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变化与走向

百年回眸，可以看出科举研究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变化多端的。不过，总体而言，科举学的发展脉络还是清晰分明，趋势还是显而易见的。其变化和走向，大约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冷寂走向热门

中国人进行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科举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末，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0年至1949年，为中国科举研究的奠基期；第二阶段，1950年至1979年为大陆科举研究低谷期；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科举研究进入兴盛期^[12]。由于问题重要、牵涉面广，科举研究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民国时期的科举研究发展脉络到1949年以后基本上被中断，1950—1979年30年间中国大陆科举研究受到冷落，属于大陆学术研究的冷门。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只是一堆陈年历史垃圾，即使要去拨弄，主要也是为了肃清其流毒。20世纪70年代以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不多，仅出版过四本科举研究专书。此阶段大陆学者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也屈指可数，总共只有十余篇，最多者是吾师韩国磐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报》文史哲版1954年第1期发表的《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在《历史教学》1960年第四期发表的《略述科举制度》以及在《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65年第2期发表的《科举制和衣冠户》共三篇。其余唐长孺、吴晗、翦伯赞、陈直等人多各发表一篇。

然而，由于科举制度在古代影响重大，牵涉面广，因此几乎每一部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都有一定篇幅述及科举制度。只是总的来说，此时期大陆将科举视为帝制时代反动的取士制度，很少专门的研究。加上当时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很少，有些研究成果也未及时发表，如朱保炯、谢沛霖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实际上完成于1963年，但到“文革”后才正式出版。而此时期中国台湾等地出版了许多科举研究论著，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明显地处于低谷时期。

1980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学术环境逐渐宽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除了要继续批判科举流弊之外，科举考试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教训还有不少值得借鉴和吸取的方面，科举研究开始复兴繁荣，进入兴盛期，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朱保炯、谢沛霖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程千帆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两本著作，前者大而全，后者少而精，预示着大陆科举研究新时代的到来。从1984年以后每年都出版专著数部，到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在十本以上，发表论文数以百计。1980年至2005年26年间，除了重印许多科举古籍以外，中国大陆共出版了256本科举研究著作，各年出版的著作数见下表。

中国大陆科举研究著作数量一览表（1980—2003年）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科举研究著作包括实际上以科举为主的中国考试史、中国选士制度史、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以及属于广义科举的察举制度史等方面的著作。其数量包括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但未在大陆出版的四本著作^[13]，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学者在大陆出版的三本科举研究著作^[14]。上表已基本上将1980年至2003年大陆的科举研究著作统计进来，但并非完全没有遗漏，尤其是近两年出版的著作和一些小的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可能笔者未能悉数寓目。20世纪80年代共有19部科举研究著作面世。而进入90年代以后，科举研究空前繁盛，仅专门著作便有100余部，研究成果蔚为大观。2004年更是出版28部，进入一个科举研究著作出版高潮年份。而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和2006年各出版了25部。预计在2007年以后，每年均会有20部以上的科举研究著作出版。

外文科举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统计，约有英文15部、日文28部、韩文28部，越南文15部，法文5部，还有一些德文、意大利文科举研究著作。科举研究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截至2007年2月所知，仅中文博士论文便达72篇以上，硕士论文171篇以上，另外还有多篇以科举为题的博士后研究论文。

（二）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传统的书籍一般多以描述性为主，现代研究方法和叙事风格是从西方引进的。就科举研究专著而言，法国人艾特尼·资1894年在上海出版了法文著作《中国的文科举制度》，1896年又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的武科举制度》^[15]，这可以说是现代科举研究的真正发端。这两本书既是外国人对科举研究的最早专著，也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现代科举研究著作。作者既具备现代的科学研究眼光，写作此书时又还在科举时代，可以方便地调查考察科举制度实际运作的各个方面。书中对从县试到朝考的清代科举各个环节都有十分细致准确的叙述，并附有大量插图，为我们今天了解科举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走出科举时代以后，中国人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用现代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科举，但受中国人传统治学方法的影响，早期中国学者的科举研究论著仍以描述性和叙述性的居多。而且，以往的科举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为研究成果良莠不齐，出现许多重复研究。由于科举制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研究者众多，科举研究专精与普及相结合是必然的现象，出现部分重复也在所难免，但原有的科举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许多重复还是低水平的重复，有一些论著以猎奇性、趣味性为主，尤其是有关状元方面的论著。其二为许多学者对海外研究成果不了解或知之不多，自以为是填补空白，实际上是古已有之。这方面的问题以文学界的科举研究尤为突出，较少参考台港的研究成果，对外文论著就更少涉猎。多数大陆学者对海外科举研究成果的了解不如海外学者对大陆研究成果的了解。其三为相当一部分论著不很重视学术规范，引文注释不够完整，这是过去大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过，总体而言，现在大陆的科举研究已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普及性读物与高水平的研究并存、出现重复研究还一直会存在，但有部分学者的研究水平已迅速提高，见解也深刻而全面，并逐步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有些科举研究成果已成规模、成系列。思辨性的研究和实证性的研究结合，话语方式不再以平铺直叙为主而注重分析和归纳等表现形态，使科举研究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在这方面尤以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研究体现的特别明显，例如，吴建华根据抽样统计的结果指出，从唐至清科举一直促使社会下层向上层的流动，促使社会结构变化，其绝对流动比值在10%～60%之间，平均值约30%。在长久停止科举后的进士考试恢复期或宽松取士期或改朝换代之际，往往社会流动性能达到最高极限近60%，而一旦科举固定为制度有比例录取进士，社会流动性将渐趋弱势。从社会群体角度进行中国社会史的研讨，进士群体无疑是一个理想的样本，进士的家庭出身比重的高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把握社会盛衰的晴雨表^[16]。科举地理方面的论著往往采用大量的科举人物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如陈正祥曾画出唐代和明代进士、明代三鼎甲地理分布图^[17]，韩茂莉、胡兆量分析了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18]，范金民、洪璞对明清江南进士的地域分布^[19]，以及一些学者部分省份进士的地理分布的研究，都是采用计量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作出的成果。

（三）从分散走向综合

由于科举制对中国1300年间的政治、教育、文学及社会历史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今人也分别从历史、教育、政治、文学、社会、文化等不同侧面对科举进行研究。科举是历史上存在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历史色彩极浓的一门专学，历史学界当然是科举研究的主体力量，科举成为唐宋元明清各断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由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进行展开论述。科举是古代文官考试，政治学界或行政学界的科举研究侧重总结科举制的利弊教训，为当今人事选拔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文学界的学者主要研究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科举文学，其中对八股文的研究形成一个热点。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社会、文化、地理、民俗等方面研究科举。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学科的科举研究都是分散进行、互不往来的。其实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制度，但不同学科之间却相当隔膜，有的学者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很不了解。这种状况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改变，科举研究开始走向多学科的汇聚和交融，1998年5月在北京召开过“中国考试史专题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集中于科举考试，来自历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和考试管理部门的许多专家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科举研究见解，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7月出版了《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书后还附有中国考试史部分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在研究成果方面，也出现越来越多综合性的论著。例如，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佩琦主编《中国状元大典》，便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科举研究著作，该书除了状元总谱、名状元传、状元逸闻等一般描述状元的书籍都有的部分之外，还有“状元戏曲本事”，收录84个以状元为题材或有科举情节的传统戏曲梗概，而科举释词、科举大事本末、科举程文举例、历代科举年表、历代登科表、历代武举登科表、科举制度及其状元研究论著索引等各部分，都是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成果。王炳照、徐勇主编《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以专题研究的形式，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科举制演变的外部条件与内在机制、科举制与封建中央集权政治、与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与官学教育、与私学教育、与社会风气、科举制的规范化与程式化、改废科举与兴学堂、科举制总的评价等十个方面，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科举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综合研究^[20]。张亚群指出，多学科的研究不仅为科举学的创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且有助于丰富科举学的内涵。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和分析科举考试与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互动关系，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们对科举制的起源、性质、演化规律、地位和影响形成更为完整、深入的认识，有利于打破不同研究者的学科壁垒，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21]。

科举学是考试学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地理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一门专学。既然是研究同一个制度，借鉴各学科的观点和方法、从分散走向综合是科举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

（四）从片面走向公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受制于政治环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出科举制实质上的不平等，认为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仍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只注意科举的消极面，并存在着将科举制等同于封建制的倾向。加之吴敬梓《儒林外史》和鲁迅《孔乙己》等文学作品流传颇广，以至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只会造就像范进和孔乙己那样的腐儒。而后来出版的论著则越来越多分析科举制的积极作用和存在价值，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8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科举研究出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大多数科举研究者都较为肯定科举的作用。翻翻80余本关于状元的著作，其序言或前言、后记大体以肯定科举的客观历史作用者居多。例如，鲁威《科举奇闻——中国历代状元春秋》一书的引言便说：“十万进士和上百万举人一起，又构成一千多年间文化活动的主力，民族文化的承传与弘扬，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教育事业的兴革，学术思想的演变，也都与他们的活动密不可分。他们作为前承后继的群体，立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功勋。”^[22]可以说科举研究已从政治回归到学术。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为科举平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曾谈道，20世纪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23]。沈登苗在对明清时期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后指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24]。

科举考试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者说带有某种超越帝制时代的特征。刘海峰指出，“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作一个中性词来看待^[25]。王文元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功莫大焉。然而中国自己却在1905年宣布取消科举制，放弃了文官考试的思路，从那时开始，中国倒退了1300年，重新采用了“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乱点鸳鸯谱”也就在所难免了。“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26]。

以上所论多只举例述之，科举研究成果丰富多彩，难免挂一漏万，但已基本可以看出科举学的变化与走向。从过去的演变趋势展望未来，可以预见，科举研究还将进一步开创新局面。2005年春天，“科举学导论”的专门课程已在厦门大学开设，《科举学导论》专著也在2005年面世，科举学将逐步形成和确立。2005年9月是中国科举制百年祭，在厦门大学举办“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科举研究还将跃上一个新的平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注释】

[1]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2辑，2003年12月。

[2]商衍鎏：《科举考试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三辑，广州，1962年，1～18页。

[3]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4]奇秀：《抡才大典——中华古典常科考试制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

[5]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

[6]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赵冬梅：《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7]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8]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9]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广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0]郑若玲：《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1]李均：《从专学到学科：“科举学”的应然求索》，《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2]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246～249页。

[13]即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李新达：《千年仕进路——古代科举制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尚永亮：《科举制度与宦海沉浮——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14]即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李成茂著，韩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5]Le P.Etienne Zi（Siu），S.J.，Pratique desexamens litterrairesen Chine，Chang—Hai，1894.Le P.Etienne Zi（Siu），S.J.，Pratique desexamensmilitairesen Chine，Chang—Hai，1896.

[16]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7]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22～23页。

[18]韩茂莉，胡兆量：《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地理学报》第53卷第6期，1998年。

[19]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洪璞：《江南进士地域分布趋势的社会与经济考察——以吴江为例》，《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

[20]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382～484页。

[21]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2]鲁威：《科举奇闻——中国历代状元春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引言”10页。

[23]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4期。

[24]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25]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498页。

[26]王文元：《科举制、爆竹、花轿》，《文史天地》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