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回答开篇的问题了——中国历史的现实矛盾如此，是基本理念缺陷、政治权力争夺、经济路径锁定和外来冲击破坏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尽管两千多年里我们不断设法完善，但从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它们如同四个不同频率的周期信号波，或单独抵达波峰爆发，或同时叠加激化，从而牢牢地将中国扣死在周而复始的死循环里。四个波同时作用，能形成相对波谷的概率和时间当然小了，所以历史上的“盛世”不仅少而且短，通常不是新王朝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时刚经历了破坏性爆发，人口不足、百废待兴;也不是中后期，那时经济社会矛盾和外来冲突等将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往往是早期偏中叶的时候。事实也证明这一点，汉之文景，唐之开元，明之仁宣，清之康乾，莫不如此。
今天的我们离历史并不遥远，以辛亥革命为界刚好百年，而若实质性衡量，辛亥年后虽引入大批外部理念和政治形态，但四大循环一个未变，新式军阀依然是帝王思想浓厚的土霸王，腐败和政权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底子还是农耕老面貌，并同样经历了日本侵略等外部冲击，发生转变其实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所以，我们离历史实际上只有一代人的距离而已，不仅继承了四大循环的人口、经济、环境等客观遗产，更一脉相承了大量的文化、心理、社会意识等主观遗产。迄今的诸多政策判断、政府行为、大众舆论和民间生态等都体现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舶来的外部理念没有普遍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必要性，或者并未形成渗透心灵的清晰认识。
因此，四个死循环依然是中国实现稳定、走向繁荣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四大循环，实际也就找到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国家的根本途径。这个途径源于历史、立足文化、基于国情，会是最好的办法:
一是以动态为基础理念的国家。社会没有绝对的地位划分，不以静态、安分、服从为稳定的象征，一切政治、社会和财富地位能够通过动态的竞争获得，动态是最真的和谐。
第一，要逐渐改变儒家植入国民意识深处的稳定观，静态从未带来稳定;动态的喧嚣下是活力迸发、自动平衡和各安其得。传统的礼让值得提倡，但议论、反对、矛盾、诉讼同样需要鼓励，它们是社会活力的表现，是被寻租者有抵御能力的说明，夫其皆争，故天下莫能有大争。大自然里狼不追、羊不跑很奇怪，狼要追、羊要跑才正常。
第二，要明确全社会的福祉并非通过整体安排，而是每个个人能动态追求而实现。没有什么不可挑战，任何人都可以去实现梦想，人的出身、外貌、才干、际遇或不均等，但在追求的道路上并无任何制度歧视、权力阻碍和绝对垄断，没有任何提前规定好的“不行不准不能”把人的思想、能力、领域给框住固化，这须成为一切法律和政策制定、社会公议、个别主体行为的基本准则。万物以竞争而取天择，大自然因动态而美丽。
二是权力可以有效信任的国家。任何执掌国家权力者，无论其才能多么杰出、责任多么重要、受权范围有多大，也不能分配所有权力，必须有有限任期，按时要调离。且保证，能随时调整或重新决定由谁执掌、行使多少权力的最终权力以活生生的形式运行在人民手中。
第一，要形成公知、深入人心的权力社会契约。遵循上述原则，明文界定用人权、立法权、行政权、税收权、军事权、监察权等各项权力的内涵、归属、运行条件和程序，经全民普遍讨论和公决的方式确立该契约的权威和全民意识，违反者，全民共讨之。契约曰宪或其他法皆可，但知徒法不能自行，强权者眼中乃一纸虚文，只有让人人感到是参与该契约的一分子，成为全民信仰才是最强大的力量。而又要让执政者明了，本契约和多数人的支持实际上是其改革、行动最大的依靠而非束缚。
第二，要有得到一次伟大尊重的中立评判者。当有人违反了权力契约，其能够独立地根据既定规则和程序进行评判。由于评判者除评判外并无人权事权财权，本质上是弱势的，一旦判决得不到执行，就永远丧失权威。因此，需要有历史责任感的当权者利用一次被评判的契机，克制、服从和执行裁决，以伟大的尊重向全民宣示，为后世树立良好先例。
三是以百姓福祉为核心经济目标的国家。在确保生存权的基础上，实现居民实际获得的各种产品公平增长，救助总体增长下被甩出的部分底层和弱势群体，具有灾害应对储备和弹性，财政“量需而征”，避免转嫁压力。以政治指标报表、政府财务报告、宏观经济数据监测报表和社会指标监测报表为日常依据，确立粮食安全、可增效技术增长、无歧视多重转化分配、突出社会主义属性的社会保障等四大工作主线，并做好危机防范和处理应对。
第一，要确保粮食安全和充足供应。大国吃饱绝不求人。在无土种植等新技术得到大规模应用前，保证全国范围内的耕地等不可再生生产资料余额始终匹配可预测的人口增长需求;应对务农人口转移减少这一必然趋势，积极创新生产资料流转、经营方式、补贴等制度层，加强良种、农田水利、病虫害防治、气候变化、农业科技等技术层，双管齐下，减人不减产、亏损不减产;以信息技术和新式物流为基础，向城镇居民大规模分散直供农品，提高流通速率并降低成本;适当平抑以消耗基本粮食制造产品的工业，鼓励海外农场和进口作为补充。
第二，要形成可增效技术推动为主的产出增长。国民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在针对既有需求的生产供应能得到更好满足的基础上，不断发明和建立起新的生产部门参与交换和循环，简言之，即保证“存量”、持续“增量”。当相对更少的劳动力即可维持既有生产，更多的劳动力可以从事新部门的生产，分配给全体国民的社会总产出就不仅增长，而且优质。一个部门若使用更少劳动力却还能有更高更好的产出，必然是因为该部门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蒸汽机、电能、计算机、网络通信等都是这样能大规模提升全社会所有部门生产效率的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则不是，通常只是对现有部门的替代升级。大国要实现居民实际获得的各级商品始终增长，不断发明和应用可增效技术是“最高基因”，既保障产出总量内生增长，又自动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出口、海外投资收入等外部财富输入应成为巨大辅助。
推动技术革命是国家战略，为实现之，首先要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实现更大的市场化，允许私人部门进军各行业，市场定价利、汇率等资金要素和水电气矿等资源要素，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减少非危机情况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或行政干预。因为计划经济有订单保证，生产者没有创新动力;属于国有部门、政策垄断、政府引导则等于财务软约束或行政托底，生产者缺乏危机和效益意识;资金资源等要素不市场化则扭曲投资和产业结构;非危机政策干预更对价格、供需等正常市场波动信号产生严重扰乱，生产者易作出错误判断;只有完全市场竞争才鼓励创新、验证创新。其次是社会文化上树立国民教育的科技和商业导向，发明创造从娃娃抓起，重商重质从孩童熏陶。其次是更宽松的科研、人才、创业体制，国家大力研究前沿技术，降低营商成本，营造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碰撞的条件，市场化地创造先导性销售机会，减少科技人才后顾之忧，让企业如春笋般自由生长。
第三，要有无歧视的多重转化分配机制。一切产出必须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最终获得才有意义，在市场条件下，这个转化机制就是身份权利平等和保护、公共产品普惠、居民劳动性收入增加和分享增长红利的财产性收入。
(1)减小各种形态的二元差别，尤其是消除户籍、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人为性体制二元。不消除二元，转化就是人为拉大分配差距。同时，拥挤的城市无法确保公共产品质量，边际效用递减，住房、自然环境、安全等产品更显著恶化，必须立足现有乡村聚集就业、公共服务和环境要素，以青山绿水方式就地城镇化。(2)消除就业障碍，大规模失业的原因有机会垄断，缺乏就业能力，区域、行业劳动力供给过剩，或人群间商品交换循环失灵等。必须破除行业垄断和歧视性准入门槛，大力发展合同性公共服务，根据就业率和敏感度及时调整高校和普通职业技术教育方向及比例，用就业数字作为县、市域吸引投资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通过一定的人力组织计划、技术平台、互助金融和创业基金启动内生循环。(3)顺畅居民海内外投资渠道，构建针对现金流、资产实质和交易过程的风险监管体系，繁荣公开资本市场和个人投资借贷、私募股权投资、普通居民股权转让等非公开市场，扬帆出海分享新兴国家收益。(4)财政收入“按需征收”，政府资产负债表具有可持续性。明确税收仅用于依法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用于拉动增长，基本无法定税收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基建项目等投资以市政债券等方式在公开市场筹款，土地收入留给农民。富余资金放政府手中投资或百姓手中消费都拉动增长，用来做项目只富一小群人，发债券还可向百姓返利固定收益，占有土地一级市场更完全压低农民应得的财产性收入。(5)不要让通胀毁了收入成果。通胀是货币价值而不是商品、劳务价值贬值的现象，故主要靠货币政策应对，货币政策并非可增效技术，防止通胀是其最主要目标;同时，打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预期管理、收储投放和社会政策等组合拳。(6)不使易成为表面化诉求的各种社会问题激化。以一定的转移支付缩小地区、民族间差异，以个税、房产遗产税调节贫富差距。
第四，要有社会主义属性突出的基本社会保障和正确的危机认识应对。(1)在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尽早实现个人看病支出封顶，实现每个家庭拥有一套成本价基本住房，扩大提升失业保障水平，确保养老金保障程度，同时开发其他福利项目。(2)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采用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提高质量和效率，通过力量集合市场化地压低价格，大力发展电子医疗科技。(3)完善危机传感体系，通过媒体和真正代表最底层的立法、议政代表，第一时间反映民意，说出可能爆发一方的意见，以史为鉴，越繁荣越警惕。(4)去除镇、抚观，那是不负长期责任的“得过且过”，要真正发现根本矛盾，解决民众正当诉求提出的问题。(5)是倡导全民慈善，补官办保障领域之缺漏和人财物力之不足，实现无遗漏社会救济。
四是有强大对外竞争力的国家。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地理等天然劣势依旧存在，外来冲击的威胁从未泯灭。大国必须做的，是尽量克服劣势，务必让经济技术优势转化为军事力量优势，比可假想的外来冲击更强，不战可屈人，战则必致人。
第一，要培育民族危机意识和军事传统。农耕民族，忘战必危，承平日久，无备则患。国防教育进课堂，国殇日进行动员演练，企事业职工参加民兵训练可得等日带薪休假。“好男”要当兵，让立功受勋的军人享受崇高的社会尊荣。
第二，要尽力超越战略地理劣势。全军主战部队应具有高机动性、高适应性、远洋作战能力及与之匹配的后勤补给系统，建立国土立体防御网，实现跨岛链出击防御和超远程战略投送，能快速打赢局部战争。
第三，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和长期物资储备。大国军工求人则致于人，理论基础、设计试验、精密制造和测试等能力必须自己掌握，军工人才的待遇要高，要开展大量的前沿研究。同时，战备品、石油和原材料等物资需日积月累，起码能在应对短期局部战争时不转嫁财政压力。
第四，要有给力的盟友圈。独木难成林，大国的竞争力因盟友而强大，要政治家亲自抓战略外交、职业外交官办日常外交、各部门协同经济外交，形成价值观趋同的政治圈，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圈，共同防御和反恐的军事圈，并主导国际开发性、援助性和稳定性金融。
中国还没有从数千年的旧循环中完全走出，现在实则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国家治理已成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从政治到经济，从制度到实践，不谋全局而一域难谋。最后，我用下图对全文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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