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表现

乡村文化中重要的文化载体是农家书屋。 研究农家书屋应当具备较高的视野,将农家书屋作为文化阵地,这样才能超越仅仅针对农家书屋本身的研究局限。农家书屋工程以社会效益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为己任,是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核心理念的外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群众文化权利的关怀。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 “在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 把握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冶 可见, 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产业, “意识形态冶 “社会效益冶 都是理应首先得到尊重和落实的。“十一五冶 以来,农家书屋研究更多地偏向农家书屋本身,就农家书屋而谈农家书屋,难免有所局限,而把握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方向,领悟文化事业发展的深刻内涵,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农家书屋的认识, 需要选取有益的研究视角, 拓宽视野, 结合时代特征,产出更多的直指文化发展内核的研究成果。

1. 农家书屋研究现状梳理

作为文化事业深入乡村社会重要代表的农家书屋, 内涵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图书馆, 它内在的特性是作为乡村文化阵地, 并肩负国家文化治理使命。 伴随农家书屋工程的进一步深入, 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它, 由此农家书屋研究成果也愈加丰硕。 在CNKI数据库中, 将要检索的文章限定 “核心冶 和 “CSSCI冶 两种数据库, 并在“主题冶 栏中输入 “农家书屋冶, 从2006年到2014年间, 文章总数为719篇, 而文献数量的增长也是紧随农家书屋工程的发展进度。2006年, 农家书屋工程被写入 《国家 “十一五冶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列为国家文化重点工程, 此时, 关注农家书屋的文章还很少, 而谈论的主题更多的是对农家书屋释放的社会效益的期待。2007年, 农家书屋作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五项重大工程之一, 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开, 此时, 正是由于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行政村铺开, 成为全覆盖的农村文化设施之后, 更多的眼球被吸引过来, 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成倍增长 (见表3)。对农家书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现困境和落实重构两个思路上面, 不妨将 “困境冶和 “重构冶 作为梳理农家书屋研究的关键词, 一方面反思作为文化阵地的农家书屋为何走在了 “失序冶 的边缘, 另一方面总结和进一步整理重构的思路和提出拯救的策略。

表3 农家书屋研究文章发表情况

图1 2006—2017年文章数量走势图

通过直观的散点图可以发现, 从2006年到2011年核心期刊文章数量呈直线增长趋势, 以2011年为转折点, 文章数量开始下降, 2012年是下降元年, 到了2014年, 相关文章数量甚至低于2008年(见图1)。 虽然文章数量仅仅是一个参考, 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从近年来所发表的文章走势来看, 至少能够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 文章数量变化与文化建设规律保持一致。 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的这五年, 即2007年到2012年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弱小到健全的过程。 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五年同样是农家书屋从普及到全面运转的时间; 从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繁荣文化事业到十六大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伴随十一个五年计划提出 “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冶、2006年 《国家 “十一五冶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具体的文化建设意见和规划措施、 200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对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意见出台,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农家书屋从农村的新生事物变为普遍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第二, 文章数量下降, 表明关注的高潮已经过去, 农家书屋研究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视角、 新的维度, 而目前这些维度和视角是相对缺乏的。 另一个能够说明学界对农家书屋研究关注减弱的理由是, 从试点到全覆盖差不多十年之中, 农家书屋的成效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研究成果中能够提出的发展困境以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几乎穷尽, 发现和分析困境和需求重构的研究思路是农家书屋研究的主流,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 故同类研究增长很慢。

发现困境和需求重构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2006年以来的文章主题都是集中于 “困境冶 “重构冶, 因为这段时期中相关研究可细化的主题是多样的。 鄂丽君、 程文艳、 于蓓莉、 张仙等对农家书屋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式梳理, 并罗列了11—15种研究主题。 以于蓓莉、 张仙二人的整理结果为例,2006—2011年, 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 “个案建设与调查研究冶 “建设与发展机制探讨冶 “馆际协助共建冶 “可持续发展冶 “新农村冶 “出版与资源配置冶 等六个方面, 这六个方面的主题共占到整个文章数量的85.3%。 这几项具体的研究主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重点都是探讨农家书屋发展的困境和对策, 比如农家书屋的可持续研究, 主要着力点在于分析有碍于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不足之处——所谓困境, 而后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模式和相应的建议——所谓重构。 由此观之, “困境冶 和“重构冶 理应成为农家书屋研究的两个关键词, 因为此二者很好地反映了学者们普遍关注农家书屋的迫切心情: 期待农家书屋在各个行政村不仅实现形式上的 “全覆盖冶 而且切实运转起来以满足农村文化需求和保障农民文化权益。

2. 困境与重构: 关键词的谱写

直接体现农家书屋建设面临的困境和提出相应改进措施的文献比比皆是, 本文仅仅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 旨在呈现研究中具体的困境并梳理出明确的应对机制。

(1) 失序边缘的阵地: 困境

农家书屋建设已经处于了 “失序冶 的边缘, 这个论断毫不夸张。 虽然2005年农家书屋工程试点的时候, 国内主要研究对于农家书屋的前景普遍看好, 可是在实际的发展之中却因为农家书屋的日常管理不足、 供给机制不完善、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地方政府重视程度较低、 乡村治理格局死板等多方面的原因, 导致农家书屋建设在实际的 “落地冶 过程中, 始终处于运作无序、 发展无力、 前景无期的困局之中。

农家书屋的 “治理冶 之困。 南京大学郑欣撰文肯定了农家书屋取得的一些成绩, 却没有指出具体的成绩所在, 只一句 “取得了一定成绩冶 一笔带过, 笔锋一转, 直言有些地方农家书屋自建成以来就是从来没有面向农村群众开放过, 而是被一把铁锁牢牢地管控着。 他认为, 当前农家书屋实际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 一方面农民抱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 已经建成的公共设施却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除了农民对读书的兴趣还不浓、 读书习惯没有养成以及农家书屋本身的布局不均衡之外, 更主要的原因集中在三个方面: ①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政策执行。 于数字化政绩背后的乡村 “年检政治冶 和制度压力。 ③农家书屋供给主体的责任缺失以及信任危机。 郑欣所担忧的乡村治理不足所造成的文化建设困境实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乡村治理格局能够呈现一种该地实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治理格局存在漏洞, 那么将直接危害到农家书屋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工程的实施。

农家书屋的 “闲置冶 之困。 王晓艳曾对成都市所辖崇州市的15个行政村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发现造成农家书屋广泛限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表现在: ①农家书屋知名度太低。 于农家书屋图书太少难以满足农民群众的阅读所需。 ③现代新媒体盛行, 对传统阅读造成不良影响。 王晓艳所讲的 “知名度太低冶 主要指, 农家书屋作为乡村社会的新生事物,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宣传, 另外其本身的设施规模小、 日常开放时间不足等因素也制约了其为更多人所了解。 即便有部分群众前去阅读, 也会因为藏书量不足、 管理服务落后等没能很好实现自身阅读需求, 从而影响了借阅的积极性。信息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已有几年时间, 加之手机等移动终端和电子书阅读方式的兴起, 使得真正的纸质阅读反而 “市场萎缩冶。 新媒体盛行所带来的阅读方式的转变对农家书屋的不利影响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

农家书屋后续管理之困。 李晓文认为, 虽然农家书屋工程实现了全覆盖, 并且是中央和各级政府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后续管理工作理应成为政府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权益保障的重要抓手, 却在实践过程中处于与新形势、 新要求不相称的 “软弱涣散冶 的状态。 她认为农家书屋自建设之初便存在布局不合理、 管理人员素质较低、 开放程度不高等具体问题, 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农家书屋没有进行相应的适应性调整, 从而出现了诸多新的问题: ①自主意识不强。不少农家书屋存在着较为严重的 “等、靠、 要冶 思想, 对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发展冶 的基本原则理解不深, 致使所属行政村在人、 财、 物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由于乡村基层管理者自主性不足, 使得农家书屋的管理实际陷入了一种被动的局面。 在管理人员的选用方面出现了偏差, 有一定管理才干的人没有被选用出来, 而没有什么管理才干的人始终占据着农家书屋管理服务的岗位, 同时, 有的行政村甚至在农家书屋建成之后便对其不闻不问, 已经谈不上什么管理了。 于联动效应不佳。 所谓 “联动冶 主要指部门机构之间的管理互动以及农家书屋管理人员之间的互动。 部门机构之间的互动是严重缺乏的, 主要体现在乡镇文化站文化建设职能的缺位和错位, 导致其应有的文艺活动指导和培训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对于农家书屋而言, 其在培训管理服务人员方面就处于 “不作为冶 状态, 同时县、 乡、 村三级图书机构互动机制没能够建立起来, 使得农家书屋成为一颗 “弃棋冶, 孤零零地分布在广袤的乡村社会之中; 农家书屋管理人员之间的互动是严重缺乏的, 主要体现在乡镇主管人员和一线服务人员之间缺乏联动。 通常情况是, 主管将农家书屋交给一线管理人员之后就不再过问或是被动过问, 而由于基本业务素质的欠缺等问题, 一线服务人员也没能够很好地将农家书屋 “运营冶 起来。 ③创新发展不力。 农家书屋处于乡村社会的腹地, 看似坐落于经济、 社会、 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处境中, 创新发展似乎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目标。 但是,从后续管理农家书屋的视角来看, 加强创新发展十分必要, 其意味着加强农家书屋的绩效考评等方面的创新, 从而提升其运作的效率。 从李晓文所提出的农家书屋后续管理三个方面的困境可以看到, 当前农家书屋建设的基层自主性不足、 管理互动机制匮乏、 管理信息共享不足以及管理方式创新不足等现实问题。 笔者以为, 在这几个困境之中, 农家书屋建设的独立性、 自主性意识不足的问题最为严峻。 一方面, 这反映出来农村文化建设中普遍的 “等、 靠、要冶 的落后思想, 另一方面, 在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均等化进程中, 农村自主性的不足都是一个 “短板冶, 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大发展的最大壁垒。 若自主意识不强的问题没能首先解决, 那么联动和创新机制将难以真正建立。 如何重塑农村文化建设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成为文化建设相当长时间内都要直面的棘手问题, 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农家书屋研究中涉及困境的文献还有很多, 其主要围绕农家书屋的自身管理、 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 农家书屋的开放和服务效果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比如付敬华考察了云南麒麟区图书馆农家书屋工作之后指出, 农家书屋还存在服务能力不足、 后续资金难以保障等实际困难; 王少军认为农家书屋在管理和使用上还存在 “无人管、 无钱办、 无人看冶 和规章制度难落实等问题; 鄂丽君、 程文艳、 郑洪兰等则以 “危机管理冶 的全新视角, 阐释了农家书屋面临特定危机的脆弱性, 并指出当前农家书屋整体面临着资源、 人才、管理、 服务、 安全等五个方面的危机, “农家书屋这种受政府保障的生存方式、 没有竞争的环境等因素, 使得农家书屋对危机的爆发和威胁缺乏敏感冶, 由此, 关注和研究农家书屋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农家书屋困境研究所指出的困境是多种多样的, 治理之困、 闲置之困、 后续管理之困、 开放服务之困等等接踵而至, 纷繁复杂的乡村社会环境使得标准化的农家书屋工程处处碰壁, 无论是立足国家文化治理的初衷还是对具体文化权利的关照, 都需要直面困境,谋求出路。 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思路——重构。

(2) 拯救文化阵地: 重构

重构, 是继问题的大量发掘之后的对策构建的过程, 简而言之, 就是通过一定的策略和具体的路径来修补 “困境漏洞冶, 从而谋求农家书屋工程——作为一项文化惠民工程, 更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效益的最大化。

“拯救文化阵地冶, 实际是在梳理农家书屋困境之后所作的较为理性的评价。 文化阵地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场所, 它促成国家文化治理逻辑在乡村社会的延伸, 它成为精神的旗帜指引着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 文化阵地同时也需要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巩固, 单靠国家一己之力显然是不足取的。 乡村社会的流动性、 个体化、 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和商品化等都对农村文化阵地的巩固提出了挑战, 因此, 拯救文化阵地首先需要一种宏观的策略。

将乡村社会意识形态引向社会主义主流渠道, 并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 是国家文化下乡的原动力。 主流意识及其再生产实际体现了国家文化治理的逻辑, 国家正是通过农家书屋工程这种文化工具和手段, 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通过围绕农家书屋建设的多元互动以及开放服务, 实际实现了精神和治理的实践, 实现了文化的再生产。 胡惠林认为 “文化治理的特征是通过主动寻求一种创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冶, 而真正的文化治理是指 “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 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问题的工具化, 对象是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 主体是政府+社会,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共治冶。 文化治理能够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冶 的神奇效果, 在农家书屋建设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农家书屋建设的 “重构冶, 不仅仅需要文化治理思想的指导,还需要同时加强对农村群众文化权利的切实保障。 尊重文化权利,落实文化权益的保障对于我国文化建设顶层设计者而言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而具体如何在实地经验之中来保障农村群众的文化权益则相对陌生。

国内关于农家书屋困境的对策性研究颇多, 除了已有的针对具体困境而提出的相对应的对策措施可以实施外, 更重要的是借鉴模式类的研究。 农家书屋发展的模式, 是从那些已有的实际经验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 它首先做到了因地制宜, 其次也能够 “举一反三冶, 其核心要义能够为其他地方所借鉴。

“大书屋冶 管理模式。 刘晓云在探讨农家书屋发展方向的时候,指出了 “大书屋冶 的管理模式。 “大书屋冶 模式本质是一种整合资源、 力促现有资源效益最大化释放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它通过将一个地区所有农家书屋的图书在图书馆的协调下 “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分编、 统一分配、 统一管理冶, 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在所有农家书屋间实现图书通借通还、 文献资源共享的现代化管理格局。 这种 “大冶 模式, 实际是因当前农家书屋之间互动机制匮乏、 互动实践缺失的现实问题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 该模式的核心在于做到“四通冶: ①通网。 要求每个农户家里都通网络, 通过电脑终端访问电子数据库, 实现整合资源共享。 于通视。 要求家庭有播放新媒体资源的硬件设施, 比如电脑和VCD等设备。 ③通购。 实际就是建立图书资源交易、 物流平台, 方便农民买书和阅读。 ④通借通还。要实现通借通还需要和各级图书场馆资源共享。 纸质读本可以通过区域一卡通实现通借通还, 而电子资源则可以通过开放统一数据库, 实现便捷访问和浏览、 下载相关资源。 “大书屋冶 模式需要五个方面的具体保障: 严格规范的执行和落实、 合理而科学的资源布局、 可靠的经费保障、 图书馆专业技术和业务指导、 较高的利用率和运行率。 这种模式对图书资源的供给方、 管理和维护方、 受众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客观而言, 该模式更适合东部发达地区, 以及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农村社区。

欠发达地区农家书屋发展模式。 欠发达地区由于地方财政保障能力较弱、 乡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以及教育水平较低等原因, 农家书屋建设相对发展更为困难, 且不论农民群众自身的阅读兴趣和书屋本身的建设水平和开放服务水准, 仅从文化建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而言, 恐怕欠发达地区已经落后一大截了。 所以, 欠发达地区农家书屋的发展模式创新, 实际也是体现了文化在整个发展大局中的重视程度的提升以及地方政府务实谋变的态度。 黄丹总结了陕西农家书屋发展模式的先进典型, 提炼了三个关键词——农家书屋建设、 管理、 使用。 并认为陕西部分农村农家书屋正是在这三大环节上做文章, 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①农家书屋建设: 重完善资源配置。 建立了图书申报机制, 行政村干部首先调研本村阅读需求, 在实地了解之后填写申报表格, 表格中可以填写的所需的图书类型和领域, 这样就能够实现图书资源的二次分配, 将原来并没有配置到位的资源优化重组。 于农家书屋管理: 多视角切入细化管理模式。 主要是搭建农家书屋的运行组织机制。 完善了领导职责, 退休教师等精力富余的人群参与实际管理以及实行管理代理制度, 由有一定管理能力的机构代管, 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③农家书屋的使用: 重培育农民的阅读习惯。 主要通过发挥 “意见领袖冶 的示范作用、 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开展诸多文化活动等方式激发阅读兴趣。 林曦和赵大志考察了四川攀枝花的农家书屋以后, 总结了该地区农家书屋的发展模式, 将其定义为 “创新型冶 发展模式。 攀枝花农村地区农家书屋的创新主要体现在: 创新服务思路, 尝试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 比如让党员发挥示范作用, 参与农家书屋的服务和引领阅读风气, 通过发放阅读卡片以及举办流动板报和图书宣传点的方式激发更多人群参与, 不定期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聘请专家学者和本地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 邀请众多本村种田能手、 致富能人、 科技示范户走上讲台, 开办 “乡土讲坛冶。 攀枝花的创新型发展能够持续运转还必须依赖三个重要支柱: 农家书屋与企业“结对子冶、 农家书屋的利用情况与精神文明村、 社的评比挂钩、 加大资源整合的力度。 攀枝花农家书屋创新型发展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于: 结合本地发展实际, 整合区域可用治理资源, 为农家书屋 “造血冶。 攀枝花是一个工业城市, 企业众多并期望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有所作为, 企业-农家书屋的联动便充分适应了该地特征。

农家书屋的发展困境体现为三个方面: 治理之困、 闲置之困、后续管理之困 (或可持续发展之困)。 三个困境实际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剖析农家书屋建设的。 首先, “治理之困冶 着眼于农家书屋所处的乡村社会治理网络, 认为乡村社会的选择性治理困境本身为农家书屋等一类文化事业发展带来了阻碍, 所以其着眼点并不是农家书屋本身, 而是农家书屋所处的国家-社会互动环境, 体现了治理的视角。 这个视角运用到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以市民社会理论、 治理理论和公共行政理论等理论价值为预设, 表达了对基层文化建设中国家-社会互动机制缺乏的担忧。 其次, “闲置之困冶 和“后续管理之困冶 则着眼于农家书屋本身, 体现了文化管理学的视角。 指出农家书屋自身存在的不足, 比如场馆规模和设备简陋、 开放程度低、 知名度低、 书籍少而陈旧、 供给机制不完善、 持续运行乏力等, 这些因素都是紧紧围绕农家书屋自身而言的。 目前的大量研究, 都以后一种视角为盛, 往往都局限于 “就事论事冶。 “治理冶的视角运用不多, 意味着对农家书屋所处的乡村社会的政府行为、行政意识、 官民互动、 文化参与 (包括政策参与和日常的文化活动参与) 等特征缺乏应有的发掘, 由此对政府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国家文化治理的内涵、 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等都缺乏必要的认识。

所幸的是, 从农家书屋的发展模式之中可以隐约看到 “治理冶的内涵, 无论是对区域资源的整合还是农家书屋-企业的联动, 实际都体现了多元、 民主、 互动、 参与等治理的核心概念。 相信今后一段时间, 学界对于农家书屋的关注应该会采取更多的学科视角,运用更多的理论关怀, 从而以小小的农家书屋为切入点, 为农村文化建设大局提出更多有益的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