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

主流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不实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有以下几种例外情况:

一是“最优关税论”，即一个国家的进口或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较高的比重时，可以运用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市场力量，通过征收适当的关税来提高本国的福利，改善其贸易条件(Johnson，1953)。

二是“市场失灵论”，即如果存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等市场失灵(或扭曲)时，自由贸易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如果扭曲存在于内部市场，那么就应该采取以纠正这种扭曲为目标的国内政策(税收加补贴)，那么自由贸易还将是最优的贸易政策;如果扭曲存在于外部市场，自由贸易将不再是最优的贸易政策。适当的关税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贸易保护从而成为“次优”的选择(Bhagwati，1971)。^[3]

三是“直接非生产性逐利理论”(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简称DUP)。巴格瓦蒂(Bhagwati)在1980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逐利行为的概念，并“将其与一般均衡理论的主体结合在一起”，“对显然不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与一般化”，从而把寻租理论纳入福利经济学和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之中^[4]。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资源被用在那些不生产产品和服务但是能带来收入的活动中去了”。在标准的完全竞争模型下，实现自由贸易的帕累托最优前提是国内生产的边际转换率、国外生产的边际转换率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三者相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贸易扭曲”、“生产扭曲”、“消费扭曲”和“要素市场扭曲”四种扭曲，使上述三者间并不完全相等。“如果存在扭曲的关税或配额，那么逐利行为和其带来的资源损失在直接或者初始的意义上是有害的;但是由于这种情况发生在扭曲的次优环境中，因此也可能间接地或者最终带来福利的增加。也就是说，在一种扭曲上面再加上一种扭曲不一定带来福利的损失，而有可能使得福利的损失变小”。“直接非生产性逐利行为虽然在短期造成了福利损失，但最终并不一定会造成浪费”，^[5]这不同于公共选择学派和寻租理论对寻租的福利分析的结论。

四是“新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政策”，其理论核心为引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来重新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并不是否认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对国际贸易产生的解释力，而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一大补充。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核心是国际贸易新理论，其结论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存在的前提下，政府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导致国家间的利润转移，将外国的垄断租金转移到国内(Brander and Spencer，1984，1985);保护本国产业，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Krugman，1984);并促进生产的国家专业化(Ethier，1982;Helpman and Grossman，1985)。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有很多经济学家从信息不对称(S.Lael Brainard and David Martimort，1996)、不确定条件(Simon Grant and John Quiggin，1997)、内生竞争模式和不对称信息条件(GiovanniMaggi，1996)等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延伸和扩展。^[6]

但是以上几种理论本身均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首先，最优关税的论点构成了贸易保护的古典基础，然而“最优关税”被别国报复的潜在危险削弱了这种理论的有效性，从而导致世界性的生产萎缩和福利下降。其次，某些条件下，贸易干预手段并不是纠正“市场扭曲”的最佳方法，而是一种用外部手段治理内部扭曲的“次优选择”，“最优”的自由贸易结果由于政治选择的限制没有办法达到，所以这种“次优”的论点是对自由贸易的背离。根据“特效法则”原理进行生产补贴或税收、要素补贴或税收、消费补贴或税收的福利效果要好于关税或贸易补贴(Bhagwati，1971)。同时市场扭曲很难被精确地辨别和度量，因此也就不容易轻易地做出贸易干预的调整。^[7]最后，虽然战略性贸易政策表明了贸易保护政策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积极作用，但该政策的运用需要大量近乎苛刻的微观信息，比如垄断厂商的数量、进入壁垒的高低、厂商在市场中的竞争行为和类型等，很难保证政府比企业具有更完备的信息，“看不见的手(市场)可能不太有力，但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却是残疾的”;^[8]战略性贸易政策成功的前提是利润转移部分要超过关税的保护成本，只有市场超额利润足够大时，战略性贸易政策才有效;战略性贸易政策视企业的竞争类型而定，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9]另外战略性贸易政策容易造成对手的报复，从而爆发“补贴战”或“关税战”等贸易战，导致两败俱伤，造成两国国民福利的更大损失。几乎所有从事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学者都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政府制定贸易保护政策的理由，他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仅仅是一个研究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