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了满足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称霸世界的需要，美国总统的权力开始迅速膨胀。特别在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后，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威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认可，在战争中所攫取的外交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扩大。无论在国内政策还是在对外政策决策领域，总统都开始逐步取代国会在美国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由于国会在这段时期较少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开始配合和接受“帝王式总统”(Imperial President)的领导，让其充分地扮演驾驭美国的中心角色，而只在关键时候发挥“刹车阀”的功能。这一时期在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方面也不例外，美国国会站在总统背后的“纱帐之下”，默认、支持美国对日本所实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有两个方面的依据。
就理论渊源上说，“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以正在处于上升势头的政府和商界精英中兴起的国际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新政”(New deal)时期的最初几年里，自由主义仅仅是贸易争论中的一个观点。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自由主义观点占了上风。随着全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陷入战乱，随着战争的持续和获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占了上风的美国国际主义者当中形成了强大的共识，这就是威尔逊主义(Wilsonian):向商业开放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2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里，自由贸易的成功证实了其正确性，而大萧条使保护主义声名狼藉。”(朱迪思·戈德斯坦，1988)
就事实依据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日本经济复兴，推动日本民主化改革，目的是通过日本经济的非军事化，加强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削弱日本与美国抗衡的能力。1945年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向日本下达了实行五项民主化改革的指令:第一，赋予妇女参政的权利;第二，保障工人团结权;第三，推进教育自由化;第四，废除专制政治;第五，促进经济民主化。为扫除民主化改革的法律障碍，日本政府修改了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实行的宪政宪法，制定了具有划时代的“新宪法”，并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实施。根据美国的意图，日本政府进行了以农地改革、劳动改革和解散财阀“三大支柱”为标志的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彻底消除了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对日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影响，不仅为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而且为经济恢复和其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揭开了东西方冷战的序幕。1946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出笼，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在欧洲实施旨在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大规模经济政策——马歇尔计划，从而实现其控制欧洲对抗苏联的意图。而在亚洲，美国欲建立以中国和苏联为目标的军事同盟体系，形成对中苏的军事包围，日本在美国新战略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显，因此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变为全面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
1948年约翰斯顿报告书开始体现了美国由“非军事化”转变为经济复兴的对日经济政策内容。报告指出当前日本应解决的问题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生产水平的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发展贸易。具体的政策措施为:缩小赔偿规模、缓和排除经济集中政策、扩大援助、确立财政均衡、强化税收、确定汇兑比率、恢复民间贸易等。同时，报告书强调了把贸易立国和重化学工业化作为日本经济复兴路线思想的核心。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盟军总司令部起草的《稳定日本经济蓝皮书》(即稳定经济九原则)。九原则包括了提高产量、增加出口以及确定单一汇率制度这三项与贸易有关的原则。美国又为执行九原则提出了出口导向的道奇路线(Dodge Line)。1949年12月1日日本通过了《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和《输出贸易管理法令》。1950年1月1日，美国盟军总司令部将进出口贸易的管理权移交给日本，从此日本贸易快速发展。
围绕日本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美国对自由贸易政策的设想被用于日本经济的重建和复兴。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对日本的自由贸易政策。
1.确定单一的日元汇率
一直以来，日本的贸易只是日本政府根据占领当局的指示，从日本国内购买商品，然后再由占领当局输出。如此形成的收购价格是由日本国内价格来决定的，而出口价格则是由国际价格来决定的。这样每一种商品都有不同的汇率，甚至同一种商品也会有无数个汇率，这影响了日元币值的稳定，十分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以利夫·扬博士为首的“关于日元汇率政策特别使节团”在1948年6月向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提交报告书，建议以1美元=360日元来确定单一的日元汇率。美国占领军司令部认为只有日本的生产和贸易恢复到战前水平，才可能实现单一汇率，所以当时此项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到1949年4月，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为了推进“稳定经济九原则”，制定了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这一汇率考虑了日元贬值的实际情况，其后被固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1971年固定汇率制结束。确立美元兑日元的单一汇率，使日元重返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有利于日本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贸易往来，而且对日后日本扩大商品出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开放美国市场，提供经济援助
日本自然资源匮乏，大部分商品都从美国进口，而出口几乎没有，导致严重的巨额贸易赤字和外汇短缺。日美贸易结构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加剧了日本的“美元荒”现象，给美国带来沉重的财政包袱。由于日本外汇短缺，无法购买工业复兴所需的原材料。从1947年起，美国连续给日本拨款以解燃眉之急。而且美国政府以日本从战争中抢劫来的原准备用于赔偿的黄金和贵金属作抵押建立了1.35亿美元的“被占领的日本输出入周转基金”，由纽约银行管理。1948年6月，国会为了资助美国原棉出口日本，建立1.5亿美元的“自然纤维周转基金”。该基金既促进了日本纺织工业的发展，又解决了美国市场的棉花过剩问题，为美国的棉花建立了永久的日本市场。在1948年4月到1949年6月之间美国以“被占领地区经济复兴”援助计划的名义为日本拨款1.65亿美元。该计划为日本的工业原料提供资金，但只限于日本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亚洲援助计划。在整个占领期间(1945—1951年)，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总额为21.31亿美元，从1947年起的4个美国会计年度里，用于复兴日本经济的款项共15.17亿美元。[25]
3.扩大日本商品出口，积极寻求亚洲市场
美国在积极对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和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意识到单靠美国单方面的力量，不足以推动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必须要积极扩大日本的出口，积极寻求出口市场，特别是对亚洲的市场。第一，鼓励日本发展与中国贸易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对外贸易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出口生丝，进口棉花、石油、机械、铁屑为主的对美国贸易;二是以出口棉布、纺织品、杂货和进口铁、铝等重工业原料、橡胶、羊毛、棉花为主的对英国贸易;三是以出口工业制品、机械等，进口农产品、粮食、矿产原料为主的对中国贸易。[26]这是维系日本经济的重要通道，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必不可少的生命线。美国允许日中之间开展有限度的贸易活动，但避免日本过分依赖对中国的贸易，防止中国共产党成为日本强有力的杠杆。中国是日本的传统市场，日本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不但可以离间中苏关系，还可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对重建日本经济非常重要。第二，鼓励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更加强了对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管制。1950年6月底，美国开始禁止一切对朝鲜的出口，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随后宣布对中国和朝鲜实行全面禁运。
从此美国把实现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题为“日本的经济复兴与未来日美经济合作的发展”文件指出，由于历史上日本对天然资源的兴趣以及在1941年前日本对东南亚资源的开发，因此将日本的剩余工业能力与东南亚资源结合在一起，既能够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服务，又能够支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努力。[27]日本首相吉田茂也指出，日本“为了寻求生活之道，必须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28]美国政府积极支持日本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东南亚资源丰富，使之成为日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可以避免日本因资源短缺而重新转向中国大陆。第二，美国认为日本生产能力低，无法满足美国高水平的消费层次，日本应该寻找消费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向吉田茂提出建议，“日本不应当过多地依赖美国市场，因为日本不能生产我们需要的商品……日本应当在其他地方寻找出路，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诸国。”[29]
4.与日本进行双边关税谈判
与日本进行双边关税谈判，为日本商品打开美国市场提供便利是美国帮助日本入关的第一步。1954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首先进行与日本的双边关税谈判，1955年，美日两国在日内瓦进行关税谈判。
在这次谈判中，美国作出了巨大让步，而日本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的让步。美国包括356种商品的让步清单与日本只包括20种商品的让步清单形成鲜明的对比。美日双方在如下商品上引起一些争议:金枪鱼罐头、味精、圣诞树装饰品、双筒棱镜望远镜、显微镜及其部件、皮下注射器、竹制品、橡皮球、焰火，以及塑料花。在美国的妥协下，美国在棉纺织品、陶器、瓷器、玩具、珍珠、人造花以及金枪鱼罐头等轻工业商品方面削减了关税，而日本天然原材料和重工业及化学商品，如汽车、拖拉机、商用机器、抗生素以及电视接收器等方面削减了关税。[30]1955年5月5日，美日关税谈判结束。
5.帮助日本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美国帮助日本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政策，是美国复兴日本经济、推行全球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振兴日本经济，使其成为美国在东亚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和战略基地。
美国为了使日本与亚洲经济相结合，使之重返国际舞台，帮助日本加入了一系列的地区和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2年)、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1954年)、科伦坡计划(1954年)、关贸总协定(1955年)、联合国(1956年)、湄公河工程(1958年)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4年)。[31]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日本是无法进入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以日本加入GATT为例。
美国政府为了实现全球霸权目标，首要任务就是要振兴日本经济，使日本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只有把日本纳入国际贸易体系当中，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才能更多地分享全球贸易的利得与好处，促进日本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美国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行动不仅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国家的反对，也受到国内保护主义势力的巨大压力。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国家，都反对日本入关。其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32]第一，对来自日本竞争的恐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出口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由于日本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高，出口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如果日本入关，西欧的轻工业产品将有丧失市场的危险。第二，对日本所用贸易手段的恐惧。战前日本为了抢占国际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各国倾销商品，西欧各国深受其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仍然担心日本的倾销政策可能死灰复燃。第三，英国从心理上对日本在美国庇护下白白享受关贸总协定下的特惠权难以接受。
另外，美国政府不得不应付来自国内保护主义势力的挑战。美国作出了巨大让步，换取国会延长1934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使得美国政府能够与日本政府进行互相削减关的谈判，日本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成功入关。
但值得注意的是，就扶持日本入关的政策本身而言，日本并未享受到正式成员国所享受的所有待遇，14个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表示援引第35款，决定不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这在关贸总协定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歧视性的规定使日本一直无法与其他缔约国平起平坐，日本无法在政治上获得与经济地位同等的待遇。此后，日本一直把提高政治地位作为外交的重要目标。
6.首次强迫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实行全球贸易自由化战略与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在美国向日本全面打开国内市场的背景下，20世纪50和6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在没有建立完善的出口管理制度之前，同一产业过度、大量地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和钢铁等商品，对美国轻工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之间首次贸易摩擦。以轻工业产品为例，日本在1950年到1952年间，棉织品增长了40倍，衬衫增长了250倍。与纺织业处于萧条的1953年相比，1955年棉丝出口由200万日元增长到了10017万日元，棉织品由21亿日元增加到111亿日元，分别比1953年增长了60倍和5倍。女士衬衫出口1953年5000打，1955年增加到40万打，增长了近80倍，甚至出现了“一美元一件衬衫事件”。[33]
美国轻工行业针对日本中小企业无序出口带给美国纺织业的消极影响，向国会提出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请求。为了回避矛盾，1956年日本纺织业实行了自愿出口限制。1957年迫于美国压力，美日两国政府签署了《日美棉织品协议》，以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实行自愿出口限制，为日后美日贸易争端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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