[23]，光绪十四年（1888）全国共有举人1521名^[24]。总的说来，清末每科乡试所取举人总数比清初增加不少。按平均每科1300名大约计算，清代112科共有举人14万名以上。清代有进士26888名^[25]，每名进士和举人一般都有一份朱卷，则曾有朱卷逾16万份，加上通常人们都将贡生的贡卷也归入朱卷一类，从理论上说清代至少有朱卷18万份以上。但科举废后，此类科举文献因时代变革和社会需求消失，好似水流云散一样迅速散失。幸好上海图书馆的有识之士长期以来注意搜集朱卷，集腋成裘，终于达到8000余卷，于1992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大套精装本《清代朱卷集成》，洋洋420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过，在全国各地，也还散存一些《清代朱卷集成》未收的朱卷，笔者得有光绪壬寅（1902年）补行庚子辛丑科江西乡试举人廖鉴澄、禇式鎏、廖宗道三人的朱卷，就是在《清代朱卷集成》所收朱卷之外。笔者估算，不计许多重复的朱卷，各地现存的朱卷最少在15000种以上^[26]。

八股文或时文是科举文献中数量最大的一类，明清两代产生的八股文不可胜数。正如龚自珍所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当选万辈矣，既穷既极。”^[27]除举子平日所作八股文之外，大量印刷出来的主要有八股之选本与稿本两类。选本文非一家，志在推行广远，类于总集；稿本文仅一人，由于自行编订，类于别集。后来八股文刻本又分为四种：一曰程墨，为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二曰房稿，为十八房进士之作；三曰行卷，为举人之作；四曰社稿，为诸生会课之作^[28]。按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的统计，四书五经总共有431286字^[29]。但毕竟四书五经可供出题尤其是乡会试的大题的内容有限，而依据四书五经作出的八股文却是无限之多。因为明清两代产生的八股文实在太多了，到底历史上曾有多少八股文已无法估量。稍可统计的是其中闱墨或程墨一类，即乡会试之后官方刻印的代表性范文。闱墨又谓试录、程文，现存元代程文只有在日本流传下来的《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皇元大科三场文选》等^[30]。明代闱墨刊刻始于洪武二十一年。除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和康熙五十四年（1715）后的数年间停止刊刻以外，明清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乡会试发榜后刊刻闱墨，并对刊刻闱墨试卷具体作出规定^[31]。因此闱墨的种类数量比明清乡会试的科次略少一些，大概有3000种以上。另外，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科场要考五言八韵律诗，因而后来又产生了大量的试帖诗，也是难以计数。

至于存流下来的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数量，也是非常可观。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曾感叹道：“自明至清，汗牛充栋之文，不可以数计。但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停科举废八股后，零落散失，覆瓿烧薪，将来欲求如策论诗赋之尚存留于世间，入于学者之口，恐不可得矣。”^[32]确实，大部分八股文和试帖诗等经历一个世纪之后都已灰飞烟灭了，但由于古代的八股文实在太多，因而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弃如敝履，今天还是能找到大量的八股文，只是我们很难准确估计其数量，从阮元的《四书文话》到清末的《大题文府》、《小题文府》、《小题正鹄》、《青云集》等，大概仅八股文和试帖诗的选本和稿本及传授备考方法的专书就有近千种。

科举试卷是科场考试实际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科举文献，同时具有科举文物的性质。科举试文简称“科文”^[33]，是指在科场考试中产生的各类文体和文章，它包括科场策、论、律赋、表、判、诰、箴、铭以及试帖诗和八股文等等。唐、五代、宋、元代的科举试文在各种书籍中还可找到很多，但试卷实物已荡然无存。明清时期曾经存在过的科举试卷，明代就有殿试卷24624份，清代有殿试卷26888份。现在各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民间私人手上还存有不少殿试卷，估计还有好几千件。明清两代曾经出现过的会试卷和乡试卷则比只取中式者的会试录和乡试录要多，因为乡会试都考三场，且多数时候每场都不只考一种题目，因此乡会试考卷数量比乡会试科次多数倍。乡试或会试试卷实物存留下来的虽只是一小部分，但在一些博物馆、图书馆和民间仍有不少收藏。另外，还有一些清代朝考卷、童生试卷等也属于科举文献的科举试卷类。而金榜、捷报、试题以及单独存在的各类《科场礼节》、点名规则、贡院座号便览、试卷浮票等文书也应归入此类科举文献。

此外，还有大量的科举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年来陆续整理了不少清代科举档案在《历史档案》季刊上发表，如最近公开的光绪十九年（1893）广东乡试史料，便有37件咨文约46000字^[34]，而这仅仅是该馆所藏一个省的一科乡试咨文档案。

总之，科举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一个大类。由于科举文献不仅独特而且量大，因此许多古籍书目多将其单独列为一类，如日本《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等都在政书类中列有“科举学校之属”，《增补东洋文库朝鲜本分类目录》还专门立有“榜目”一类，韩国《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史部也有“榜目·科谱”类。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一些中国古籍收藏较多的图书馆的分类也与此类似。当今美国汉学界中科举研究的代表人物艾尔曼认为，科举文献是中国古代文献中重要的一个独立类别，其价值还有待人们进一步利用。在他的个人主页中，提供有《中国史经典文献目录》，内中第13类文献便是文科举和武举文献目录，收录了宋元明清科举专门文献目录。

从元代至清康熙年间的书目中往往将科举参考用书独立成类，特别是明代的书目分类中多列有“举业类”或“制举类”书目^[35]。到了清末，历代科举文献已是叠床架屋。光绪二十九年（1903）编辑的科举改革后在科场中采用的策问目录，确认采用32个类目，其中科举与治道、学术、内政、外交、时事、学校、官制以及财政、币制、防务、农政、工政、舆地、史学等并列^[36]。这说明当时科举已是世间所有事物和学问中一个独立的大类，因而与之相关的科举文献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专门性。举例来说，天一阁丰富藏书中独具特色且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这两类藏书与家谱一起构成天一阁的特色收藏。像乡试题名录、会试同年齿录、进士登科录等科举文献完全是独立于地方志、家谱族谱等之外的一大文献类别，而研究方志有“方志学”，研究谱牒有“谱牒学”，研究科举自然可以形成“科举学”。因此，数量庞大的专门科举文献自成一类便是科举学得以成立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