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文献宝藏

科举文献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以往已出版章中如编《清代考试制度资料》、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的情况下，杨学为研究员又主编了一套近1000万字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于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且这还只是精选出科举文献中的一小部分，只收录少量的科举录而不包括朱卷一类的科举文献。由于科举文献确是古文献中的一个独特的大类，现在已有大学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开设“中国科举文献导读”的专门课程，由此可见科举文献的独特性和专门性之一斑。

科举文献不仅数量巨大，并且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发掘利用。中国古代社会可供量化研究的内容以人口、田赋等经济、物质领域居多，而由于科举文献的特殊性，使之成为人文教育领域中最有量化条件，进行实证研究方面之一。现有的科举研究论著不可谓不多，海内外用各种文字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约有300部，专文有6000篇以上，但还是与科举本身的重要性和资料的广博性不相称，还有许多空白领域尚待填补，还有大量的数据从未被利用过。举例来说，仅从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科举生涯和科举观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的论文如《陈亮与科举》、《蔡元培的科举生涯》之类的虽也不少，但只占著名科举人物总数的很小部分。科举废后重印的科举文献在《清代朱卷集成》之外虽也有近百种，但最有价值的科举录部分，除了著名的“宋元科举三录”得到多次重印以外，只有1969年学生书局出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54]，及1998年前后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等大型丛书中所收的少量科举录。因此，很有必要像全面重印地方志那样，将现存千余种科举录系统重印出来，以利学术研究。另外，朝鲜、越南的科举文献和西方文献中关于科举的记载，也是值得认真开采的文献宝藏。^[55]

古代的“科举之学”随着科举制的终结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留下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科举文献，为现代科举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无论科举制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如何，它总是一种历史客观存在，曾长期左右着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1300年间，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56]。对这么一种内容丰富复杂、影响重大深远的历史制度的研究，必然会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科举学便是在研究对象重要、研究历史悠久、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蔚然成学的，它可以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而自成体系、数量巨大的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学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57]。

【注释】

[1]《伦敦日报》北京通讯员1875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见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90页。

[2]E.A.Kracke，Religion，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In John K.Fairbank（eds.），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252～268.

[3]China：Its Early History，Literature，and Language；Mistransl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s；Causesof the Present War.Westm inster Review，Vol.XXXIV，No.II，1840，p.280.

[4]刘永主编：《牛津人的辉煌》，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453页。费正清也持此观点，见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42页。

[5]岳珂：《愧郯录》卷九《场屋编类之书》，见《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378页。岳珂所说的“决科之学”即“科举之学”的另一种表述。关于科举取士与印刷术的互动关系，可参阅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2000年5月。

[6]张祝平：《<四库全书>与科举文献》，《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7]沈登苗：《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

[8]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1984年第20辑；李大东：《明代进士题名校勘记》，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187页。将科举文献等同于“科举录”的定义偏窄。还有一种含义最窄的说法，是将科举文献等同于朱卷（见董莲枝：《<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明显不当。另黄仁生《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覆》一文（《文献》2003年第1期）虽未对“科举文献”作界定，但从该文内容来看意指科举试文。

[9]李成茂：《韩国科举制度史》（韩文），汉城：民音社，1997年，120～153页。

[10]贾志扬：《宋代科举》（中译本），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12～21页。

[11]像陈彭年《贡举叙略》、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顾鼎臣《明状元图考》、毛奇龄《制科杂录》、陈国霖等《国朝贡举年表》、徐松《登科记考》一类的古籍，既是古代的科举研究性著作，对现代“科举学”而言，也是具有科举文献的意义。对此类著作，笔者拟另文详论，本文不再展开。

[12]《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81～82页。

[13]森田宪司：《元代の科举资料》，《东方学报》京都第37册，2001年。其“科举资料”一词基本上等同于“科举文献”一词。

[14]宫云维：《试论宋人笔记中科举史料的特点》，《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

[15]曾德昭1667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通史》第8章，第61页。转引自Ruth Hayheo and Marianne Bastid ed.，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N.Y.：ME.Sharp，Inc.，1987，p.24.

[16]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功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17]刘海峰：《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

[18]《登科录·题名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后，7页。

[19]实际录取114名状元。原因在于顺治九年（1652）和十二年（1655）实行满汉分榜，一科取满、汉状元各1名。

[20]有关《登科记考》的各种补充和订正文章已有十余篇，而集大成者为2003年出版的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21]另元代刘埙《隐居通议》卷二七《前朝科诏》保存有《咸淳七年同年小录》，然不全，仅前三名进士的相关记录完整。

[22]Benjam 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627～640.

[23]Journal of Occurrence：Literary and Military Examinations.Chinese Repository，Vol.18，1849，No.11，p. 610.

[24]E.L.Oxenham.Agesof Candidatesat Chinese Examinations；Tabular Statement.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ew Series，Vol.XXII，1888，pp.286～287.

[25]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190页。

[26]据国家图书馆文津书店2007年出版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出版说明，现存国内各界朱卷约有25000种。

[2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人笺》。

[2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

[29]宫崎市定：《科举——中国の试验地狱》，东京：中央公论社，1963年，15页。

[30]参阅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42～372页；黄仁生：《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覆》，《文献》2003年第1期。

[31]《钦定科场条例》卷四六《闱墨》。

[3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227～228页。

[33]《元史》卷八一《选举志》载：元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下诏恢复科举，并规定：“乡试中选者，各给解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礼部，腹里宣慰司及各路关申礼部，拘该监察御史、廉访司，依上录连科文申台，转呈都省，以凭照勘。”韩国历史上的“科文”与中国类似，包括诗、赋、策、论、表、铭、诰、颂等文体。参见李炳赫：《韩国科文研究》，韩国《东洋学》第16辑，1986年。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癸巳科广东乡试史料》（上）（下），《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第2期。

[35]周彦文：《论历代书目中的制举类书籍》，《中国书目季刊》31卷1期，1997年6月。

[36]《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1903年版，“目录”。

[37]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8]E.A.Kracke，Family Vs.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0，1947.pp.115～116.然而，Robert Hymes和Robert Hartwell认为兼考及第者的婚姻关系或交游关系，多数人的社会背景都不那么平凡，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大。参阅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中译本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3～8页。

[39]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该书1991年以后有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虽然该书使用的科举文献不太多，但也较早注意到科举文献的历史价值并加以利用。

[40]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John Wiley&Son，1962.Foreword，p.x.作者自题该书中文名为《明清社会史论》，实际上该书中心内容为明清两代科举与社会流动，因此1987年韩国学者曹永禄将其译成韩文以《中国科举制度之社会史的研究》为书名在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出版，1993年日本学者寺田信隆、千种真一将其译成日文以《科举と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の阶梯》为书名在平凡社出版，都突出了科举的主题。

[41]萧启庆：《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上），《食货》第13卷第1期，1983年5月。

[42]萧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汉学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6月。

[43]于志嘉：<明代军户の社会的地位にいつて——科举と任官において>，《东洋学报》71卷3、4号，1990年3月。

[44]中鸟敏：《宋进士登科题名录と同年小▍》，《汲古》第26号，1994年。

[45]大野晃嗣：《明代廷试の合格者と初任官ポスト——<同年齿录>とその统计的利用》，《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1号，1999年6月。

[46]如上所述，史学界对绍兴十八年（1148年）、宝祐四年（1256）和元统元年（1333）“宋元科举三录”所记载的同榜进士已有所研究。对韩愈与欧阳詹所在的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龙虎榜”也有专文探讨，见John Lee，The Dragonsand Tigersof 792：The Examination in Tang History.T’ang Studies，No.6，pp.25～27。不过这些研究都着重在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而非同年关系。

[47]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见《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62页。

[48]顾廷龙：《天一阁丛谈》序，见骆兆平著该书（中华书局，1993年），1页。

[49]张杰：《高鹗会试履历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满族研究》，1999年第4期；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何怀宏：《清代朱卷的应试功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秋之卷。

[50]张杰：《清代朱卷的文献价值》，《文献》2002年第2期。

[51]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52]刘祥光：《时文稿：科举时代的考生必读》，《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2期，1996年9月。

[53]John W.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03—210.

[54]《明代登科录汇编》的出版实为嘉惠学林之举。除前举多篇在日本发表的论文外，还有一些利用此资料的专门研究论文，如蔡惠琴《明代中晚期（嘉靖至万历）士人科举心态之探讨——就《明代登科录》的吏治观论之》，《辅仁历史学报》第9期，1998年6月。

[55]越南现存科举文献还有近500种，见刘春银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印，2002年。

[56]刘海峰等：《中国考试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页。

[57]本篇承蒙台湾大学历史系古伟瀛先生约稿，2003年12月在《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发表。古先生对后学赏识有加，多所鼓励，隆情厚谊，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