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贸易政策变革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两大政治势力——强硬派和自由贸易派[28]在对日本的贸易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角逐。强硬派认为日本是一个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国家，由于实行了独特的产业政策和结构性的进口贸易壁垒直接危及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自由贸易派则更多的把美国经济绩效的恶化归因于其国内因素。美国贸易政策在变革之前，强硬派遭到自由贸易派的有力抵制，但是制度调整提升了强硬派的地位，导致了自由贸易派的瓦解。1985年第二届里根政府与日本政府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具体部门的谈判(MOSS)”，标志着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强调“规则导向”转变到强调“结果导向”和数量指标。里根时代的贸易政策代表了自由贸易派的一次“战略撤退”。[29]
在贸易政策的变革发生前，自由贸易派占有主导地位。“自由贸易—友好关系联盟”成功地抵制了所有以结果为导向的市场准入政策。以经济学家为代表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的贸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自身造成的，而且美国国内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比贸易问题更为严峻;而以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专家为主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则认为，过分地关注与日本的贸易纠纷，会破坏美国的全球军事和安全目标，不利于遏制苏联。而且，对日本实行特殊的贸易政策来确保美国产品销售的做法既与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相违背，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违背。
第一届里根政府时期对日强硬派遭到了如美国财政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CEA)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OMB)等支持自由贸易的机构强有力的抵制。国务院也恪守承诺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并任命经济学家乔治·舒尔茨为国务卿。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特别在政策讨论中解释了日本在制造业方面的贸易顺差的根本决定因素，并对那些强调双边贸易不平衡和日本做法威胁了美国国家利益的观点予以反击。
1983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出，日本在制造业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在全世界顺差量很小，而且日本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获得了大量顺差，这些事实经常归因于日本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的贸易利益。然而，贸易限制在长期来看，并没有提高日本的贸易盈余，而是导致了其他产品进口提高和出口下降，抵消了贸易限制的积极影响。日本在制造业的大量顺差和与美国双边贸易的顺差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自然资源贫乏，特别是石油，因此导致初级产品的贸易大量逆差，日本只能通过制造业的顺差来弥补其他方面贸易的逆差。
委员会的成员William Niskanen(1983)反映了对日本产业政策差异的传统自由贸易观点:和那些与我们国家有不同的经济政策、经济历史、制度和语言的国家进行贸易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国家之间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贸易壁垒，但它也是比较优势的基础。由于缺乏对日本产业政策的了解，会使我们对日本实行符合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和制度的更为严格的互惠标准，没有理由“出口”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和制度，也不想“进口”其他国家的法律和规则。
根据正统经济学，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日本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一个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由于日本的壁垒所引起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是不依赖于其他国家行为的最优政策，大量的证据支持自由贸易范式。总体来看，自由贸易派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观点:
①贸易政策本身既不是日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也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手段，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的症结在于两国的结构性经济差异，具体表现在储蓄—投资比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贸易构成等方面。
②从自由贸易理论出发，认为不应过分夸大日本经济体制的差异和日本在日美贸易摩擦中的责任，与欧共体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产业内贸易和制成品贸易仍处于正常水平，美日贸易失衡更多地是源于要素禀赋差异等基本经济要素，而非日本的经贸战略和国内体制。正如日本贸易壁垒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损害，美国也将从对日本的限制性的行为中受到损失。如果美国经济繁荣，则与日本的贸易逆差就会缩小，而美国的经济繁荣则要依靠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③日美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两国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储蓄率过低、日本储蓄率过高以及资本成本过低的现象。在缺乏如国民储蓄、投资和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调整的情况下，日本减少贸易壁垒的行动对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将会起到非常小的作用。二是日本出众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战略，这使得日本制造业的平均竞争力高于美国的同行。三是日本缺乏在市场开放方面的互惠，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商业行为和大部分日本公司及政府官员对高科技产品进口存在的消极态度。
因此，第一，对面临日本激烈竞争的美国产业的保护;第二，狭义的阻止日本进入美国市场，以此作为对日本设置贸易壁垒进行报复的互惠政策;第三，其他干预在日本市场的结果与支持美国产业的政府行为，都是不合理的。
而强硬派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日本的制成品进口比例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产业内贸易的不足，而根源则在于日本根深蒂固的进口歧视以及常规手段之外的“非正式贸易壁垒”。
②日本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性投资政策，将其作为日美贸易失衡和投资失衡的首要原因。
③在国家发展目标和政策工具方面，日本既不同于美国和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不同于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因而在政治战略、业界和国家的关系、连接公私领域的政策网络等方面表现出相异的特征。
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上述比较研究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日本经济体制的若干“特性”上，如日本的政企关系、市场保护主义、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等问题。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广泛的“非常态”的结构性特质，并且存在严重的市场封闭性问题。
日本市场的封闭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主流的经济学分析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点:[30]第一，制成品进口偏低。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日本的制成品进口低于正常水平的40%。第二，整体贸易格局失衡，贸易顺差严重。第三，日本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表4—5)。第四，日本国内的商品价格大大高于别国同类商品扣除运输费用和其他相关进出口费用后的价格，也就是说部分日本垄断企业以本国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谋取了寡头独占利益。
表4—5 部分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Marcus Noland，US-Japan Trade Friction and its Dilemmas for US Policy［J］.The World Economy，March 1995，18(2):238
围绕上述现象，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威廉姆·克莱因(William R.Cline)、马克斯·诺兰(Marcus Noland)、佩特里(Peter A.Petri)、加里·萨科森豪斯(Gary Saxonhouse)等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学术争论。除了萨科森豪斯之外，大部分学者认为日本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封闭性(表4—6)。但是在第一届里根政府时期，极力主张政府偏离传统的、以规则为导向的对日贸易政策的强硬派遭到了自由派强烈有效的抵制。里根政府也顶住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自由贸易理念仍然占据美国贸易政策的主导地位。
表4—6 日本取消所有贸易壁垒情况下其制成品进口增加额的可选择估计
资料来源:Marcus Noland，US-Japan Trade Friction and its Dilemmas for US Policy［J］.The world Economy，March 1995，18(2):255
为了解决对日贸易赤字不断增大的问题，美国政府开始把要求贸易对象国市场开放作为贸易政策的中心，美国决定与日本共同就个别产品和服务市场领域对两国市场的习惯作法进行谈判。
1985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在日美首脑会议上启动了涉及电器、电气通信产品、药品和医疗器械、林产品四个部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部门选择谈判”(简称MOSS);1986年启动了有关运输机器(零部件)的MOSS谈判，其目的是消除在在这些部门中所有的进口壁垒，1985年成为里根政府使用301条款动议和导致贸易政策变革一个转折点。政府对强硬派放松了制度上的限制，对日本市场准入问题更加强调与美国贸易法相关的正式贸易协定和具体的数量指标，从1985年以后，美日双边市场准入协议急剧增加(图4—4)。在1985年以前只有6个正式贸易协定签署，而1985年MOSS开始以后，大概签署50个贸易协定。从此，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正式由自由贸易政策转为管理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
图4—4 美日双边市场进入协议
资料来源:John Kunkel，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Demanding Results［M］.London:Routledge，2003:80
3.日本异质论与对日修正主义的兴起
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和贸易协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贸易逆差反而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异质论”甚嚣尘上，成为“对日修正主义”理论风靡一时的依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日本异质论”的风潮，一时间“日本威胁论”成为美国国内各界争论的焦点。无论是国际关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学术界，还是美国国会、贸易代表等政界，都认为日本经济政治体制存在“异质”和“非常态”的结构性特征。日本与英美等其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上有着显著的不同，美日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宏观经济体制失调。因此，美国不仅要解决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应该通过双边协商为主的方式与日本进行谈判，对日本设定明确的时间界限和数量指标，对日本放弃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特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
根据《商业周刊》和著名调查公司哈里斯(Harris)所作的调查，69%的美国人认为对日贸易失衡“相当严重”，23%认为“比较严重”，合计达92%。其中，美国国会对行政当局施加的压力最为强大，要求政府敦促日本政府采取行动纠正美日双边贸易逆差。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参众两院关于日本的听证会数量急剧增加，远远高于70年代的水平(表4—7)，而且主要集中于日本对美出口和日本的市场开放问题(图4—5)。
表4—7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涉及日本的听证会数量(1971—1989年)
资料来源:贺平.外来压力与内部改革——日美贸易摩擦及其国内后果的政治学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145
图4—5 美国国会涉及日本听证会数量及其内容
资料来源:根据贺平.外来压力与内部改革——日美贸易摩擦及其国内后果的政治学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52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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